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Haba sir
大公文匯全媒體報道：要了解香港教育的現狀，我們必須從100多年前的歷史說起，只有充分了解了歷史，才能更好地分析現在。英國在接收香港及新界租借地的初期，並不重視民生事務，其中就包括教育。當時的港英政府所謂教育承擔，只有幾間官立中學及近十間官立小學而已，完全不是普及教育，令很多適齡兒童未能躋身入讀政府開辦的中小學校。所以香港早期很多文盲，此時有些宗教和慈善團體有見及此，以自己的條件及能力，開辦義學進行義教，為一群未能入讀政府學校的兒童提供讀書受教的機會，造福莘莘學子。由於他們沒有使用政府資源，所以當時的港英教育當局也沒有什麼監管，包括師資及課程，而這些辦學團體也藉著辦學來宣揚自身的宗教信仰或自身的價值觀念和宗旨。而由於教會大多從西方引入，科學知識均較為文明及先進，所以也特別受家長的歡迎。辦學團體的背景及其目的的多樣化導致了香港教育發展到今天，不同辦學團體的學校，都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宗教信仰。
香港的發展史，是以1966年及1967年兩次大暴亂作分水嶺。港英殖民政府於兩次暴動後才對香港的各項民生事務進行大規模的重整，當然也包括了教育。政府除了維持官立學校外，也鼓勵1967年前已開始辦學的團體繼續辦學。為了吸引和提升辦學的質素，政府一方面免費劃出土地給這些團體自行集資興建校舍，或在一些徙置區的天台上建搭校舍，這就是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天台學校」。另一方面，由於政府開始向學校撥付其營運的經費並承擔教師的薪酬，所以開始對師資、課程有了明確的要求並進行監管，這也就是政府資助學校的歷史由來。
香港的教育以上述格局為開端發展到現在，如今的香港有五種類型學校，第一類型是官立學校，資金和學校管理都由政府負責，每一位老師都是公務員，此等學校約佔全港學校3-5%。第二類型是資助學校，資金是政府負責，師資和課程與公立學校一樣，但老師並非公務員，學校管理則由辦學團體負責，這就是校本管理，此等學校約佔全港學校90%。第三類型是直資學校，資金一半由政府負責，一半由家長承擔，師資、課程和學校管理都由辦學團體負責，此等學校約佔全港3%。第四類型是國際學校和私立學校，由於資金由辦學團體負責，所以師資、課程和管理一概都由辦學團體負責，政府只負責發出牌照，此等學校約佔3%。第五類型是英基學校，這些學校是回歸前為保障英國人在香港受教育的權益，回歸後仍然保留而已，現存只有幾間。
香港特區政府2019年投放教育資源七百多億，其中超過八成近六百億用於各類學校的日常運營，但反觀香港教育界的話語權卻並非掌握在特區政府手中，而是掌握在不同的辦學團體手中，這些辦學團體的話語權與其在全港學校的佔比正好成正比即接近九成。再看當初大家對逃犯條例的態度，有些辦學團體態度曖昧，不支持也不反對算是明哲保身，也有很多辦學團體公開表態反對。其實筆者早於1996年，參與香港籌委會的教育及社會服務小組中，也曾提出評估這些辦學團體當年籌建學校的費用，政府可以用合理的價格向此等辦學團體收購這些校舍，同時也可收回辦學權，以確保香港特區在回歸後教育體系不至於被其他勢力所控制。
再看教育局對官立學校和資助學校的老師的要求，僅僅是必須要具備本地認可的教育學士學位或通過相關師資培訓課程，同時也規定官立及資助學校必須要聘請此等學歷的老師，其他三類型的學校則可豁免。由於中學畢業後，申請入讀本地認可的教育課程或學位的學生，大多來自普通的基層家庭，他們一般都是經濟基層、視野基層、辨思能力也較基層的學生，成績方面基本也都是剛剛符合入大學資格，生活循規蹈矩，聽教聽話，完成師資培訓後，便擔任老師。這樣的老師由於其自身思想及視野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經他們所教出來的學生，重視記憶力，欠缺創意，只著意如何取得大學學位，爭取政府福利，提早排公屋，完全沒有遠見及獨立辨思能力，而教育是一項生命影響生命的工程，教師的工作不是僅僅是教導學生讀書認字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更加應當教導學生如何明辨是非尋求真相與真理，悲哀的是我們從官立學校和資助學校的學生身上很少能看見這樣品行，而更多的則是隨波逐流和盲目從眾。而那些中產家庭，他們的子女都會選讀其他那三類型的學校，由於那三類型學校的教師團隊與官津學校完全不一樣，所以培育出來的學生無論在視野、辨識能力等都不一樣。
如果事情只是按照現狀發展下去，也不過是平庸的老師教出了平庸的學生這樣一個平庸的結果，然而當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這個組織出現後，顯然讓這個平庸的結果向著更壞的方向發展了。這個「教協」成立之初，因幫助教師爭取提高薪酬和福利，所以廣受教師歡迎。起初他們也會專注討論教育議題，可惜到立法會設有功能組別選舉，教協的宗旨和表現就十分令人失望了，因為教協已變質成為政治組織!甚至可能已經成為西方敵對國家的棋。表面上教協為教師們提供各種廉價物品採取各種手段為教師們爭取職業保障和權益，但實際上教協所作的這一切，不過是想通過控制教師進而達到控制香港年輕一代的目的。而這些教師自身，亦為了獲得個人的一己私利，枉顧事實和真相。不管今天的教協是不是已經徹底變質，成為被西方勢力操控的政治工具、一個反國反港的群體，這些教師都自願閉上眼睛接受洗腦，同時也不自覺地向自己任教的學生進行洗腦，盡一切所能醜化中國。
