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lague of the Philistines at Ashdod
【文匯網訊】持續的疫情，讓我們聯想到千百年來，貫穿人類曆史的種種災難。面對令人絕望的境遇，我們應該如何積極而有意義的生存?「災難」有意義嗎?我們又該以怎樣的態度反思「天災」與「人禍」?
不管是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還是過去的SARS病毒，抑或是臭名昭著的埃博拉病毒等等，它們所帶來的疾病，在曆史上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瘟疫。
曆史上那些悲慘性的瘟疫災難，是我們無法忽視和逃避的傷痛記憶。人類的文明也借藝術之手，生動形象地記錄了那些死亡和毀滅的悲慘瞬間。
那彌漫着悲哀氣息的繪畫，穿越時間與空間，令人心悸、不寒而慄，卻也讓後世可以直觀地感受到，曾經瘟疫籠罩下的恐怖氣氛，最終直面痛苦，深刻反思，從而盡快地走出災難的陰影。
在所有天災之中，瘟疫是比較特別的，和地震、台風、火山爆發、海嘯不同，這類天災是突然發生的，不論後果如何嚴重，也必然很快結束。
但瘟疫不同，瘟疫是一個過程，從爆發、擴散到遏制，整個過程都有人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果哪個環節有人為延誤或不恰當的處理，瘟疫也會成為「人禍」。
有時候，這樣的記憶還不能公開、充分的討論，保存就變得難上加難。然而，「人禍」的災難記憶比「天災」記憶更重要，對後世教育的意義也更深遠。
文章將重溫人類曆史上八大最嚴重的瘟疫。記住那些災難和創傷是為了避免曆史重演。
【1】雅典鼠疫Plague of Athens(公元前 430 - 前 427)
Peloponnesian War
公元前430一公元前427年的「雅典鼠疫」，發生在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
當疫情初現端倪時，由於長期以來的偏見，雅典人一口咬定是斯巴達奸細在蓄水池中投毒所致。
非但沒有認真防控疾病蔓延，反而將大量人力物力浪費在軍事討伐上，導致問題解決方向完全錯誤，待找到根源時已乏力回天，最終釀成了這場瘟疫慘劇。
雅典鼠疫在3年的時間里，幾乎摧毀整個雅典，消滅了近一半人口。城內外死傷一片，目光所及之處皆是一片地獄般的殘酷景象。
後來由米希爾·史維特斯所繪的「雅典鼠疫」，生動再現了古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場災難的景象。
Plague in an Ancient City, Michiel Sweerts
【2】古羅馬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公元164-180年)
Plague at ashdod，Nicolas poussin
尼古拉斯·普桑「阿什杜德的瘟疫」，真實描述了公元2世紀中葉，古羅馬安東尼大帝執政時期，突然爆發的「安東尼瘟疫」。
史學考證認為，「安東尼瘟疫」是鎮壓敘利亞叛亂後，羅馬軍隊帶回羅馬帝國的。這群鳴金回營的士兵回城時，除了攜帶戰利品，還有可怕的天花和麻疹，隨後在羅馬肆虐。
史書描述此病症狀為：劇烈腹瀉，嘔吐，喉嚨腫痛，潰爛，高燒或是生了壞疽，感到難以忍受的口渴，皮膚化膿。
據羅馬史學家迪奧卡稱，當時羅馬一天就有2000人因染病而死，相當於被傳染人數的1/4，羅馬徹底淪為一座死城。
瘟疫肆虐期間，連尊貴的羅馬帝王都未能倖免。先是維魯斯大帝於公元169年染病身亡，緊接着其繼承人安東尼大帝在公元180年，也因傳染而難逃厄運。
Plague at ashdod，Nicolas poussin
瘟疫足足肆虐了7年才趨於消停。然而，當人們覺得災難已經過去，從而喪失警惕之時，疾病卻在公元191年再度大規模爆發。
許多村莊從此徹底消散，城市人口也遭遇二次重大損失。
這場持續數年的瘟疫，使羅馬約750-1500萬人陸續斃命。瘟疫削弱帝國軍力，對社會和政治，文學和藝術領域造成毀滅性打擊，直接導致羅馬「黃金時代」的終結。
【3】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公元541到542)
公元4世紀以後，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東部拜占庭帝國以羅馬帝國一直試圖收復失地，統一羅馬帝國，再現往日的輝煌。
拜占庭帝國的皇帝查士丁尼，決定於公元533年發動對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戰爭。
