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身為中顧委委員的任仲夷（左圖）和於光遠（右圖）都曾是改革開放重要的參與者，並在退休後依然影響廣泛。
「兩頭真」現象
自從2008年老伴去世，杜潤生基本一直住在醫院，但仍在為農民發出聲音。
2011年1月，《財經》雜誌刊發了對這位98歲老人的專訪，該刊記者在紙上提問：「您曾經說，中國要過兩大關：民主關、市場關。在您看來，農民的出路在哪裡？」杜潤生用筆在「民主關」「市場關」之後寫下了三個字：「自由關」。
杜潤生的秘書李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老頭兒」的語言能力早就明顯下降。2007年，當南方週末採訪杜潤生時，所有的交談只能通過紙筆來完成，但他偶爾擠出的話語卻清晰有力。記者遞紙條問他：中國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麼？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說：權貴資本主義。「早年實現自我，中間失去自我，晚年又回歸自我。」這是2000年，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撰寫《悼胡繩》時，援用蔡仲德評論他老丈人馮友蘭的話，評價原社科院院長胡繩。《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據此歸納出「兩頭真」－－意即「年輕時代為追求真理真誠地參加革命，離休以後大徹大悟，真誠地面對社會現實」－－這個詞迅速成為黨史研究熱詞。原中顧委委員、文藝理論家周揚等人，都曾被評價為「兩頭真」。
2004年，原中顧委常委、國務院原副總理張勁夫更主動「對號入座」，發表《我也是個「兩頭真」》：「年輕時，面對要當亡國奴的危險，提著腦袋找共產黨，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國；年老時，經歷了黨內外諸多有疑問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當糊塗人。」
張勁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個原中顧委常委。上文為其自編的《嚶鳴友聲》文集自序，其中收錄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長歐遠方的3篇文章《前蘇聯垮臺的教訓是什麼》、《封建殘餘是社會發展的障礙》和《反腐敗呼喚政治體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獄之災的原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反思文革時，也檢討自己：「我做中央宣傳部長這麼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錯誤，斗這個斗那個，一直沒有停。許多是毛澤東同志囑咐的，我照辦了，我有對毛澤東同志個人崇拜的錯誤，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當然由我負全責。」
「……要讓孩子上學！……要讓人民講話！……」1996年5月，病危的陸定一留下這樣的遺言。晚年的陸定一，住在北京醫院十餘年。《陸定一文集》編者陳清泉曾回憶，1990年底，陸定一為這部文集寫了一篇長達萬字的自序，就此擱筆，至去世，這位擔任中宣部部長長達22年的「黨內才子」，再也沒有公開發表文章。
「他晚年對新聞工作不滿意。」他的兒子陸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作為至今仍被大學教材採用的「新聞」一詞的定義者，陸定一反對籠統提「新聞為政治服務」口號。
在陸定一去世10年之後，陸德整理發表了陸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對歷史問題的處理和政策上，應「宜粗不宜細」，但對歷史教訓的分析和總結上，則應「宜細不宜粗」；懲治黨內腐敗，光有「自律」不成，還要加上「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的作用；黨的「雙百」方針，應該用「二元論」來解釋，不應用單純階級鬥爭的「一元論」理論來指導；「自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核心價值部分，對自由和民主的分析，應是「揚棄」，而不是「拋棄」。
老人們還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於五四運動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經濟學家於光遠，都是因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而選擇追隨共產黨。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幾個老幹部吃飯，突然放下筷子問：「你們說說，年輕的時候，我們追隨共產黨究竟是為什麼？」見大家面面相覷，他又自言自語地說：「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的國家嗎？」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