此外，香港的教育制度也有很大問題，首先是十五年免費教育，三年幼兒教育，六年小學，六年中學。那些非讀書之才的學生，也要被迫留在中學裏要完成高中課程，他們無心向學，成績當然亦差，根本沒有能力入讀大學之餘，也影響了他們在其他方面掌握一個謀生之計的可能，再加上在一群平庸的老師教導下，結果造成香港整體中學生的學術水平下降，重文輕理，欠缺科創人才。政府為求再進一步照顧他們，竟然一方面在大學的學位外，增設副學士。另方面容許大學因欠缺理科學生，而放棄在大學開辦創科學位課程。黃之鋒就是此類產物的代表。
此外，回歸後的教育改革也出現問題，特別是中學課程刪減中國歷史的學習，改為出現通識教育。對於一個民族來講，不管是文化、政治還是經濟等等，它的現狀都是有過去的歷史所造成的，年輕的學生們對於中國和香港特區過去的歷史都沒有一個正確的認知，那麼他們如何才能看清當下香港所發生的這一切事件的真相，如何才能分辨出究竟那些是真哪些是假?通識教育本來沒有問題的，但由於此科目著意於社會時事，因此沒有一如其他科目由教育局負責撰寫的課程綱要。香港學校所有科目，都由教育局課程組負責撰寫各個科目的課程綱要，規定每個年級的學生在該科目所需學習的內容及綱領，而坊間的出版商會按此綱要編製教科書供教師使用。程序上出版商所編制的教科書要先經教育局審查，然後才由學校校董會決定採購那一個通過審批的版本。基於通識科沒有綱要，所以此科目的教材完全交由負責老師作專業製作，而毋須經教育局審查。因此，別有用心的教協便利用這個課程綱要審查程序上的漏洞大量製作對內地進行抺黑和醜化的教材，我們的下一代由於年齡太小見識太少，就這樣長期的被潛移默化洗腦了。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但在高等教育以下的所有中小幼稚園教育，都在本土主義的保護下，只容許具有香港身分證的適齡兒童就讀，所有非香港居民除非獲入境處的批准，否則一律不可以入讀此五類型學校，包括私立學校。此舉除扼殺香港教育向著產業化國際化發展外，同時也扼殺了香港學生與世界各地學生的深入接觸，以致未能讓香港學生擴闊視野，了解世界各地的狀況尤其是了解內地教育文化和經濟的發展狀況，除了那些中產家庭的學生能夠有幸隨家人去內地和世界各地旅遊以及那些成績非常優異的學生能夠有機會去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參加各種競賽從而對世界和內地有比較直觀的認識外，大部分的年輕學生對於內地和世界的認知都是停留在通識教材的內容上。從今次反逃犯條例引發的暴亂，可見今天的教育真的出了問題，包括學校、教育制度、通識科教材、教師及學生，必須要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
筆者有以下的建議：第一，在學校類型方面，建議立即停止開辦資助學校，並尋求有效的方法收回各辦學團體已創辦的學校。從權責對等的角度講，既然這類學校接受政府的資助，那麼這類學校的管理權也應掌握在政府手中，同時，鼓勵開辦國際或私立學校，此舉可以減低本土教師的數量。因為在公平競爭下，國際學校和私立學校更受家長歡迎，當學生都轉讀私立學校，政府除減少開支外，更可解決現時大量的空置校舍問題，可謂一舉兩得。而當這些官津學校的教師在減校縮班的陰影下，他們才會真正的重視學生的教育質量重視自身的職業發展重新審視自己作為一個教師的職責。第二，堅持香港各所大學的學術水平，不可以再以因本土學生的學術水平下降而降低入學標準，也不可因本土學生沒有理科人才而不在大學開辦科技科目。社會從來都是因競爭而進步，保護主義的帶來的後果從來都只有倒退。如果因此而沒有足夠學生的情況下，可以開放予世界各地具學術水平的學生入讀本港各間大學，當然包括國內所有城市，此舉除能保持香港各大學的學術水平外，也可讓內地優質學生到香港完成大學課程後，在香港各行各業甚至政府各個部門發展事業及工作，代替本土學生的回饋社會責任。第三，開放香港各階層教育予世界各地學生，所有非香港學生一律用者自付，如入讀官津學校須繳交成本價格，而入讀其他類型的學校，就按各學校的收費標準繳交費用。此舉除可增加政府收入及創造就業機會外，也可讓香港學生接觸世界各地文化及生活面貌。第四，有關通識教育方面，所有教材不論是教師自行編製或採用其他機構團體所製作的，必須履行與其他學科的教材相同的審查程序送交教育局或相關部門審查，此科目公開考試只設合格或不合格即可。此舉可以讓學生不用太重視此科目，還原基本通識已足夠了。第五，必須在中學甚至小學加強對中國歷史的學習和認識，把中國歷史科列為中學必修科目，以讓學生對於國家、民族和自身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大公文匯全媒體新聞中心供稿)
責任編輯：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