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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中顧委委員的任仲夷（左圖）和於光遠（右圖）都曾是改革開放重要的參與者，並在退休後依然影響廣泛。
不同聲音，同樣執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兒子把院子裡的門檻鋸掉，原來，他的好朋友於光遠要從北京飛來。
自從2005年起兩度腦血栓之後，於光遠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動。之前，他「坐輪椅飛天下」，平均每個月出差兩次。於光遠已退休的秘書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上班，「他（於光遠）的事兒還多著呢！」
許多年邁的老人們，把晚年的大量時光，都用於公開的各種學術思想活動。
「任老在的時候，幾乎每次研討會他都參加。」廣東省委宣傳部理論處官員關山說，「有人說他高調，但我感覺這是一種使命感吧。」廣東的許多年輕學者和新聞記者，都曾與之交流。
任仲夷善於把一些敏感議題變得富有彈性。如，他妙解「和諧社會」：「和」左邊為「禾」，右邊是「口」，即人人有飯吃，而「諧」左邊為「言」，右邊為「皆」，即人人有言論自由。又如，他認為，穩定是動態的穩定，只能用改革來求穩定。
「不單對我，許多人在場時，他也不避諱，很坦蕩，已經無所顧忌了。」曾為任仲夷做大量口述的關山說。
所有的議題都指向這個國家的出路，但由於對歷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們形成不同的群體。
一些被認為是「改革派」的老人，經常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文章。任仲夷關於鄧小平與廣東改革開放的一篇談話，2004年曾在《炎黃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時刊發，反響強烈。任仲夷認為，可以大膽「學習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的政治文明。
原中顧委委員朱穆之，2009年則在《求是》雜誌所屬的《紅旗文稿》上發表文章《關於中國模式問題》，稱「所謂西方民主，不僅中國人民早就看透唾棄，現在也日益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破產」。
作為歷史親歷者，他們更不時在一些黨史細節上，或明或暗地指責對方有誤，這主要體現在一些個人發表的回憶文章或傳記中。
2006年，原中宣部部長鄧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寫道：「晚年了，忽然變成名人。一些說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國外的報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來作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語言是污辱性的。聽到看到，一笑了之。」
鄧力群自述的諸多說法，則在《炎黃春秋》上被反駁。這本以記史為主的月刊即將慶祝創刊20周年，它是1991年在中顧委常委、開國上將肖克支持下創辦的，其4位顧問全都是原中顧委委員：杜潤生、李昌、於光遠和李銳。他們同時也是這份雜誌的主要撰稿人。
肖克給雜誌定下「求實存真」原則。雜誌社副社長吳思說，老將軍不過問雜誌社具體事務，但會親自審閱重要稿件。1994年，在他支持下，該雜誌在中國大陸首次發表了紀念胡耀邦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
汪東興的子女正在給汪做回憶錄，已完成第一部。汪延群說，汪東興直接參與了粉碎「四人幫」的行動，但他對「四人幫」的定性持保留態度，還批評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麼清」。
作為毛澤東時代的中辦主任，汪東興很在意社會對毛澤東的各種評價，卻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標籤。「他承認自己有『兩個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說第一我不是『兩個凡是』的創造者，我也沒這水平，發明人死了，你現在把那時候開會的東西拿出來，會覺得特別好笑。」
汪延群說，他們專門給汪東興錄音錄像，以免「他百年以後有人說我們造謠」。
個人史，往往伴隨著爭議，但黨史界認為，史料的增加有助於令真相「越辯越明」。
2004年，《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出版，再版時，出版社發表聲明，「特向吳桂賢同志深表誠摯的歉意」。吳德在口述中稱時任政治局候補委員吳桂賢「跟著『四人幫』跑」，引發吳桂賢的不滿，並訴至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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