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香港社會面對困境，依然撕裂，面對內地，依然糾結。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點出了其中關鍵原因所在，並給出了自己的對策。
馬丁·雅克曾在京都立命館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現是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也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一個客觀公正有良知的英國人!
他在去年8月的一個視頻中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問題的根本所在，他說：香港為什麼之前能成功?是走運!
以下為馬丁·雅克點評香港問題全文：
現在香港有這麼一種看法，說1997年以前，香港經濟繁榮是因為它很聰明、很自由，因為它可以順應形勢，因為它被英國管轄等等。
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對歷史的一種嚴重誤解。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末和1997年回歸之間表現不錯，那僅僅是因為它走運了。
我為什麼這麼說?
說它幸運，是因為中國內地從1978年起開始實施改革開放，一點點一步步，一直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才完全開放。所以在中國內地緩慢開放的過程中，香港自然而然地承接了中國內地本應該可以做的很多事情。
香港就像是內地的前方辦公室。所以香港從這段歷史中獲益良多。
其中之一，假如你是一家西方公司，不管是歐洲的，還是美國的，還是日本、韓國的，你想進入中國內地市場，最便捷的落腳點肯定是香港。
所以香港的騰飛並不是因為它很聰明，而是因為太走運了。他們的運氣不是英國人給的，而是因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作用。
加入WTO後，中國內地慢慢開始融入。如果你想進入內地市場，你還會繞道香港嗎?香港變得不重要了。
如果你想開拓內地市場，你可以去上海、北京、廣州或深圳，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你肯定不會去香港。
所以使香港在過去成功的因素，不復存在了。香港必須在1997年以後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它的落寞不是中國內地的錯，而是因為內地和香港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英國還無端指責，認為1997年以後香港出現問題——比如香港前總督彭定康就會說——是因為中國沒有在香港實現真正的民主。
在我看來，這種說法是典型的英式虛偽。
英國統治香港155年來，我告訴你，香港人連民主的影子都沒見到過。
他們給了香港人民普選權嗎?他們跟香港人探討過普選權嗎?一點兒都沒有。
直到中國開始收回對港主權的時候，他們才開始叫囂，香港必須採取西方民主體制。太虛偽了。
那麼香港今後該怎麼做呢?
我認為「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問題非常智慧的方案。只有文明型國家才會想出用這種辦法來解決問題，民族國家絕不可能這麼想的。
但到底什麼是「一國兩制」，怎樣保持「一國」和「兩制」之間的平衡?
這個方案的長遠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的長期統一，而不是加劇分裂。
我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的一個難題是，它對香港回歸的反應。記住，那時是1997年，中國那時才剛剛對世界開放，還有很多聲音質疑中國政府會怎樣掌控香港等。所以那時中國政府最自然的反應是要強調「兩制」。
香港回歸後，我在香港呆了兩年半的時間。我非常驚訝地發現，唯一能體現香港屬於中國的證據，是在港口某大樓上的五星紅旗。其他的幾乎沒有任何變化。一切都跟原來一模一樣。
這其實會帶來兩個問題。
第一，香港的治理源自殖民政府。它的機構架設都是殖民化的，是執行層面的，並沒有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殖民政府對香港的政治治理方向並不關心，因為這就不是一個殖民政府該操心的事。在以前，這都是倫敦的事。
但回歸之後呢?香港特區政府的形式，跟以前幾乎一模一樣。
第二個問題是香港的經濟。
相反地，一直以來英國喜歡吹噓香港的經濟是多麼繁榮，富有競爭力，但這都是胡說。
香港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沒什麼競爭力，是一個壟斷型的經濟。幾個商界巨頭壟斷了香港經濟。比如在香港最賺錢的房地產領域，利潤就在他們幾個之間分。
這種少數壟斷或者獨斷的經濟，必須改變。可惜的是，這樣的改變還沒有發生。
所以必須要打破香港現狀，允許香港對上述兩個問題做出必要的改變，採取另一種管理方式，採取一種更開放的經濟模式。
我們可以比較一下香港和深圳的命運。鄧小平特意提出深圳特區的想法，深圳是毗鄰香港的小漁港，與香港距離很近，深圳可以學習香港經驗、香港模式。
現在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今天的香港和深圳。深圳的變化可以說是天翻地覆，它現在是中國的技術中心，在科技競爭力和創新方面僅次於硅谷，而香港，什麼進步都沒有。
香港人討論過這些發展方向，但完全沒有任何進步。
我認為香港人民應該迫使中央政府，把它納入總體發展規劃當中。香港不應該讓自己遊離在外，而是應該積極地把自己當成中國的一部分。
他們不少人認為自己不一樣，「我們不是中國人」。在過去的155年裡，他們從未了解過中國。沒錯，他們說的是中國的方言粵語，但他們確實對中國一點都不了解，對香港的「北方」很無知。他們一直都是向西看，向英國看，向美國看，然後是加拿大等等。但他們從未向北看，向內地看。
來源：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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