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法國阿爾斯通前高管皮爾丘奇最近出的書《美國陷阱》，揭露了美國進行全球經濟戰爭的新形式。2014年美國通過所謂「長臂管轄權」等司法手段，支解了當時的世界500強公司法國阿爾斯通。皮爾丘奇在2013年去美國出差的時候被抓，美國司法部指控阿爾斯通公司在印尼的一起投資案行賄當地政府，逼他認罪，皮耶魯齊被和死刑犯關在一起，200多天沒見太陽。美國通過政治、經濟、軍事、司法等多種手段打劫全球，甚至連盟友也不放過，我國國際型的大企業自然也躲不開美國的明槍暗箭，中興和華為也先後中槍。
《美國陷阱》一書封面
據公眾號法意讀書報道，2013年4月14日，美國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法國阿爾斯通公司國際銷售副總裁弗雷德里克·皮爾丘奇（Frédéric Pierucci），剛下飛機就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逮捕。這場抓捕不僅僅是針對他的個人行為，而是美國政府針對法國阿爾斯通公司的系列行動，很快美國司法部指控皮爾丘奇涉嫌商業賄賂，並對阿爾斯通公司處以7.72億美元罰金；隨後，阿爾斯通的電力業務，也就是皮爾丘奇所在的業務板塊，被行業內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收購。這家享譽全球的軌道交通、電力設備和電力傳輸基礎設施領域的領先企業，由此栽了個大跟頭。而皮爾丘奇直到2018年9月才恢復自由。
《美國陷阱》一書作者，阿爾斯通前高管弗雷德裡克·皮爾丘奇（Frederic Pierucci）
2019年1月16日，皮爾丘奇的《美國陷阱》（Frédéric Pierucci, Matthieu Aron, Le piège américain，JC Lattès,2019. ）一書出版。在該書中，皮爾丘奇對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做了介紹，並警告人們，美國政府一直在通過各種手段，瓦解、消滅自己的競爭對手，阿爾斯通公司的消失，就是其中的一場悲劇。
出於對他們隱私的尊重，弗雷德里克·皮爾丘奇一家及其親戚的名字都作了修改。
正值阿爾斯通公司消失之際，我要向我所有的前同事致敬，他們是工人、工程師、技術工人、商人、項目經理。幾十年來他們都在努力實現另我們的競爭對手都羨慕不已的卓越產品，為確保法國能源獨立作出貢獻。
但不要誤解：即使這本書清晰闡述了一連串災難性的決定，我仍將完整保存着對這種團結與集體工作的回憶，這是我二十二年的日常生活。我知道這是我欠他們的。
以下為原著前言和第一章：
前言
這本書是關於一段地下經濟戰的故事。
十幾年來，美國在反腐敗的偽裝下，成功瓦解歐洲大型的跨國公司，特別是法國的跨國公司。美國司法部追蹤他們的高管，有時會把他們送進監獄，強迫他們認罪從而迫使這些企業支付巨額罰款。
自從2008以來，26家企業共支付了超過10億美元的罰款，通通進了美國國庫。其中14個是歐洲企業，5個是法國的企業，只有5個是美國的企業。
歐洲企業總共支付了超過60億美元，而美國企業少付3倍的錢。
僅就法國企業就已經支付近20億了，6名企業高管被美國司法部起訴。
我就是其中一員。
今天我不想再沉默。
第一章 【衝突】
突然，我變成一頭野獸。我穿上了橘色的囚犯服。我的身體被鏈條纏住。我的手腳被戴上鐐銬。我幾乎無法動彈也無法呼吸。我是一頭被捆綁的野獸。我是一頭掉進陷阱的野獸。
昨天晚上，他們把我關到一間單人牢房。整個房間瀰漫着一股濃烈的氣味，我幾乎要被熏到暈倒。沒有窗戶，只有一道極小的裂縫，我從中隱約看到一個陰暗的院子。還有灰塵、爭吵聲、尖叫聲以及不間斷的狗吠聲。這是一個噩夢。而且我又餓又渴，我特別渴，我已經8個小時沒有喝過水了。在一條簡單的廣播找人之後，我的生活突然天翻地覆。
