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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專訊】10月9日，中共17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為期四天的會議將集中審議《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權威人士透露，《決定》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在去年12月至今年3月專題調研的基礎上起草成形，先後提交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在提交全會討論前曾廣泛徵求過省部級幹部的意見。
與會代表將逐字逐句對《決定》文本進行審議修訂，按慣例將於會議結束前所發的公報中展示其要點。而最終定稿的《決定》全文，據知情人士稱，可能在10月底公佈，最遲不會超過今年年底。
「全會將主要討論土地、農村金融和農民工權益三大問題，這是農村經濟的三大要素。」該人士稱，三農問題是中共歷屆三中全會的傳統，而這次全會將重點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城鄉統籌等執政理念，這是很大的歷史進步，可望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農問題。
另有消息人士告訴記者，此次三中全會後或會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討論應對面臨的金融危機。
土地問題有所鬆動
有消息人士向記者透露，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農村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承包權期限問題等內容會納入這次農地制度改革方案之中。
記者還獲悉，國土資源部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已經在進行農地政策的梳理工作，並根據國務院的要求制定了相應的農地制度改革系列政策，待到十七屆三中全會對農地政策改革定調後，有望集體推出。
「在土地問題上，預計將有兩種意見。」上述權威人士稱，圍繞土地流轉、農民承包經營權、農轉非指標等議題，地方可能會要求中央進一步放權，而中央的著眼點則是如何維護農民利益和確保18億畝耕地紅線。
雙方的焦點將集中在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村宅基地的流轉上。
在強烈的城市化衝動驅使下，地方成為推動這一輪土地變革的主要力量，而中央與土地有關的管理部門和決策層，在18億畝耕地紅線的高壓下，可能態度謹慎。
「土地問題會有所鬆動，但突破不大，這取決於各方的力度。」學界預期可能的結果是，會有讓權措施，但不可能完全滿足地方要求，至於最終結果則有待會議公報來觀察。
此前，中央高層曾先後前往河南、安徽、天津等地考察調研，從釋放出的信息來看，外界普遍預期，中國農村有望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在農村土地問題上，我感覺不宜過分樂觀。」農業部原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總書記關於土地問題的表述，明確了農村土地變革的大前提仍然是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在此基礎上，根據農民的意願，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郭說，總書記講話的主要精神此前已有多次表達，而且都在現有法規政策的許可範圍之內，但總書記選擇這個時候在小崗村講話，份量加重了，其現實針對性就是農村的小農經濟和分散經營等問題。
「我感覺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到了變革的前夕。」北京市前農委主任劉福海說。
此前，受農業部有關部門的委託，劉牽頭完成了《關於土地永包制可行性研究》，主張將土地承包期限從30年改為永久承包。他將課題研究的主要結論提交給農業部主要負責人，並得到了有關方面的認可。
「部領導讓我繼續研究，對建議稿進行適當修改。」劉說，他們將以農業部的名義上報國務院。而在農業部預定11月初召開的紀念農村改革30週年理論研討會上，劉將應邀作主題報告。他說，由此可見農業部在土地問題上的傾向性是比較清晰的。
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由六項具體權利組成，包括土地經營權、收益權、轉讓權、入股權、出租權和繼承權。「這些權利農民現在都已經有了。」劉預計，抵押權也有望在這次全會後得到落實。
「土地流轉並不是新鮮事物，是現有法律和政策允許並鼓勵提倡的，問題是一直流轉不起來。」劉福海認為，其原因除勞動力轉移等制度性因素外，主要是農民沒有完整永久而有保障的承包經營權。
「土地使用權的不完整，從現在看主要不是權利結構問題，而是承包的時間問題。」劉福海說，永續利用是土地這項生產資料所獨有的特性，與30年的承包期不匹配，只有永包才能反映土地永續利用的價值。
