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香港文匯網 記者 朱燁 凱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年初在瑞士日內瓦發表了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主張共同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偉大進程,堅持對話協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贏、交流互鑒、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對此,全國人大代表、輔仁藥業集團董事長朱文臣在接受本網專訪時點讚稱,「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為全球一體化提供了一個 『方案』,世界將迎來合作共贏、多方互利的大好機遇。」
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區域政治環境複雜多變、貿易爭端風險偶有升級的情況下,誰能扛起自由貿易的大旗、挑起經濟復甦的重擔,成為今年最為矚目的經濟議題。「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在朱文臣看來,是千百年來中華文化精髓的傳承,也是中國歷來倡導的「合作共贏」思想的表現,既不負世界眾望、順應了時代潮流,又向各方傳遞了關鍵時刻,中國不懼艱難、敢於擔起國際事務重責的大國形象。
「一帶一路」成載體 創新驅動是途徑
他認為,對於落實「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絕對是獨一無二的載體。繼而,作為市場主體之一、掌舵輔仁藥業幾十載的朱文臣向記者揭示了「供給側改革」、「創新驅動戰略」及「一帶一路」之間的奇妙關聯。
「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的低端供給已經嚴重過剩,目前存在著低端過度到中端的供給不足以及高端供給缺失的現狀,」他說,「此種結構性失衡,造成了無效供給過大、有效供給不足,因此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推進十分必要。」這也就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朱文臣指出,在落實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改革過程中,只有創新驅動才能「殺」出一條新路,為低端升到中端乃至高端供給,提供路徑和方法。有了目的(供給側改革)和途徑(創新驅動)之後,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市場問題。朱文臣認為,「一帶一路」所能提供的戰略機遇和國際氛圍,其沿線廣闊的消費群體和空缺供給,恰恰為供給側改革提供了市場,為中國提倡的命運共同體理念充當了載體。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認知」先行 民營企業將成「帶路」主體
對於即將在五月份召開的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朱文臣則認為,這是從思想理念和政治層面上、對「一帶一路」的高度思想交流,「來的都是國家領導人和重要人物,解決的都是認知層面的問題,只有認知先行,才能落實行動。」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他對「一帶一路」賦予民營企業的機遇十分敏感。「國有企業或許以建設大型基礎設施為主,但民營企業肯定會成為走出去的主流力量,」他說,「更何況民營帶出去的行為規則、飲食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等都是 『一帶一路』上不可或缺的填充物,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力量」。他續指,文化不能靠簡單的說教,文化體現在點滴的生活中,最終要形成「一帶一路」大的氛圍和趨勢,肯定需要大量的民營企業和個體走出去,在「一帶一路」上把中國的文化和傳統文明帶出去,這樣對世界才能形成真正的影響。
民法總則為「母法」 法治、權利、契約精神缺一不可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河南代表團全體會議時,針對民法總則草案,朱文臣在大會發言中指出,民法總則是民法典的總綱,綱舉目張,整個民商事立法都應在民法總則統轄下展開,而民法總則的制定重新開啟了中國民法典的編纂進程,這對於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重要意義。
從1954年首次起草民法典算起,中國起草民法典之路,已經走了整整63年。63年之久卻不能完成民法典的制定,這在朱文臣看來,問題出在兩方面:首先是過於遵循民意導向和問題導向,弱化了立法本身的內在規律;其次是缺乏對立法規律和法治原則的把握,將基本原則與具體問題混為一談。他舉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民法典——《拿破侖法典》為例,指出,此部法典之所以影響至今,就是把握住了權利分立、自由平等、私有財產權以及契約精神等法律的基本原則。他續坦率指出,中國雖提出了像民事主體平等、自願和意識自治等基本原則,立法時卻一味看中解決具體問題,綱目不分,忽視了法律本身的規律和精神,把法律變成了相互妥協的「調解書」。
他表示,我們的觀念容易受到體制機制、執政方向的影響,所以容易停頓、反覆,甚至是逆轉,由此在立法時一定要把法治作為科學發展觀的有效載體。他建議,民法總則是民法的「母法」,因此一定要具有統領行、前瞻性、超越性,如果經過十年、二十年就修改,這就證明缺乏這些性質。
他指出,現有民事立法存在主體多元化、法律淵源眾多、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多且複雜等問題,並未形成系統。他希望,下一步能消除各法律間的矛盾、彌補法律漏洞、及做一些新規範的創造,「中國的民法典編纂,要借鑒國外有益的立法經驗,更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反映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要求,特別是要注重法治精神、權利意識和契約精神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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