 放大圖片
 張一弓。 【文匯網訊】著名作家張一弓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月9日下午2時59分在河南省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1歲。
16歲開始當記者，一級級晉陞為副總編輯
張一弓，河南新野人。中共黨員。1950年肄業於開封高中。歷任《河南大眾報》記者、編輯、編輯組長，《河南日報》記者、文藝組負責編輯、理論處處長、革委會副主任兼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中共河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登封縣文化館副館長，河南省文聯創作員，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文學創作一級。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河南省第七屆政協委員。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說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一弓代表作》、《張一弓小說自選集》、《流淚的紅蠟燭》、《死戀》、《火神》、《死戀》、《野美人與黑蝴蝶》、《死吻》等12部，長篇報告文學《正大集團創業史》，紀實散文集《飄逝的歲月》、長篇小說《遠去的驛站》等。其中，《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獲全國第一屆中篇小說一等獎，《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兒和她的小嘎斯》分別獲全國第二、三屆優秀中篇小說獎，《黑娃照相》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張一弓集》獲全國第一屆優秀圖書獎。
據大河客戶端報道，他不是文壇上炙手可熱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潛心寫作，卻總能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時隔多年，他的作品依然能被人們常常提起，甚至流傳海外。2007年，《遠去的驛站》被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入到「中國當代名家長篇小說代表作叢書 」，而加拿大漢學家、維多利亞大學教授理查德·金把《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翻譯為英文發表。這時，距離這篇小說的首次發表已經有27年。
張一弓先生晚年得了嚴重的肺氣腫，呼吸量僅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右眼又近乎失明，離世前一年全靠呼吸機維持呼吸。病床上的他，仍在為因病不能繼續創作長篇小說而著急。
張一弓先生出生在開封，父母都是老師，先生自幼受文學熏陶，上小學5年級的時候就看《聊齋》、《吶喊》等經典著作了。抗日戰爭開始後，他跟著在河南大學任教的父親到處流亡，10歲那年，他們全家逃亡到陝西寶雞的一個農村，有一段時間沒學上，他就把童年生活寫成了一篇篇的紀事體散文。他照著父親書架上的書，自己設計了封面，寫上《斑斑文集》(斑斑是他的小名)，並在封底注上「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父母看了他的「處女作」就笑了。這個「文集」中有一篇內容提到，說大鼓書的女藝人在財主家的婚禮上說唱，他自己參加的是募捐隊，為宣傳抗日把她趕下台，女藝人哭著把辛苦賺的零錢都放在他的募捐袋裡，說：「我弟弟也在前方打老日呢!」那個時期，他描寫的兒童生活已融入民族的命運，只是他自己並沒有這種認識。張一弓的父親看了後直掉眼淚，他說，斑斑在寫大人的東西，他有一點感傷主義。
這是張一弓創作慾望的第一次表達。
新中國建立後，16歲的高中生張一弓成了年紀最小的記者。記者生涯給他提供了廣闊的人生舞台，不斷流動、不斷變幻的生活場景，使他的故事、他的思考和情感不斷增添著豐富而駁雜的內容。他把自己整整30年的青川年華交給了新聞事業，從見習記者一級一級地提上去，直到晉陞為副總編輯。讓他感到困惑的是，幾乎每次政治鬥爭都使他難逃干係，「反右」有他，「反左」也有他。「這是我精神上沉重的一面。但我並不怨恨，因為還有更多的人比我經歷了更多的磨難。相反，恰巧這一點，是促使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把果實掛上冬季的枝頭
被稱為「記者娃娃」的張一弓沒有忘記文學。1956年，他的第一部小說《金寶和銀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隨後，又有幾篇小說發表在湖北的《長江文藝》、河南的《奔流》、《牡丹》刊物上。其中短篇小說《母親》，被定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大毒草」，一篇短篇小說招來了20多篇批判文章。張一弓一下子沉默了20年，文學成了天上的月亮。「文革」結束後，他又因「文革」後期擔任了報社的領導職務而受到審查批判，調離新聞工作，被下放到嵩山腳下的登封農村。正是在他下放之前「靠邊站」的時候，他又暗自寫起了小說。1980年1月，《收穫》發表了他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發表之前，《收穫》沒有人知道他是何許人，按照當時的慣例，向作者所在地調查作者情況，徵求意見。主管部門領導認為作者有「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卻又兩次打電話，堅持不同意發表他的作品。是時任《收穫》主編的巴金拍板決定發表了它。在全國首屆優秀中篇小說評獎期間，初評小組一致推舉《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進入得獎名單，又再次收到來自河南有關部門的反對意見。文學評論家閻綱在《悼犯人李銅鐘》(見《隨筆》2001年第3期)中寫道：「評選委員會不得不向評委會主任巴金實情稟報並請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該作得獎，而且力主列為一等獎中打頭的一個。」在評獎二十年以後，張一弓讀了這篇文章，才知道了巴金對他的又一個巨大的支持，他說：「我感謝很多在寫作上支持過我的同志，尤其感激巴金，他是一座大山，扶植並庇護了一棵小草。他使我再次與文學結緣了。」
