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記者 江鑫嫻)上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大公報輾轉香港、重慶、桂林三地，堅守新聞陣地。其間，香港大公報揭露汪精衛的投敵賣國陰謀，「文藝副刊」成為全國抗戰文藝的重要舞台。重慶大公報在遭受日寇大轟炸的日子裡，始終堅持出報，刊出了《我們在割稻子》等抗日名篇。桂林大公報則為這座抗戰文化城留下了燦爛群星。1941年，大公報因在抗戰期間的卓越貢獻，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榮譽獎章，是迄今為止唯一獲此殊榮的中文媒體。
在香港獨家披露日汪密約
1938年8月13日在皇后大道33號，大公報出了在香港的第一期報紙。在發刊詞中，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寫道：「在這一年的民族神聖自衛戰之中，我們在津在滬的事業都玉碎以殉國……今後需要南華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所以我們更參加到港粵同行的隊伍裡來……雖然備歷艱危，而一支禿筆，卻始終在手不放。」當天大公報就突出報道了香港人紀念八一三淞滬抗戰的活動。
胡政之希望大公報能借助香港的特殊位置，讓全世界瞭解中國的抗戰。在受到了港英當局的種種限制後，大公報決定將文藝副刊作為抗日輿論宣傳的主陣地，陸續發表了沙汀的報告文學《記賀龍》、丁玲的《陝北風光》等很多來自延安的文學作品。
此外，大公報還引爆了一顆重磅炸彈。1940年2月22日，大公報全文刊登了一份總編輯張季鸞從秘密渠道取得的文件——《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簽署者分別為大漢奸汪精衛和日本陸軍、海軍、外務省的代表。文件中，汪精衛向日本承諾禁止一切抗日活動，承認偽滿洲國獨立，日軍可以長期佔領華北、長江中下游和華南地區。消息刊出後，舉世震驚。
重慶大轟炸下堅持出報
1938年12月，重慶大公報發刊。1939年，日本開始對重慶進行了長達五年的大轟炸。大公報老報人張炳富至今依然清晰地記得那些悲慘的歲月：「重慶李子壩的報館被炸，死了3人。」為了繼續出版，報館員工將印刷機搬到了防空洞裡，但仍免不了炮火的蹂躪。張炳富說：「那時候我是第二天到的現場，屍體從防空洞裡就像堆柴火一樣堆、架起，用卡車把屍體拉走。」
為了繼續出版，大公報不得不將印刷廠搬到了距離重慶兩百多公里外的一個農家院落，印刷出版後再運回重慶市區，從未間斷。
在日寇持續的大轟炸之中，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提出，讓編輯部主任王芸生寫一篇題為《我們在割稻子》的稿件，以長國人志氣。1941年8月19日，稿件見報，王芸生用激勵的筆觸寫道：「讓無聊的敵機在肆擾吧，我們還是在割稻子，因為這是我們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糧食就能戰鬥，就能戰鬥到敵寇徹底失敗的那一天。」
榮獲密蘇里新聞獎
1941年5月15日，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將年度「最佳新聞服務獎」授予堅持抗戰的大公報。頒獎詞寫道：「在中國遭遇國內外嚴重局勢之長時期中，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國內輿論者至巨。」
團結「桂林作家群」 推抗戰文藝新高峰
1941年12月8日，日軍猛攻香港，25日香港淪陷。炮火中，香港大公報匆匆停刊。隨後，胡政之帶著同事前往桂林。當時，桂林已成為中國抗戰文化繁榮發展的重鎮。茅盾、巴金、夏衍、田漢、艾青等一千多位文化界名流都齊聚到桂林。
在日本飛機的轟炸之下，大公報被迫進入桂林七星巖後面的溶洞中繼續出版。它與堅守在桂林的文藝界人士休戚與共，催生了抗戰文藝事業的新高峰。
披露豫災實錄為民吶喊
1942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大公報記者張高峰成首個深入災區採訪的記者。1943年2月1日，重慶大公報刊登了張高峰的長篇報道《豫災實錄》：「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萬的人正以樹皮與野草維持著那可憐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榮再沒有人提起，『哀鴻遍野』不過是吃飽穿暖了的人們形容豫災的淒楚字眼。」第二天，大公報又刊登社評《看重慶，念中原》。 大公報的報道與社評引起社會強烈反響。這一切觸怒了國民黨當局，大公報被勒令停刊三天。
抗戰時期，大公報相繼捨棄了天津、上海、武漢、香港、桂林五個報館。這也是一個孕育未來的時期，大公報贏得了讀者敬重，成為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的一份報紙。
毛澤東請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坐首席
1944年，大公報記者孔昭愷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延安，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請參觀團吃飯時，讓孔昭愷坐首席，他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把我們當人看」。
回到重慶後，孔昭愷發表了《西北紀行》，描述了延安的面貌：「過去兩年，陝甘寧地區通過大生產運動，開墾了數百萬畝良田，工農業取得豐碩成果，讓全國人民看到了未來中國的希望。」大公報配發了社評《延安視察的感想》，指出：「我們看到的延安進步情況，中共的努力成績，毋寧以喜悅的心情，而引以為慰，因為這些努力與成績畢竟是中國人幹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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