首先就是這條廣播找人的消息。
國泰航空的空姐用甜美的嗓音和地道的英式口音傳達了一個表面上看起來無關痛癢的消息。這個溫柔的聲音卻宣告了一個災難的開始：「 請皮爾丘其先生下飛機時先到機組人員這邊來。」
我所乘坐的這架波音777剛降落在紐約機場的跑道上。
我在黎明時分離開新加坡，又在香港中轉，經過一段長達24小時的行程，我已疲憊不堪。
2013年4月14日正好晚上20點整。駕駛員的時間掌控的十分完美。飛機到達機場時，這個聲音開始迴響。
我是不是應該留個心眼？雖然我已經習慣了長途飛行，但我當時還是因為時差而腦袋昏昏沉沉的。在45歲高齡，我先後在阿爾及爾、曼徹斯特、香港、北京、溫莎（美康涅狄格州）、巴黎、慕尼黑等地任職，現在坐標新加坡。二十年來我在全球飛來飛去，為我的公司奔波。我已經聽過這種消息三四次了，要麼是提醒我官方約會的時間進行了調整，要麼是幫我找回在一次中轉中丟失的手機。
因此沒有經過特別思考，我出現在航班的領班面前。但這位年輕的空姐卻面露尷尬之色。機艙門剛打開，她窘迫而不自然地領着我走向一群在門口等着我的人。有一個女人，有兩三個穿着制服，還有兩個穿便服。女人禮貌地訊問我確認我的身份，然後命令我離開飛機。我幾乎沒有時間說出我的姓名，其中一個穿制服的人就抓住我的手臂按在我的腰上，然後迅速地把我的另一隻手臂按到我的背上，然後給我戴上手銬：「弗雷德里克·皮爾丘奇，你被逮捕了。」
我震驚到來不及作出任何反應。我就這樣任人擺布。之後我總是問自己：如果我沒有離開飛機會發生什麼？如果我拒絕下飛機呢？若是在我一隻腳都還沒踏上美國土地的情況下，他們是否還能夠這樣輕易地逮捕我？我沒有哼一聲就服從了。我可能還使他們的任務輕鬆了。因為我們理論上還在國際區域，在機艙出口的舷梯上同樣如此。
當時，我被戴上手銬。片刻後我回過神來，要求他們作出解釋。穿便服的兩人說他們是FBI的調查員。
——我們只收到一個命令：在機艙出口逮捕您，把您押送到曼哈頓FBI總部。到那裡會有一個檢查員向您解釋原因。
顯然他們也不了解更多情況。目前，我應該對這幾句話感到滿意，跟他們到機場，在兩個穿制服的執法人員的護送下，雙手被鐐銬到背上，宛如一個歹徒。其他乘客的目光讓我壓力山大。走了幾米後，我意識到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小碎步往前走。我身高1米83，體重將近100公斤，這讓我感到非常滑稽。比起滑稽，我更加感到不真實，好像置身在一部電影中，我彷彿在扮演DSK的角色，兩年前，他就像我一樣被FBI戴上鐐銬困住，痛苦地走在紐約大街上…
我只能在機場跟着他們，在兩個制服人員的看管下，像個歹徒一樣蹣跚前進。其他乘客的目光都在我身上。走了幾米後，我意識到為了保持平衡，我只能小步小步地前進。作為一個身高183、體重100公斤的大漢，我覺得這非常荒唐。更荒唐的是我有種演電影一樣的不真實的感覺，好像我是DSK，兩年前他也是在紐約街頭痛苦地前進，被FBI人員戴上手銬，栽贓陷害……最初的擔憂之後我平靜下來，相信這是一個誤會，這些警察只是帶我去找別人，經過幾輪查證後，案件就會真相大白，一切都會恢復原狀（近年來，肯尼迪機場發生的這種誤會與日俱增）。
我的「警衞」直接把我帶進了一個小房間。我很了解這個地方，在這裏, 美國當局會對懷疑有危險的外國人的護照進行細緻檢查。2003年，第二次伊戰期間, 鑒於法國採取的立場——希拉克總統拒絕參與美軍的行動——法國商人不得不在肯尼迪機場等候很長時間，直到美國官員同意讓我們入境。
今天，檢查更快了。在檢查了我的身份證件幾分鐘後，兩名探員將我帶出機場，乘坐一輛沒有車牌的汽車。顯然, 我就是他們等待的人。我是一個「好顧客」。這是個荒謬的故事，他們也可能只是把我和潛在的恐怖分子或者罪犯搞混了。就是這樣。但是為什麼呢？他們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呢？我做了什麼呢？