劉注意到總書記在小崗村的講話，「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而此前的官方表述是「長期不變」，「從長期到長久，一字之變，透露出中國土地政策的演進趨勢。」劉樂觀地預期，這離永久承包已經只隔一層窗戶紙了。
而在社會廣泛關注的宅基地流轉問題上，郭書田預期可能會有所鬆動，原因是現在的政策對農民的束縛確實很嚴，這主要體現在下面三點:一戶一房；不能流轉；城市人不能在農村買房。
「一句話，農民的住宅不能抵押，也不能自由買賣，只能在村集體範圍內有限流轉。」郭說，這是城鄉二元結構對宅基地用益物權的分割，與物權法一體保護用益物權是相牴觸的。他預計，三中全會後農村宅基地的自由買賣仍將受到各種外部條件的限制，很難實現，但可望解決抵押權問題。
有專家也告訴記者，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高達2.48億畝，城鎮建設用地只有5100萬畝，此次是否會徹底給這2.48億畝農村建設用地「物權化」，仍然存疑。
重慶綜改是上限
中國土地勘測規劃院副工程師鄒曉雲也向記者表示，農地政策改革將集中於對現有的試點政策進行梳理，不會有太大的突破。
鄒曉雲認為，重慶綜改方案中所包括的土地試點政策已經是這次農地改革政策的「上限」，中央對農地制度改革的原則是維持農村土地承包關係穩定長久，保護農民利益。因此，「決定」可能只會出一些原則性、方向性的精神，具體農地制度改革還需要各個部門根據實際情況去摸索。
的確，展望此次三中全會土地改革前景，不能不提到重慶綜改中的土地改革實踐。
記者瞭解到，重慶市綜改方案上報時期，其中關於土地產權改革的配套方案得到了國土資源部的支持。為了突破「宅基地換房」工作中置換出來的土地只能在項目區內封閉運行的制約，重慶市提出建立土地交易所，先以縣為區域單位進行集體建設用地產權流轉，然後逐步擴大到市的範圍。
這對不少帶著資金來重慶「種地」的投資商來說是個好消息，因為在沒有統一的制度確立之前，重慶「土改」也多是各個區縣自己在做，一些加入國土資源部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試點的區縣做法也互不一致。而這些投資者獲得土地信息的渠道，只能靠「找老鄉打聽」。
在重慶「種地」的浙江商人圈裡形成了一個內部的信息交換平台，哪個縣、區剛置換出了多少土地需要承包，哪裡集體建設用地正在招商，都通過這個平台迅速傳播。這些浙江商人獲得消息後就會立即帶著錢來到項目所在集體，參加投標競爭土地。
但這個流轉限度卻在國土系統引發很大爭議。天津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國土資源部給各個試點地區的政策是「封閉運轉」，農村宅基地等集體建設用地退耕後置換出來的用地指標，只能用於項目區的發展，包括可以招商引資等，但是不能跟城鎮建設用地指標掛鉤，那樣就會造成城鎮的無限擴大，甚至引起城鎮圈占農村土地的現象。
目前，國土資源部已經對重慶市的土地交易所和「周轉指標流轉」試點進行了肯定。
所謂「周轉指標」即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城鄉統籌工作中置換出來的集體建設用地指標，目前這個指標由國土資源部直接分配和管理，試點項目單位負責，但是重慶市提出可以將這個指標進行流轉交易。
農村金融與政府責任
權威人士向記者透露，此次三中全會上，農村金融可能會是僅次於土地問題的第二個重點，其出發點是農村每年高達5000億-6000億的資金外流。業內人士估計，全會將繼續強調完善農村金融市場，擴大金融網點的覆蓋面，但步伐有限。
在免除農業稅後，作為農村綜合改革的一項配套措施，銀監會啟動了村鎮銀行、村級互助基金、貸款公司等農村金融組織的試點，旨在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郭書田預期，全會後金融改革會加大力度，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問題也將得到解決，上述三大組織也會進一步擴大經營規模，網點將由目前的30多個增加到100多個，但是撒到全國3萬多個鄉鎮，仍然是杯水車薪，難以從根本上扭轉農村資金嚴重外流局面。
至於農民工權益問題，之所以得到全會的關注，則緣於土地流轉長期推行不力。
郭書田說，土地流轉推不動，主要是沒有解決加速流轉的條件，這需要農村勞動力大量而穩定的轉移，以及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徹底解決。「如果不解決，農民工有後顧之憂，土地肯定流轉不起來。」
在尊重農民工權益問題上，全會可能從住房、社保、就醫和子女就學四個方面加大力度，包括政治權益，如調整人大代表比例等，也會加大力度，而最終目標直指社保城鄉均等化。
「這是十七大後提出的新命題，現在的差別主要的不是地域差別，而是城鄉差別。」郭書田說，以養老為例，北京等大城市的養老標準每月200-300元，而農村地區一般只有50元。
「全會肯定將涉及農村社保和城市對接，這需要解決兩個問題:擴大社保覆蓋面，提高社保標準，且能隨物價指數的變動而及時進行動態調整。」郭說，這些都得依托財政在公共服務支出方面城鄉比例的調整，「多年形成的城鄉比例結構性失衡，要在短時期內彌補歷史欠賬，必然要求城鄉公共服務的支出比例要倒過來。」
