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 當地時間8月17日，曾因為女性教育權發聲而被塔利班報復的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在推特上宣佈，自己被牛津錄取。2012年，她被塔利班組織報復，身中數槍，但奇跡生還。2014年，年僅17歲的她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
最年輕諾獎得主背後的故事
據新京報報道，2014年10月10日，馬拉拉·優素福·扎伊獲得了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成為諾獎所有項目中史上最年輕的得主。此刻起，她的名字和奧巴馬、安南等歷史難以忘卻的人一同，被安放在了當今世界人道主義的聖壇上。
而這一天，距她17歲的生日，只過去了不到三個月。
十七歲。我十七歲的時候，還是一個額上生著粉刺，擔憂著期中考，暗戀著後桌男生的普通女孩，如同全世界許多地方千千萬萬的少女一樣，經歷著青春期的煩惱與歡樂。而馬拉拉十七歲的時候，已經為巴基斯坦女子教育奮鬥了六年、從左額中槍中死裡逃生、出版了「可以和安妮日記媲美」的個人回憶錄、被《時代》雜誌評為了全球最有影響力百人之一。
一、是誰需要馬拉拉?
時勢造英雄，馬拉拉也不例外。她的成名是中東政權紛爭、美國企圖控制局面維護霸權地位、911事件後西方對伊斯蘭文明的恐懼以及女權主義脫胎換骨、煥發生機的綜合產物。
2008年底，塔利班控制了馬拉拉的家鄉--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的斯瓦特河谷。十一歲的馬拉拉也是從這時開始了自己爭取人權的活動。她以筆名「古爾馬卡伊」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烏爾都語網站上寫博客，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描繪了塔利班武裝控制下斯瓦特山谷的悲慘生活：槍殺和斬首成為街邊常景、往昔繁華的買賣市場門可羅雀、綠樹和山澗被炮灰和槍聲所掩蓋……更為要緊的是，該政權對婦女權利的嚴重凌辱以及對女孩受教育的全權干涉。2009年1月，塔利班炸毀了當地的100餘所女子學校，並頒布法令禁止女子受教育;一個月後，禁令解除，但是規定女孩只能接受嚴格的伊斯蘭教育，且需穿長袍上學—然而，這個解禁形同虛設，分散在斯瓦特街頭的武裝人員依然極度仇視女性教育，馬拉拉和她的同學們每天都在萬分的惶恐中上學：走在路上需四處提防，因為隨時可能被槍斃;許多老師頂不住壓力紛紛離職;家長們因擔憂孩子的安全而逐漸辦理退學—孩子們坐在教室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後一天。
塔利班政權在阿富汗成立之初，是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認可和支持的。甚至就在911事件前夕，美國還給予了其4300萬美金的資金支持。2001年後，美國全向反恐，與「基地」組織過從甚密的塔利班成為了重點打擊對象。在美國主導下的北約西方世界，開始將其認定為恐怖組織。對恐怖主義的後怕，漸漸演變為對遜尼派、普什圖的仇恨以及對整個伊斯蘭文明的牴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振臂高呼教育權利的巴基斯坦小姑娘，開始引起人們的興趣。
2009年春天，《紐約時報》記者亞當艾利斯找到了馬拉拉的父親薩胡丁·優素福·扎伊，並為他和馬拉拉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名為《消失的教室》。薩胡丁是斯瓦特當地一所女子學校的創辦者兼校長，馬拉拉是其中的學生。塔利班沒有炸毀他的學校，但是也基本上摧毀了其正常運營。片中的馬拉拉，面龐稚氣，眼睛明亮。十一歲的她緊攥著自己的書包，堅定地說，「他們無法阻止我，我要受教育，我要實現我的理想。」
紀錄片一經播出，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轟動。人們的眼光聚焦到了這個身陷於塔利班專政苦海、年少卻有思想的女孩。她與美國駐巴基斯坦代表理查霍布魯克會面，懇請幫助;接受CNN專訪，昭告天下;「我有大聲說話的權利」;被國際兒童和平獎提名;獲得巴基斯坦首屆青年和平獎。女權主義者愛她的勇氣和意志，愛她為同齡女孩爭取權利的擔當力和使命感;兒童保護者愛她獨挑大樑，讓世界看到了千萬個不幸孩童的身影;自由主義者愛她對知識的渴求，愛她明白教育是通往更好世界的天梯;西方國家愛她，沒有比她更好的反恐宣傳材料了;第三世界愛她，相信「巴基斯坦的女兒」能為他們帶來消失已久的寧靜與希望。
於是，就在這個發達國家內心惶惶不安、滿腹苦水無處傾倒的後恐怖主義時代，馬拉拉應運而生了。她填補了西方世界的心理需求，以及第三世界的生理需求。
然而，在馬拉拉的故鄉斯瓦特，卻傳來了另一種聲音。學校中的女孩子不認為馬拉拉是她們的「偶像」，甚至有許多人覺得，她整天拋頭露面，卻沒有為這一地區教育的發展做出任何實質的貢獻，一切還是照舊。更為可怕的是，有人開始質疑馬拉拉多年來所描述的困境的真實性。當地一名女校的老師說--
她所在的學校從未受到過塔利班的威脅。「誇大危機、污蔑普什圖文明、西方的棋子」等種種罵名也紛至沓來，更有甚者聲稱，馬拉拉其實是美國中情局的間諜。
無論這些爭議合理與否，都從側面反映了一個事實—馬拉拉的確是由西方打造的。在西方掌握話語權的今天，能被其選中的，才可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國際偶像。
二、成長與蛻變
在2009年的紀錄片中，馬拉拉還是一個羞澀、膽怯、聲音微弱的孩子。她說自己想當醫生，想學習科學，可是塔利班不讓她上學，說著說著，便躲到父親背後哭了起來。時隔幾年，她已經變成了演講台上自信、堅定的鬥士。是什麼讓這個尚未成年的女孩早早成熟了起來?是什麼讓她在短短幾年間完成了如此巨大的蛻變?