我不需要花太長時間仔細回憶我的生活。就個人而言, 我絕對是無可指摘。我在阿爾斯通工作，這種野蠻的逮捕可能與我的職業有關, 但我覺得可能性不大。我飛快地回憶我處理過的項目。自從我10個月前擔任鍋爐部門的全球負責人以來，我一直在處理新加坡的事務。在我看來，這沒有任何可疑之處。在這一點上我完全可以保持冷靜。
但我也知道，阿爾斯通經常因腐敗而接受調查，美國當局幾年前就已經披露了這一點。事實上，阿爾斯通涉嫌為取得合同而行賄，其中就包括印度尼西亞一家發電廠的合同。我曾經在這個項目上工作過。阿爾斯通聘請了外部「顧問」來確保拿下這個市場。
但這些事情可以追溯到2003年和2004年了，印尼的合同是2005年簽署的。已經過去10年了！太久遠了。最重要的是，我已經在內部審計時「洗白」了，這是我們的慣例。「洗白」發生在2010年或2011年，我記不太清了，但我確信的是——當汽車駛向曼哈頓時，我開始努力地回憶——兩位阿爾斯通聘請的律師曾短暫地對我進行了詢問。只詢問了一次，大概持續了一個小時。
就我所知，他們認為我遵循了項目組的所有程序規定，沒有錯誤，沒有責任。相反，2012年我還晉陞了，並因此獲得了如今鍋爐部門負責任的職位，該部門在全球有4000名僱員，營業額為14億歐元。此外，2011年以來，阿爾斯通的首席執行官帕特里克·克倫一直打算與中國的上海電氣公司建立一個合資企業，這將會是一個世界級的大企業，總部設在新加坡。
天哪！我被鎖在一輛汽車裡，手臂酸痛。手銬開始割傷我的手腕。我怎麼能想到，我僅僅在2003-2005年的印度尼西亞項目中扮演了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就遭到這種待遇。我又不是阿爾·卡朋！甚至不是他的手下！我翻來覆去地想各種出路，以及各種被捕的可能原因。調查人員把車停在了路邊。
羅恩和羅斯, 聯邦調查局的官員——我後來才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們覺得我「表現不錯」。很走運。
皮爾魯奇先生，你很冷靜，你沒有喊叫，也沒有爭辯。再加上你很有禮貌，和你這樣的人打交道是很少見的。我們會獎勵你一朵花的。
他們拿走了我的手銬，把我的胳膊貼在膝蓋上，我的雙手被綁在前面。這看起來沒什麼，但所有經歷過這種不便的人都知道：這個姿勢與把手綁在背後相比舒服多了。今晚交通還算通暢，我們不到四十分鐘就到了曼哈頓，FBI總部門口，汽車駛進了地下停車場。我們面對着第一座電梯。警察帶我進了電梯，但是是「倒退」着進去的。我看着他們，有點發愣。
從 1999年到2006年, 我在美國工作了七年, 會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但現在, 我有個疑問: 我真的要倒退着走進這個電梯嗎？
「這是為了安全起見, 皮爾魯奇先生,」羅恩解釋說。你不能看到我們按了哪個按鈕。在FBI總部, 你不能知道我們把你帶到哪個樓層, 或者在哪個辦公室接受審訊。
我被帶到了一個神秘的樓層。過了幾扇裝甲門後, 我們到了一個簡陋的辦公室。這是一個空蕩蕩的房間，房間中央有一張桌子和三把椅子。牆上伸出一根長長的鐵棍，我的警衞用手銬把我拷在上面。他們讓我一個人呆一會兒。突然間，門打開了，出現了一個新的調查員。
早上好, 皮爾魯奇先生。我叫塞思·布魯姆。我負責FBI對阿爾斯通腐敗案的調查，特別是印度尼西亞的塔拉漢項目。我不能再說什麼了, 幾分鐘後, 負責調查的檢察官就會親自來審問你。
塞思·布魯姆平靜而有禮貌地離開了房間。
責任編輯：劉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