然而就在他橫掃北非、征服意大利，即將重現帝國輝煌之時，一場空前的瘟疫不期而至，使東羅馬帝國的中興之夢化為泡影。
公元541年，鼠疫開始在東羅馬帝國屬地埃及爆發，接着迅速傳播到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區。最早感染鼠疫的是無家可歸的貧苦人，最嚴重之時，一天就有上萬人死去。
可如此嚴重的瘟疫，在疫情初期居然被帝國官員們瞞報了。理由很簡單：皇帝查士丁尼正在地中海一帶興高采烈地禦駕親征，不可驚擾聖駕。
直至事態已經演變到失控時，極度恐懼的官員才不得不向查士丁尼彙報，可惜一切都太晚了。死亡人數很快突破了23萬人，整個城市屍橫遍野，臭氣熏天。
居勒·埃裏·德洛內《被瘟疫侵襲的羅馬城》描繪的情景，正是「查士丁尼瘟疫」。
查士丁尼大帝也險些感染瘟疫，恐懼之中下令修建巨大的能夠埋葬上萬屍體的大墓，以阻斷瘟疫進一步擴散。於是大量屍體不論貴賤和長幼，覆壓近百層疊葬。
「查士丁尼瘟疫」是地中海世界爆發的首次大規模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居民死亡，生活癱瘓，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鼠疫繼續肆虐半個世紀，直至1/4羅馬人口喪生。
這次鼠疫引起的饑荒和內亂，徹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對拜占庭帝國造成了致命打擊，最終使東羅馬走向崩潰。
Saint Thecla Praying for the Plague-Stricken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
【4】中世紀黑死病(公元1347-1353)
四年間黑死病在亞歐非大陸呈爆發式蔓延
在人類對抗傳染病的曆史上，從來沒有哪場疾病的恐怖程度，能與發生在14世紀中葉的歐洲中世紀大瘟疫相比。
引起瘟疫的病菌由黑鼠皮毛內的蚤攜帶來，始於14世紀的中亞，俗稱「黑死病」。一旦發生便迅速擴散，從俄羅斯傳至西歐和北非，造成世界7500萬生命死亡。
「黑死病」因患者皮膚上會出現許多黑斑而得名，中世紀歐洲無論是衞生條件還是醫療條件都很差，根本無力抵抗黑死病的入侵，痛苦地死去幾乎是必定的結局。
老彼得·布魯蓋爾於1562年繪制的油畫「死亡的勝利」，就通過描繪骷髏過境時的恐怖景象，以天災亡靈軍團的隱喻，紀錄了這次讓人類曆史陷入絕望的黑死病瘟疫。
The Triumph of Death, Pieter Bruegel the Elder
文藝復興彼德拉克在信中寫道：「我寧願自己從未誕生：沒有天庭的閃電，沒有地獄的烈火，沒有戰爭或任何可見的殺戮，但死亡彌漫。有誰見過如此可怕之事嗎?」
創作於1446年的壁畫《死神的勝利》，被譽為意大利哥特晚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描繪的正是瘟疫爆發後死神肆虐的景象。
「下葬隊伍的場面」成為此時繪畫的常見主題。畫中不再是著名君主或聖人，而是去向墓地的無名受難者。
越來越多人認為黑死病是神降下的懲罰，教堂強調通過宗教儀式進行救贖，而對抗瘟疫的正確方式是懺悔 —— 當時許多繪畫，都描繪了受難者接受牧師祈福的場面。
死亡，成為嚴酷的事實。天堂遙不可及，地獄就在人間。以至於中世紀文化中，到處都有瘟疫的影子，人們用這種方式表達社會集體的絕望和沮喪情緒。
在1348~1350年間，這場空前的浩劫奪走約2500萬-5000萬歐洲人的生命，占當時總人口的1/3，曾熙攘喧嘩的城市早已淪為空城。
直至1352年黑死病消失。人們才敢打開門，走上街頭，等待日光驅散這皮膚之下、深入骨髓的寒冷絕望。
那麼這場疫情最終是如何結束的?黑死病超強的致死性，導致大批易感染人群消亡，新的病原攜帶人數越來越少。而沒被感染的人群除了隔離措施到位，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超強的自身抵抗力。
因此，當黑死病殺死了自己的所有宿主後，自身也隨之完結。這場令中世紀歐洲人聞之色變的疫情，就這樣逐漸銷聲匿跡了。
Blessed Bernard Tolomei Interceding for the Cessation of the Plague in Siena Giuseppe Crespi
【6】米蘭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 of Milan(1629-1631年)
