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浙江日報》報道，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離休幹部、原浙江省計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國防工辦主任、老紅軍郭德琳同志(享受省長級待遇)因病醫治無效，於2016年8月4日13時34分在杭州逝世，享年101歲。
公開報道顯示，郭德琳是江西省興國縣人，1931年5月參加紅軍，歷任旅政治部主任、鐵道兵團政治部組織部長等職務。
1949年6月後，郭德琳歷任浙贛鐵路軍事總代表、杭州鐵路局黨委書記兼局長、浙江省計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國防工辦主任等職務，1982年7月離職休養。
郭德琳於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軍銜，曾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2013年9月出版的《浙江老年報》曾記載了幾則郭德琳對紅軍時期工作生活的回憶。
1934年夏天，郭德琳從紅軍大學調到澎洋學校工作。當時郭德琳在9連當衛生員，他回憶，陳賡是校長，當時學員到野外演習，衛生員也要去。
陳賡先做好演習計劃，會提前趕到演習地點，找個隱蔽的點坐下，別人看不到他，他卻能清楚地看到演習的每一幕。
演習差不多結束了，陳賡出來，走到郭德琳面前說：「小鬼，你今天學到什麼了?做筆記沒?畫圖了嗎?」郭德琳拿筆記本給他看，不對的地方、寫的白字都被他改正過來，他還告訴郭德琳圖畫得不好：「山最高的地方畫上點，山坳處畫上點，連起來就是山了……」
「陳賡關心戰士們的學習生活，他喜歡叫我小鬼，我學畫作戰圖最早就是他教的。」郭德琳說，每一次演習完，陳賡都要叫「小鬼，筆記本拿來看看」。
1934年10月12日，長征的大部隊從瑞金的九堡出發。當部隊走到湖南時，上級幹部隊接到了一個任務——保護「五老」(徐特立、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陳芳武)的行軍安全。郭德琳回憶，「肖勁光(上干隊隊長)直接點了我的名，保護『五老』的光榮任務就落在我身上了，高興得難以形容。」
「『五老』中，徐特立年紀最大，59歲。他們都當我小孩一樣。」郭德琳回憶道，大家把徐特立親切地稱為「怪老頭」。為什麼?這個「怪老頭」看到別人扔掉的破草鞋，他就會撿起來，有空時洗乾淨、拆掉，把草條一捆掛在桿子上挑著走，太陽一曬就干了。「怪老頭」看看周圍的同志，誰沒有草鞋或者草鞋太破了，他就給人家一捆草條打草鞋。
長征途中休息時，「五老」就開始給大家講故事了，八國聯軍、義和團、21條約、南昌起義，郭德琳的很多歷史事件最早都是從那裡學到的。
1936年郭德琳從紅軍大學結業後，被分配做校政治部的青年幹事。7月31日，校政治部主任羅桂波帶了2個美國人來，指定郭德琳等3個青年接待。一個美國人持著生硬的普通話：「他叫馬海德，是醫生;我叫斯諾，是記者。我們來參觀的。」小宣傳員還和他開玩笑說：「你是『死老』。」沒想到斯諾還能更正說：「我不是『死老』，我是斯諾。」
郭德琳稱，當時相機算是稀奇貨，兩位國際友人身上各掛著2個相機，拍照動作看起來很專業。斯諾更活躍些，跑來跑去地照個不停。
待了一個多禮拜，斯諾臨走前說：「紅軍大學是個了不起的學校，是個中國工農革命勝利的學校!」
郭德琳認識夫人胡玉時，正在黨校四部學習。胡玉21歲，在四部衛生所工作。1943年11月18日，郭德琳和胡玉結為革命伴侶。
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夫妻倆到總務處領來一塊木板加寬床，領了一斤棉花、十尺布加寬被子。「那個艱苦的年代有什麼可準備的呢?我們就是買了幾斤紅棗和花生、幾包紙煙，借了幾把水壺。」郭德琳只請了本支部的同志，可是其他支部的老戰友聞訊不斷趕來，窯洞都坐不下了。郭德琳有點沉不住氣了，沒那麼多吃的招待大家啊。還好支部的同志幫忙解決了難題。
「我和胡玉同志結婚，沒想到陳賡來要好吃的，否則他就不走了。」郭德琳清楚地記得，陳賡、羅瑞卿、薄一波是第二天早上來的。陳賡開口就說：「好啊，你郭德琳結婚也不通知我，是怕我們給你添麻煩嗎?快把你的新娘請出來，把好吃的東西拿出來，否則我就不走了!」
新婚的郭德琳面紅耳赤。羅瑞卿出來打圓場。陳賡走的時候，親切地說：「不要送了，有空時和你愛人一起到我處來玩玩。有什麼困難可以和我們講，能幫忙解決的我會幫忙的。」