而據一位參與此次農村改革的有關人士也告訴記者，三中全會有望在農村公共品提供上定調政府責任，即在農村的農田水利、社保、教育等公共品提供上，政府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公共財政要以更大的力度向農村公共品領域傾斜。
近些年，儘管公共財政提供的公共品已經「照耀」農村，緩解了農村公共品提供嚴重不足的局面。但農村和城市在公共品享有方面仍面臨著很大差距。
首先是農村基礎設施供應不足。去年，國家發改委首次公開發表關於中國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及發展的專題報告。報告顯示，農業科技支撐能力不強。農業科技投入占農業增加值的比重不到0.6%，未及發展中國家平均1%以上的水平。報告同時指出，農村路網、電網、生活燃料等方面問題依然嚴重。
農村基礎設施缺乏不僅使得城鄉居民在享有公共設施上的差距繼續加大，更重要的是阻礙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
「生產性公共物品供給對農業總產值的貢獻有明顯的促進作用，產出彈性係數為0.64，即每增加1元的生產性公共物品供給，農業總產值將增加0.64元。」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張秀生稱。
相比基礎設施，近些年，醫保、教育等領域的公共品覆蓋農村的力度明顯加大。但覆蓋面的擴大並不意味著城鄉在享有公共品上具有同等的水平。
「政府補助農村參加醫保40元，這種保障力度遠遠不夠。」衛生部政策與管理研究專家委員會委員、哈爾濱醫科大學教授杜樂勳對記者分析，目前大部分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每年不到100左右的參保費，醫療保障力度很低，並不能真正解決農民因病返貧問題。
「在明確政府在提供農村公共品的責任後，需要進一步釐清中央和地方財政負擔比例。」一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長期研究「三農」專家分析，而這涉及到鄉鎮財政體制改革，即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級政府與縣、鄉基層政府的事權範圍，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政職能，並配之相應的財權。
還有專家指出，無論農村改革如何推進，首要的一點是要加大農民在農村資源分配中的受益程度，但是農民目前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其在各種農村資源流轉中利益分配的弱勢地位。
鄒曉雲表示，維護農民在土地上的利益，還要逐漸改革現行的征地制度，逐步縮小征地範圍，除了公益性用地外，政府逐步退出商業開發用地。但是這個退出是漸進的，既避免地方土地財政突然「斷血」，又要防止農民利益被企業等商業主體侵犯。
征地制度的改革正是農村制度改革中農民利益如何保護的一個縮影。鄒曉雲提出，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中，農民入股等模式下，風險防範必須注意，同時要加強農民工會等組織的話語權，防止農民在企業決策中被邊緣化。
鄒曉雲表示，農改工作應該強調農民的參與權、決策權和受益權。政府在集體建設用地實現流轉後，應擔任政策制定、培訓的內容和技術指導工作，諸如土地流轉價格、入股、租地價格都急需政府制定。
全會後將召開經濟工作會議
三中全會開幕當天，外電報道，除討論農村改革問題外，全會還將聽取總理溫家寶關於經濟和社會發展工作的報告，討論新的改革思路以及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重大問題。
而另一種說法是，全會主題將集中在農村領域，不會涉及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等問題。
「外界對三中全會的期望很高。」據知情人士說，全會結束後，出席或列席會議的各省書記、省長以及中央政府各部委黨組書記、部長有可能留下來，接著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專題討論如何應對金融危機。據悉，有關方面正在為這次經濟工作會做準備。
經濟工作會上，預期將有兩種聲音出現。一方是樂觀派，認為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他們的理由是中國經濟上半年仍保持兩位數增長，外匯儲備高達1.8萬億美元，財政收入增長14%以上，資金雄厚，有足夠的能力和實力應對全球金融危機。
樂觀派將期望中國政府在適當時候托底救市，試圖以此在國際上塑造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提升中國經濟地位和話語權。
而作為對立面的謹慎派，則認為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很高，目前有關方面對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可能造成的影響仍估計不足，建議繼續關注危機走勢、國內經濟形勢以及股市變化，謹慎應對。（鳳凰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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