Farewell to Cecilia During Plague in Milan Carlo Belgiojoso
1629年~1631年爆發的「米蘭大瘟疫」，包括倫巴和威尼斯，造成大約28萬人死亡，使米蘭成為名副其實的「恐怖之城」。
《米蘭大瘟疫》刻畫的，正是米蘭從天堂一夜墮入地獄的瞬間 —— 屍體多到連運屍車都載不下，市民需付給運屍人不菲的報酬，才能勉強讓親人遺體有一席之地。
細究根源，這場災難都是戰爭惹的禍。1629年意大利正在與德法交戰，德法軍隊聯手把瘟疫帶到意大利曼圖亞。1629年10月，瘟疫波及米蘭 —— 倫巴底地區商業中心。
當疫情初次波及米蘭之時，米蘭起初迅速啟動了教科書般標準的疾病防治措施，包括及時的醫護資源，嚴格的隔離檢疫，以及限制士兵與貨物出入境等等。
然而1630年初春，在米蘭舉辦的一場狂歡節，徹底粉碎了所有醫護人員之前的一切努力……在海量民眾的交叉感染下，瘟疫如同核彈般迅速引爆，繼而徹底失控。
最終，米蘭為這場狂歡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6萬具屍體，大概是米蘭當時所有人口的一半。一次節慶，幾乎毀滅一座城。
除了米蘭，瘟疫還波及意大利的許多主要城市，包括那不勒斯、倫巴和威尼斯，最終總共造成28萬人的不幸遇難。
the plague of Naples, Domenico Gargiulo
【7】倫敦大瘟疫London Black-death Plague(1665-1666)
「倫敦大瘟疫」是1665年~1666年間，爆發在英國倫敦的大規模傳染病，超過8萬人死於瘟疫，相當於當時城市人口的1/5。
瘟疫被確定為「淋巴腺鼠疫」引起的大面積黑死病，瘟疫襲擊的第一個地區是倫敦的聖吉爾斯教區。至1665年開春，由於人口激增和衞生條件的惡化，瘟疫開始遍布倫敦城。
同無數類似曆史一樣，疫情爆發之後，國王查爾斯二世及家人率先逃離倫敦前往牛津郡，留下一城老弱病殘，在被木板釘死的房子里聽天由命。
由於瘟疫蔓延的非常之快，不得不將患病者所住房子封死，門外漆上紅十字，嚴禁出入。每天限定時間從窗口送進食物和水。
成千上萬的病人，就是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淒慘死去，最多時一周死去的就不下萬人。熙熙攘攘的倫敦城，竟然完全變成一座寂靜的死城。
London Black-death Plague，1665
麗塔·格利爾的「大瘟疫」，正描繪了「倫敦大瘟疫」期間的悲慘景象：
「所有店鋪都關門，街上幾乎看不到行人，城內唯一能夠不時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運屍。每到夜晚，運屍車咕隆咕隆的車輪聲和哀婉的車鈴聲，令人毛骨悚然。」
The Great Plague,1665
記錄顯示倫敦的死亡人數從每周1000-2000人持續上升，至1665年9月，平均每周已經有7000人死亡。
幸運的是，在英倫半島南北接壤處的亞姆村，為了切斷瘟疫的傳播，率領村民們自願留下的威廉牧師，一起展開了與瘟疫殊死鬥爭。最終不幸的是牧師也死於這場瘟疫。
這個300多人的小村莊最後只活下來33人，也正因為他們無私的自我犧牲精神，成功阻止了黑死病繼續向北蔓延，為英倫留下了後花園。
Rescued From The Plague
這是倫敦曆史上的空前大劫難，卻也是道德力量得以顯現的時刻。
在這樣的特殊時期，信仰讓人們空前團結和虔誠，不同教派的人們摒棄前嫌，在同一個教堂里聽取佈道，就連鐵石心腸的殺人犯也開始懺悔。
災難確實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大家雖然身處絕境，卻依然在同情別然、互相幫助、奉獻愛心，保持着理性、堅韌和忍耐。
Saint Macarius of Ghent Giving Aid to the Plague Victims
1666年9月2日倫敦遭遇大火，包括聖保羅大教堂在內的許多著名建築被付之一炬。但同時也燒毀了大部分遭到感染的房屋，瘟疫狀況終於漸趨好轉。
1665年「淋巴腺鼠疫」是英國本土最後一次廣泛蔓延的鼠疫。之後，隨着英國政府着手大力改善各地區衞生條件，瘟疫的威脅再也沒有大規模出現過。
【8】法國馬賽大瘟疫Plague in Marseilles(1720-1722)
View of the course during the plague
1720年，法國城市馬賽遭逢瘟疫侵襲，是該市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災難，也是18世紀初歐洲最嚴重的瘟疫之一。
這次爆發的「馬賽大瘟疫」是典型的人禍。首例疫情出現在前往馬賽的商船里，一名土耳其乘客突發疾病暴斃，緊接着主治醫生及數名船員也隨即染病身亡。