1983年秋天，當張一弓作為農村的業餘作者，已經獲得3次全國性文學獎項之後，才從農村被調回城市，到河南省文聯文學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他在「不惑之年」以後重操中斷了20餘年的文學「舊業」，一鳴驚人，以中篇小說的形式連續不斷地向文壇發起「衝擊」，以其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直面歷史的勇氣，以其強大的思想道德力度，唱起蒼涼悲壯的英雄之歌。他以《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連續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黑娃照像》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進入新世紀以來，他年過花甲之後所寫的長篇小說《遠去的驛站》，又獲中宣部頌發的「五個一工程」的優秀作品獎和新聞出版總署頌發的第六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張一弓並沒有因為屢獲大獎而得意忘形，相反，他卻從中感覺到了蒼涼，他說：「在文學創作上，我是一棵錯過了生長季節的老樹，到了生命的夏季才拚著命抽條長個兒，而試圖把原本屬於夏季和秋季的果實掛上冬季的枝頭。這樣的生命體驗感受是悲劇性的。」
把河南的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
雖然有著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張一弓的作品中卻絲毫看不出任何屬於他個人的委屈和怨尤。他說：「寫作必須具有對人間苦難的悲憫之心。我十分注意不要讓個人恩怨進入文學，不要用『小我』褻瀆文學，不要為僅僅屬於自己的傷疼發出刺耳的尖叫，我怕那樣我就會不公正，就會使作家應有的悲憫之心和道德力量受到損害。作家如果沒有悲憫之心就不要寫東西。不同的作家最後所要競爭的，不是寫作技巧，而是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我常常這樣勉勵自己。」張一弓認為，作家的創作雖然要表現「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共鳴，否則讀者沒有理由看你的作品。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張一弓才能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個人經歷的挫折中掙脫出來，深切關注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寫了30多篇、150多萬字的表現河南農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說。評論家認為，張一弓與河南其他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共同點是，關注農民的命運，具有濃郁的河南農村的鄉土氣息。但也看到了張一弓與河南其他作家的不同，雖然他所寫人物的語言特色和行為方式，都屬於地道的河南農村，但他的作品的敘述語言和結構方式卻是屬於城市知識分子的，甚至有歐化的成分，同時也從這種「不同」中看到一個屬於城市知識階層的作者，對農民懷有的深厚情感和悲憫之心，為他們擺脫苦難的掙扎送去沉重的吶喊或含淚的祝福。張一弓承認，他受到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深刻影響，但他並不擔心這會妨礙他的作品的河南特色。他十分重視而且非常喜歡在河南這塊土地上的深厚、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澱。在《遠去的驛站》中，他寫了父親、大舅和姨父三個知識分子及其各自的家族。在他們的家族史中充分融入了發生在河南的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書中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章節的標題：《胡同裡的開封》、《姥爺家的杞國》、《試論劉秀稱帝與老張家桑園之關係》、《關帝廟上的星星》，都打著真正的「河南」的烙印。還有大舅家族憂國憂民的「杞人情懷」，父親畢其一生都在尋找的南陽大調古曲《劈破玉》，已經把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另外，還採用了很多愛恨情仇的傳說，也都盡可能地保持了傳說地域的原始狀態。張一弓認為，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如此豐厚的地域文化，是任何其他國家的作家都做不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