「窮人的的孩子早當家」，弱國的孩子也一樣。巴基斯坦的幼女被父母打扮成男孩在路邊賣花、姐姐不許上學在家裡照顧弟弟妹妹、五六歲的女孩子往往被賣給有錢的人家做媳婦。「食移體，居移氣」，在戰爭、流離和饑饉中長大，這些孩子往往都表現出了超年齡的成熟。動盪的時局、生活的壓力、對學業的渴求，使馬拉拉生性堅韌，這是她日後在更大的舞台上迅速成長的根本原因。此後，媒體的關注與曝光、鋪天蓋地的讚譽或中傷，以及頭部中彈的意外……豐富曲折的人生，無論換作誰來經歷，都會讓人成熟。這是她成長的土壤。
然而，除了這一切，馬拉拉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背後還有一個重要的推手，那就是她的父親。
2013年，時報記者，也是當年馬拉拉成名紀錄片作者--者亞當艾利斯，不知是出於對馬拉拉2012年遇刺事件的良心不安，還是為了趕上13年10月馬拉拉第一次成為諾貝爾和平獎提名者的新聞熱潮，又出了一部紀錄片，名為《製造馬拉拉》。片中沒有新的取景，只是回顧了她的成名經過，以及09年紀錄片未播出畫面的補充。用亞當自己的話講，作為這個女孩成名的助力之一，我們都應該為她的遇害承擔一定的責任。
在片中，亞當一再地強調，馬拉拉的父親，是對她一生影響最大的人。
薩胡丁·優素福·扎伊不僅是斯瓦特河谷私立女校的校長，同時，他也是當地著名的人權活動家，組織了大大小小的演講、抗議和遊行。他在採訪中說，「在我們這種國家，愛哭的孩子才會有奶吃」。亞當對他的評價是「一位有野心的父親」。
面對女兒想成為一名醫生的理想，薩胡丁顯得不以為然。「我看到了我女兒身上巨大的潛力，她應該成為一名政治家，而不是醫生。」
2009年5月，巴基斯坦政府軍進駐斯瓦特，全市人民被緊急疏散，馬拉拉一家也被迫背井離鄉。馬拉拉隨母親住在親戚家，與在外組織抗議的父親分離數月之久。她深愛她的爸爸。在他們還住在斯瓦特的時候，爸爸外出的夜裡，她常常擔憂他的安危，擔憂他像街上那些可憐人一樣被塔利班五馬分屍，擔憂自己再也見不到爸爸。她常常在夜裡驚醒，跪在地上向真主禱告。所以在她和父親分離的這幾個月中，思念和恐懼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馬拉拉。這時，她跑來告訴亞當，我改變我的理想了，我爸爸說我應該成為一名政治家，我要成為政治家。
然而爸爸在奔波和忙亂中卻忘記了她的十二歲生日。她發短信說，「爸爸，我收到很多祝福，我因他們而快樂，卻沒有因你而快樂。」
7月底，他們終於可以團聚、返回家鄉斯瓦特了。在回去的車上，面對鏡頭，馬拉拉顯得情緒低落、一言不發。爸爸說，「這樣不好，你應該顯得興奮一點。」記者說，你不必裝得興奮，告訴我，你為什麼不開心?她說，我擔心塔利班會還會回來，我們就又回不了家了。
在幾個月未回的家中，馬拉拉和弟弟發現他們的寵物雞死亡，頓時失聲痛哭。亞當說:
「我猜，是幾個月來的焦慮、思念的混合摧毀了她，直到這一刻，我才意識到，她只是個12歲的孩子而已。」
然而幾分鐘後，馬拉拉回到自己的房間，發現藏在這裡的書包、文具、書本和筆記都在，沒有在戰鬥中被破壞或扔掉—這是她最為擔心的。「一切都安全。雖然小雞死了，但是我的書還在。對我來說這更珍貴。」她笑著對鏡頭說。表情中帶著驕傲和平靜。
這件小事便可看出，堅強、冷峻和執著，是馬拉拉與生俱來的氣質。最早洞悉這一點，並引領著她走向前方的，正是她的父親。
幾年後，當馬拉拉從槍傷中恢復過來，在聯合國進行演講的時候，鏡頭掃到了觀眾坐席中的爸爸。他臉上微笑洋溢出的自豪，不像是在說「馬拉拉在為世界做出改變」，而是「看，那是我的女兒。」
父親究竟是剝奪了馬拉拉的童年，還是成就了她的未來?說剝奪，似乎欠妥;如果沒有成名，馬拉拉可能依然沒有童年。無法學習、無法讀書，每天提心吊膽只為保全性命;也可能會像其他女孩那樣，早早嫁人，然後躲在面紗和屏風後面過完一生。和她們比起來，馬拉拉是幸運的，她有一位鼓勵他受教育的父親、有全世界的關注、受到特殊的保護而生活在英國。說成就，似乎也言重。她父親的角色，可能更像是一個開發者，一個「星探」。知女莫若父，他從幼小的馬拉拉身上，透過她的單純、懂事和怯懦，看到了那雙眼睛背後的睿智、堅毅和爆發力。他把她吶喊的靈魂牽引了出來。儘管這使得她年少早成、車馬勞頓、身遭重創，在享受光環的同時還要忍受塔利班的死亡威脅、懷疑論者的批判與詬病。
但這一切看來，似乎都有點「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歷史感罷。哪個時代的英雄都不太好當，無論他是男是女，是長是幼。或，是馬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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