當這艘滿載着病毒的「死亡之船」抵達馬賽後，港口機關原本下令將其隔絕，但馬賽的權勢富商拒不從命，因為有大量進口貨物積壓船上，影響其經濟利益。
於是愚蠢的富商向港口機關施加壓力，強製取消這艘商船的隔絕措施。商船入境後，徹底打開潘多拉的魔盒。
View of the Town Hall during the plague of 1720
幾天後，瘟疫在市區大面積湧現，醫院迅速爆滿，城市充滿了末世般的恐慌。他們無情地把病人驅趕到大街，任由成千上萬的屍體在周圍堆積成山。
經統計，馬賽的九萬居民中超過半數喪生 —— 這就是商人們為短視付出的代價。這幅作品真實的還原了瘟疫期間，市政人員在港口附近清理積屍的悲哀情景。
The Plague in Marseilles in 1721，Michel Serre
幸而得益於法國政府後續採取的強硬措施，這場瘟疫來得快，去得也快。
政府規定：若馬賽市民與其它地方的人有任何來往溝通，將會被處以死刑。為加強隔離，還建立了一堵高2米，厚70厘米的瘟疫隔離牆，牆後有守衞把守，徹底與世隔絕，終於快速控制住疫情。
The Wall of the Plague
在政府和民眾的共同努力下，馬賽很快從瘟疫中恢復。截至1765年，人口增長恢復到之前的水平。正是得益於政府的有效措施，這場瘟疫不像14世紀黑死病那麼大的破壞性。
Saint Augustine vanquishing the Plague of Locusts
還有一幅關於瘟疫的畫作，就是拿破侖遠征埃及時，委託新古典主義畫家安托萬.讓.格羅所做的《拿破侖視察雅法的黑死病軍人》。
畫作記錄了當時的著名事件，拿破侖軍隊在雅法(以色列)遭遇黑死病的侵襲。當時流傳謠言，說拿破侖將染病的士兵毒死並燒掉。於是惱怒的拿破侖於1799年3月11日親臨雅法，探望染病士兵。
Bonaparte Visits the Plague Stricken in Jaffa Antoine-Jean Gros
畫面中拿破侖不懼被傳染的危險，用手親撫染病士兵的身體以示問候。遠處依稀可見雅法古城城牆、法國國旗和炮火硝煙，周圍到處是染病及垂死的士兵。拿破侖此舉既鼓舞了士氣，又一舉粉碎了謠言，兵心大振。
可見無論在任何災難面前，領袖的精神力量和氣概，都如同強心劑，可以為散亂的人心注入勇氣與信念，古今皆然。
A monk visiting the victims of the great plague of Milan
災難之於人類，就如同西西弗斯的巨石，是一場永無休止的鬥爭。當瘟疫猝不及防來襲之時，熟悉的世界瞬間變得陌生，彷彿每個角落都潛伏著殺機。
The Tenth Plague of Egypt
然而，瘟疫也是與文明的發展同行的。瘟疫使人類獲得對新疾病的認知，發明對付疾病的新方法;生命價值觀發生改變，國家建立捍衞生命和維護健康的新機制，人類也更加懂得與自然界和動物相處的原則等。
法國作家加繆，在他諾貝爾文學獎的名著《鼠疫》的末尾寫到：人類終於「戰勝」鼠疫，港口燃起久違的絢爛煙花。
清醒的人們知道，因着人的屢教不改，瘟疫不死不滅，或許將來某日還將選中另一座城市予以痛擊，但加繆藉由主角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在今後，當『恐怖之神』帶着它無情的屠刀再度出現之時，那些不甘心懾服於災難的淫威、把個人痛苦置之度外的正義之士，一定會做些什麼。
因為人的身上，值得贊賞的東西，永遠多於應該蔑視的東西。」
Saint Ludwig Asks to Avert the Plague
保留災難記憶，絕非為沉浸在過去的苦難痛苦之中，而是為避免悲劇重演，走出曆史災難的陰影，實現社會的和解與進步。
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從過去的一場場災難中不斷學習，不斷反省。真實的記憶，可以促成人們對曆史過錯的道歉。其目的不在於追溯施害者的罪責，而是為以全社會的名義承諾，永不再重蹈覆轍。
Saint Thecla Praying for the Plague-Stricken
很多人都說多難興邦，到底多難是否興邦?
多難本身並不興邦，關鍵就在於每一次苦難中的這個邦的人民，是否會長記性，是否能夠成長?如果遇到災難，就不顧一切的裸奔，就互相怨恨的攻擊，就齷蹉精緻的利己，災難就永遠還是災難，再來一次還是一樣。
只有在災難中的人民，重塑了愛人如己的信仰，無論這災難導致了多大的危害，最終都能戰勝災難。讓我們堅守希望，靜候黑暗過去，迎接曙光再現。
(來源 | 壹號收藏)
責任編輯：曹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