1944年12月4日，郭德琳的第一個寶寶出生了。因他出生在革命聖地延安，取名為延生，大名叫郭福興，「福興」是對全中國革命勝利包含著無限希望之意。據《浙江日報》報道，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離休幹部、原浙江省計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國防工辦主任、老紅軍郭德琳同志(享受省長級待遇)因病醫治無效，於2016年8月4日13時34分在杭州逝世，享年101歲。
公開報道顯示，郭德琳是江西省興國縣人，1931年5月參加紅軍，歷任旅政治部主任、鐵道兵團政治部組織部長等職務。
1949年6月後，郭德琳歷任浙贛鐵路軍事總代表、杭州鐵路局黨委書記兼局長、浙江省計劃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國防工辦主任等職務，1982年7月離職休養。
郭德琳於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軍銜，曾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2013年9月出版的《浙江老年報》曾記載了幾則郭德琳對紅軍時期工作生活的回憶。
1934年夏天，郭德琳從紅軍大學調到澎洋學校工作。當時郭德琳在9連當衛生員，他回憶，陳賡是校長，當時學員到野外演習，衛生員也要去。
陳賡先做好演習計劃，會提前趕到演習地點，找個隱蔽的點坐下，別人看不到他，他卻能清楚地看到演習的每一幕。
演習差不多結束了，陳賡出來，走到郭德琳面前說：「小鬼，你今天學到什麼了?做筆記沒?畫圖了嗎?」郭德琳拿筆記本給他看，不對的地方、寫的白字都被他改正過來，他還告訴郭德琳圖畫得不好：「山最高的地方畫上點，山坳處畫上點，連起來就是山了……」
「陳賡關心戰士們的學習生活，他喜歡叫我小鬼，我學畫作戰圖最早就是他教的。」郭德琳說，每一次演習完，陳賡都要叫「小鬼，筆記本拿來看看」。
1934年10月12日，長征的大部隊從瑞金的九堡出發。當部隊走到湖南時，上級幹部隊接到了一個任務——保護「五老」(徐特立、謝覺哉、董必武、林伯渠、陳芳武)的行軍安全。郭德琳回憶，「肖勁光(上干隊隊長)直接點了我的名，保護『五老』的光榮任務就落在我身上了，高興得難以形容。」
「『五老』中，徐特立年紀最大，59歲。他們都當我小孩一樣。」郭德琳回憶道，大家把徐特立親切地稱為「怪老頭」。為什麼?這個「怪老頭」看到別人扔掉的破草鞋，他就會撿起來，有空時洗乾淨、拆掉，把草條一捆掛在桿子上挑著走，太陽一曬就干了。「怪老頭」看看周圍的同志，誰沒有草鞋或者草鞋太破了，他就給人家一捆草條打草鞋。
長征途中休息時，「五老」就開始給大家講故事了，八國聯軍、義和團、21條約、南昌起義，郭德琳的很多歷史事件最早都是從那裡學到的。
1936年郭德琳從紅軍大學結業後，被分配做校政治部的青年幹事。7月31日，校政治部主任羅桂波帶了2個美國人來，指定郭德琳等3個青年接待。一個美國人持著生硬的普通話：「他叫馬海德，是醫生;我叫斯諾，是記者。我們來參觀的。」小宣傳員還和他開玩笑說：「你是『死老』。」沒想到斯諾還能更正說：「我不是『死老』，我是斯諾。」
郭德琳稱，當時相機算是稀奇貨，兩位國際友人身上各掛著2個相機，拍照動作看起來很專業。斯諾更活躍些，跑來跑去地照個不停。
待了一個多禮拜，斯諾臨走前說：「紅軍大學是個了不起的學校，是個中國工農革命勝利的學校!」
郭德琳認識夫人胡玉時，正在黨校四部學習。胡玉21歲，在四部衛生所工作。1943年11月18日，郭德琳和胡玉結為革命伴侶。
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夫妻倆到總務處領來一塊木板加寬床，領了一斤棉花、十尺布加寬被子。「那個艱苦的年代有什麼可準備的呢?我們就是買了幾斤紅棗和花生、幾包紙煙，借了幾把水壺。」郭德琳只請了本支部的同志，可是其他支部的老戰友聞訊不斷趕來，窯洞都坐不下了。郭德琳有點沉不住氣了，沒那麼多吃的招待大家啊。還好支部的同志幫忙解決了難題。
「我和胡玉同志結婚，沒想到陳賡來要好吃的，否則他就不走了。」郭德琳清楚地記得，陳賡、羅瑞卿、薄一波是第二天早上來的。陳賡開口就說：「好啊，你郭德琳結婚也不通知我，是怕我們給你添麻煩嗎?快把你的新娘請出來，把好吃的東西拿出來，否則我就不走了!」
新婚的郭德琳面紅耳赤。羅瑞卿出來打圓場。陳賡走的時候，親切地說：「不要送了，有空時和你愛人一起到我處來玩玩。有什麼困難可以和我們講，能幫忙解決的我會幫忙的。」
1944年12月4日，郭德琳的第一個寶寶出生了。因他出生在革命聖地延安，取名為延生，大名叫郭福興，「福興」是對全中國革命勝利包含著無限希望之意。
責任編輯：夏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