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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專訊】2004年，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殊榮的華裔科學家楊振寧以82歲高齡迎娶28歲的翁帆，這樁美事一時成為華人世界茶餘飯後的話題。近日，楊振寧到新加坡接受南洋理工大學名譽科學博士榮銜，他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暢談自己當時如何決定再尋第二春、思考「老少配」。他說：沒遇到翁帆也會再婚。
曾想入住老人村找個寡婦結婚
記者：不少東方人認為人年屆暮年，配偶離世，就應該孤孤單單終老。不這樣做，會讓人側目。這是為什麼四年前當你決定再婚，會引起世界華人輿論沸騰。然而，現在看你再婚這四年，人顯得利索靈敏，狀態很好，這證明了你再婚的決定是正確的。想請問在再婚前，你是怎樣思考這件大事。
楊振寧：你的問題問得很好。年齡相差太大，代溝讓兩個人對事物的看法不一樣、價值觀不一樣、習慣不一樣，這樣的婚姻容易發生問題，是毋庸置疑的。當然，年齡相同，或者年齡相差少過10歲的婚姻也會發生問題，但是幾率沒有那麼高。不過，這也不能一概而論。我和翁帆的婚姻基本上沒出大問題，只有一些小問題，這可能與我們兩人的個性有關。
我常和翁帆說，杜致禮(楊振寧亡妻)不在後，我如果沒有和她重逢，我會不會和其他人結婚呢？我想我是會的。
我認識英國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學家派爾斯(Rudolf Ernst Peierls，1907∼1995)，他比我大十幾歲。派爾斯和妻子有一段非常美滿的婚姻，妻子故世後，他還活了十幾年。這十幾年，他很孤單，一個人在家做飯，自己照顧自己。每年他到世界各地去看孩子、朋友，多半時間，自己住在英國。我想，我是不願意過像派爾斯那樣的生活。
十多年前，我曾經和杜致禮去探望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個老人村。那裡有千多戶人家，都是退休人，我們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Stony Brook)有些教授退休了也去了那兒。我們在那兒發現一個現象，就是好些喪偶的朋友，都在那兒再婚了。我想，如果沒有碰到翁帆，我也許會搬去那兒，住些時候，也許就跟當地一個寡婦結婚。總而言之，我不願意過派爾斯喪偶後那樣的孤獨生活，那不符合我的個性。
只憂慮年齡不怕人言可畏
我查了一下統計，瞭解82歲的人平均可以再活六年。六年是個平均值，這表示有人一年就不在了，有人可以多活10年。我和翁帆已經結婚四年，情況還很好。我又查了一下統計，一個86歲的人，平均還可以活五年，我能活到90多歲的可能性相當大。
兩個人如果在30歲左右結婚，他們的婚姻生活是幾十年的事情，以我這個年紀再婚，很少再有10年以上的婚姻生活。你聽過陳香梅和美國飛虎隊將軍陳納德的故事吧。兩人年紀相差33歲，結婚了10年，陳納德64歲離世，那年陳香梅32歲。
我和翁帆是1995年在汕頭大學初識，真正的認識是2004年她給我寫了一張賀年片，寄到美國去，再轉寄到香港。我後來給她打了電話，約她來看我一下，她就來了。那之後的幾個月，我對她有了更多瞭解。我們之間年齡的巨大差異是我始終考慮的重要問題，除此，沒有其他問題。
憂慮年齡的差異，我並不是怕人言可畏，說我和年輕人結婚是不道德的事。我最擔心的是，我不在的時候，翁帆還很年輕，我無法照顧她。無法和她在一起太久，是我決定再婚最大的憂慮。
記者：後來你是怎樣解除這個憂慮？
楊振寧：我想了很久，後來想通了。我告訴翁帆，我不在的時候，她可以再婚，那樣就有人照顧她了。翁帆說，我不可以這麼說。我說，這話是年紀大的楊振寧說的，年輕的楊振寧是不會這麼說。對我來說，婚姻生活裡，負責任的心理是一個重要環節。
能和翁帆在一起是巧合
記者：你對杜致禮的期待顯然跟對翁帆的期待不同，是嗎？
楊振寧：當然。主要原因跟杜致禮和翁帆無關，問題在我這邊。和杜致禮結婚時我年輕，和翁帆結婚，我已經年紀大了。年紀輕和年紀大處理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很不同的。我覺得處理這樣的事情，我現在比從前聰明了。
記者：怎麼說呢？你的「聰明」指的是什麼意思？
楊振寧：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句話，結婚成功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得要能夠接受你後來發現的關係跟你當初想像的不完全一樣。你得要能接受，而且得要能徹底的接受。這個觀念是我累積了幾十年的人生經驗和教訓得來的，所以，我變聰明了。我認為一個聰明的人，他後來的婚姻會比較成功。有人曾經研究過這個課題，發現第一段婚姻的不成功率是比第二段婚姻的不成功率來得高。
記者：你可以舉些和翁帆生活在一起後，體驗到與你預期不同的例子嗎？
楊振寧：我想不到什麼太具體的例子，都是些小事。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很幸運的人，除了翁帆，我不容易另外找一個像我現在一切都很順利的配偶。能和翁帆在一起，實在是個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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