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都已成為制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基於這樣的原因，45年前的今天，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舉行了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並將每年的6月5日定為世界環境日。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保護生態環境，早已成為全球性的共識。但從理念到行動，仍然有一些尚未跨越的鴻溝。今天，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環境變遷的歷史，以看清我們當下的處境，以及即將面臨的挑戰。本期介紹的《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一書，是環境史專家約翰·麥克尼爾的代表性著作，希望能給讀者帶來一定啟示。
——編 者
回首20世紀，我們不得不驚歎，這100年間，人為造成的生態環境變遷強度是前所未有的。20世紀，人類使用的能源總量，是此前1000年用量總和的10倍。豐沛廉價能源的開發、人口大幅增加、經濟快速增長，與之相伴的，當然還有亞馬孫雨林的退化、南極臭氧空洞以及愈演愈烈的全球變暖……
據人民日報報道，正如著名環境史家約翰·麥克尼爾在他的新書《太陽底下的新鮮事：20世紀人與環境的全球互動》（中信出版集團）中一再強調的，環境的變遷以及社會與生態的關係，在未來注定要成為人類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
麥克尼爾是美國喬治敦大學環境史教授，著有《蚊子帝國》《大加速》等重量級著作。在《太陽底下的新鮮事》中，他將全球空間作為一個整體，探索人類對整個生態系統的改造，細節豐富，獨具創見。
相比同類著作，這本書最難得的一點是，它打破了傳統學科的狹隘視野，將環境與社會史、經濟史、政治史等多個領域的知識有機結合，為讀者勾勒出了一幅關於20世紀環境變遷的宏大而生動的畫卷。從一望無際的南極冰層、毛裡塔尼亞荒蕪的沙漠、加拿大凍原、深不見底的太平洋水域，到印度尼西亞的森林和倫敦的空氣污染……一個個鮮明的案例背後是複雜客觀的歷史剖析，而非僅僅是對現代人逐利進行簡單粗暴的道德譴責。
本書不只關注記錄環境變遷。作者真正感興趣的，其實是「地球歷史與人類歷史」之間的互動。在他看來，地球的現代生態史和人類社會經濟史必須並列討論才有意義。而這一點，恰好與當下我國一些環境學者的觀點不謀而合。
我們都知道，除了最重要的陽光接收與反射，大氣最外層幾乎不會與外層空間進行交換，比較穩定，也就是說，幾乎所有影響人類的大氣變化，都發生在低層大氣圈範圍。
事實上，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所製造的空氣污染只能算是些許塵埃。在50萬年前左右，人類開始學會用火，點亮了地球景觀，漸漸地有一些氣體釋放到大氣層中。但儘管如此，人類對大氣的影響仍十分有限。隨著時間推移，早期的城市出現了，而它產生的空氣問題也只是腐爛的肉類、食物和糞便所散出的刺鼻氣味。
今天，我們常說的大氣污染多半是指微量氣體的污染，如二氧化碳、甲烷、二氧化硫等。而在古代社會，空氣污染史仍然以煙霧和煤煙為主，而非微量氣體。自冶金術發明，在地中海地區，採礦與冶金便在經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因此，新的污染物——金屬污染物（銅和鉛）出現了，它們在海洋與各大陸之間漂浮，成了區域性污染的首例。
來自金屬的空氣污染早期不只出現在西方，事實上在中國宋朝年間我們就已經遭受污染的毒害了。宋朝時期，發達的商品經濟促使銅產量飆升，而低效率的冶金技術使高達15%的溶解銅等有毒氣體進入空氣，儘管當時銅產量不到現代水平的1％。
到了13世紀，倫敦開始使用煤炭，此後應用比例越來越高。根據作者的生動描述，家用煤炭讓17世紀的倫敦空氣一片煤煙，當時的人長期飽受咳嗽與肺病之苦。1780年以後，作為工業革命的主要燃料，人們對煤炭的使用更是變本加厲，空氣污染開始蔓延至英國其他地區。
第二次工業革命後，汽車尾氣管「挑戰」了工廠煙囪及家用煙囪的地位，道路交通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空氣污染來源」。大氣污染的歷史與工業化、汽車普及的歷史可以說是亦步亦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除了大氣污染的歷史變遷，書中還分別講述了水文圈、岩石圈、生物圈、土壤圈多個圈層的生態演變史，並在此基礎上巧妙地分析了人口增長、遷移、科技變革、工業化、國際政治、觀念等各種要素。
例如，上個世紀90年代的北美，土壤板結問題特別嚴重，每年甚至會造成十幾億美元的損失，而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農業科技的變革，拖拉機等重機械的過度使用；此外，像1930年以後非洲多個地區土壤侵蝕加劇，其中人口增長、經濟作物的種植、不確定的土地所有權等因素都是不可忽視的成因。
20世紀人類使用各種古老與現代方法，建造了數百座水壩、管井、運河、溝渠與管道，來改變原本的水源走向，以滿足各種需求。新科技與廉價能源讓人類能夠大規模探勘蓄水層，就連沙漠也不例外，城市因此快速發展，成就了許多國家的經濟繁榮。但這只是水源缺乏的短期治標方法，說到底還是無法持久。
歷史上全球最大的灌溉計劃，要屬位於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河盆地。這項計劃始於1885年，當時的英屬印度政府計劃在旁遮普西部重建並擴大莫臥兒時代的水利工程。通過工程技術，旁遮普的大草原與沙漠變成麥田，創造出以灌溉運河網絡為基礎的農業屯墾區，被稱為「運河殖民地」。但好景不長，至少從19世紀60年代起，鹽化現象便影響著旁遮普的小麥收成。到了20世紀60年代問題日益嚴重，洪水使得土壤持續泡在水中，地下水位也因此升高，水中鹽分進而進入作物根部，嚴重抑制植物生長，後來許多水庫大壩還引發了瘧疾。
總之，縱觀整個20世紀，在各種觀念和政策的漩渦中，對生態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人對經濟增長的迫切和對自身安全的焦慮。
麥克尼爾說，我們的思想、行為、生產及消費模式乃因應現今環境而生——也就是為了適應現在的穩定氣候與全球生物地球化學、豐沛的廉價能源與水源、人口快速增長以及日益快速增長的經濟等現象而生。事實上，全球範圍內已經有大約1/4的人們已經在享受著這樣舒適的生活方式。不過，在麥克尼爾看來，這樣的環境前提即使並非脆弱到不堪一擊，至少也可能是「止於暫時」的。一旦環境變遷，人們的偏好和模式也許會產生適應性不足的問題。
生態學若忽略了社會力量與歷史變動的複雜性，難免會自我局限。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環境史，一方面，是想通過探索人與自然關係的歷史發展過程來認識過去的利弊得失，避免重蹈覆轍，防患於未然；另一方面，這對我國的發展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比如更好地認識人口與土地利用的關係，進一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等。
而這，正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責任編輯：張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