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志斌
7月31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因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政府決定援引緊急法，將原定於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8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現屆立法會議員延任一年，繼續履行職責。然而，這一以「民生安全」為要旨的決策並未在香港社會得到全面的理解。前有學者發言「擔心」押後立法會選舉，會加大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制裁，更「擔心」無法為香港政治「死局」尋找出路；後有反對派採用鍾庭耀的「兩門檻」定去留，試圖在維護與攬炒派的「和諧」關係之同時，維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此外更有奇談怪論，聲稱押後立法會本質上與疫情無關，無非是「逃避建制派慘敗的結果」，是對香港民主法治的破壞。種種輿論一方面折射出自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香港社會尚未清散的政治迷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在疫情面前，人心渙散，社會凝聚力缺乏。
押後立法會選舉究竟意味着什麼？或者說，對於反對派和建制派而言，延遲立法會的選舉，如何轉化為自我建設和發展的機遇，這是更值得關注和反思的問題。
首先，作為反對派的泛民陣營，必須有勇氣和意識與「激進派」和「亂港派」割席，回歸基本法的框架下，問政督政，為經濟民生出謀劃策。但反對派必須明白，這一前提在於所謂的民主不是「逢中必反」，更不是「攬炒香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香港的反對派是有其貢獻的，並且在社會成分和意見反應上，也具有相對的代表性。他們對特區政府的監督和香港言論自由的保障，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2013年，前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推出了總值330億港元的紓緩民困措施。在建制派高度讚揚這份預算案之時，反對派也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即認為政府對基層和中產階級的利益顧及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反對派的聲音，在制衡政府權力的同時，也成為理解香港社會的另一扇窗口。但是，在「佔中」之後，反對派漸漸淪為了「因反對而反對」、「因反對而拉布」、「因反對而亂港」的「激進反對派」，根本看不到他們「民主」的身影了！
其次，反對派不應自我淪為「敵對派」。像黃之鋒、羅冠聰之流的種種與外國敵對勢力勾結、亂港賣國的漢奸所為，實則是披着「反對派」外衣的「敵對派」代表。他們的目的就是在經濟上拖垮香港民生，在政治上將香港變成反中亂港、顏色革命的橋頭堡與試驗田。因此，我們必須將他們從「反對派」中剝離出來，予以嚴厲打擊。12名反對派立法會選舉參選人之所以遭到DQ，就是基於他們的政治立場與對香港敵對的行為，從根本上威脅到了香港穩定和國家安全。同時，我們也要為「忠誠反對派」的存在創造空間。「忠誠反對派」一詞的提出，在本質上是呼籲反對派應找准自己的位置，守住自己的底線。所謂忠誠，是對國家的忠誠，是對特區政府和基本法的忠誠，更是對香港社會的忠誠。正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所言，國安法的制定「絕對不是把香港反對派陣營或者泛民陣營作為一個假想敵」。
最後，建制派精英也必須清楚地意識到，為何香港市民對其信心和支持已不比當初。去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打著「民生」、「反暴力」口號的建制派敗於「攬炒黑暴」的反對派。建制派的敗北雖是受「修例風波」影響，卻也充分反映出其多年問政積累下的不足與弊端。一方面，建制派在對抗、攻訐反對派上過多地耗費了精力和時間，致使其在落實民生政策、促进產業升級和推动社會改革等實質建設方面頗顯乏力；另一方面，建制派的處事作風過於保守。由於缺乏與民間有效的溝通和對社會民情的精準把握，使得建制派對香港社會亂局的認識，顯得一葉障目。特別是當香港政府在施政上進退兩難時，建制派也變得無所適從，一方面要迎合、支持政府；另一方面又要應對與反對派的鬥爭。當兩者矛盾之時，建制派必然自陷旋渦，難以獨善其身。
對於建制派而言，延遲立法會選舉，既是難得的機遇又是嚴峻的挑戰。具體來說，建制派在支持政府依法施政之餘，也要有自己明確的思想主張、政治措施和政論方向。在反對亂港派的同時，也要做到能準確把握政局，及時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反擊，爭取主動出擊，一擊中的，化被動為主動，甚至還可以從反對派的聲音中了解民生和民情，提出更切合香港社會和市民的施政主張，重拾大眾民心。總之，香港的建制派，當要成為香港社會的「建設派」，為政治提供建設性意見，為社會實施建設性舉措，真正做到為香港市民辦實事，辦好事，辦成事。這是建制派結構性自我革新的要務所在。
（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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