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效陷阱
巨額投資並不意味著文物安全高枕無憂。一個巨大的隱患是，多年來為數驚人的文物寶藏，至今未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定期清查核對，物賬相符難獲保證
故宮熱衷於大修，也許未能明言的原因是，大修是故宮最大的一項工程，每年最高可由財政資金按1億元的規模支付維修費用。這也是迄今故宮所獲的最大一筆項目投入。
除了宮殿古建等不可移動文物的修繕和保護，故宮還存放著180餘萬件可移動文物，其中一級文物數量佔全國的七分之一。要將故宮這一龐大的古代宮殿建築轉型成為現代化博物館，故宮常年在安全防護、文物保護、殿堂改造方面的資金需求非常驚人。
作為享受財政全額撥款的文化部直屬事業單位，故宮採取「收支兩條線」管理模式。「收」的部分，主要是門票收入，去年達到5.9億元，全部直接上繳財政部；支的部分，即故宮的修繕、改造和日常運營，另由公共財政撥付。
故宮博物院院長助理、院辦公室主任馮乃恩對財新記者說，財政部並非完全按申請額度審批。由於故宮每年都有相當大數量的預算執行不完而形成沉澱，財政部在新預算申報額度基礎上會有所核減。
馮乃恩承認：「這幾年國家對故宮的支持還是很大的。」一位內部人士則告訴財新記者，財政部曾表態，原則上只要不超過故宮總收入，要求合理的支出都會全額支持，「可以說是故宮想做的項目都能撥款，全國畢竟只有一個故宮」。
但是，這些巨額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樣難令人樂觀。例如，多年來，為數驚人的文物寶藏，竟然至今未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定期清查核對，物賬相符難獲保證。
據財新記者瞭解，早在本世紀初，故宮便計劃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系統，以便走上權責對應、績效可查、賬目明晰、監管到位的科學管理軌道。其中，館藏文物的保管信息系統被作為一個非常核心的部分來規劃設計。
故宮博物院自1925年成立以來，就存在接收的藏品信息凌亂等問題。例如，僅在「碗」這樣一個編目下，就可能對應著型號、花色、年代不一的成千上萬件館藏。此外，還存在大量物品分類不清的難題，如很多藏品，原本僅按存放的空間位置登記，其功能、用途和歷史價值都未及評估。
至今，故宮共進行過七次文物清點。目前，第七次清點已告一段落。但這些清點在物品和賬目比對方面仍有不小的缺陷。也就是說，可能發生有些文物尚登記在冊，但實物並未收藏在賬目記錄的倉庫或空間位置；抑或賬目記載的文物，並無實際對應的物件。
現實中，故宮也的確出現過研究人員需要調取某件文物，而在其所記載位置並未找到的先例。要進行徹查，困難在於賬目和實物多年來為兩條線管理，庫房眾多，須由多個保管單位分工管理。賬目龐雜，全部文物的歷史賬目就堆放了滿滿幾個大櫃子，許多文物的標籤又相對簡略，僅靠有限人工難以實現全面核查。
信息系統上馬後，故宮有關信息部門與文物保管部門合作，集合五六個熟悉文物和保管業務的老人，予以辨識分類，在此基礎上將90餘萬條文物信息進行雙機錄入，形成數據庫；更花費近十年時間，將錄入的數據和總賬核對，並查實具體的收藏位置，責任對應到人。
至2009年，該系統完工上線，只要據此進行定期按適當比例抽查，即可大體保證賬物清楚。然而，故宮分類庫多達數百個，而故宮文物保管部門一年只象徵性查驗少量藏品。因而，這個耗費巨大人力、物力製作的信息系統，在不少當事人看來，如果制度執行不到位，也僅是擺設。
為了保護的破壞
斥巨資打造的現代化設備，有時還會因管理不善對文物形成傷害。一級國寶、五代時期畫家董源所繪《瀟湘圖卷》，就曾被落地展櫃頂端的空調滴水打濕受損
在信息系統建設之外，文物安全始終是故宮所面臨的重要挑戰。
上世紀80年代，故宮就開始總體安防系統規劃，花了十年時間，在故宮院牆設置了第一套現代意義的安全技術防範系統。2010年10月，故宮新的安全防範報警系統工程改造項目啟動。該項目工程概算投資額達到5900萬元，均由國家財政撥款。
至本文開頭所提的竊案發生時，公開資料顯示，故宮每日清場後，有至少1600個防盜報警器、3700個煙感探測器和400個攝像頭無間斷運行。但事實證明，它們並未能阻擋竊賊的入侵。
竊案發生後，故宮在官方微博上公佈整改措施，除提出將加快已有安防系統的升級改造，還提出幾項新的安防升級需求，包括為紫禁城城牆加裝安防設施、為重要展室門窗更換防爆玻璃、改造展櫃、改造「安全防控不達標的展室」等。馮乃恩稱，已「要求上級部門追加預算」。
由於故宮地面庫房條件差，防火、防盜、防塵、防震等條件都難以達標，從1986年開始，故宮在西華門內，先後投資約1億元，營建了2萬多平方米的地下收藏庫，80餘萬件珍寶級文物均保存於此。這也是目前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地下恆溫恆濕收藏庫。2009年，僅對地庫空調機組改造，即花費近600萬元。
除了庫藏，故宮還有約1％的文物在地面布展。將傳統宮廷院落改造為展廳，投資同樣巨大。2004年4月，故宮投入2000餘萬元改造午門正中門樓，在原建築框架內打造出玻璃結構的現代化展廳，既保護古建，又為展品提供了恆溫恆濕的環境。
「也只有午門能夠這樣做。」故宮一位文物保護專家介紹，午門內部空間充足，有搭建「玻璃殼子」的條件；而故宮內的絕大多數殿堂空間狹隘，改造難度大，每一個項目上馬，古建保護部門和展覽、文保部門都會發生爭執。
最終的妥協，往往通過高額投資換來。例如被闢為書畫館的武英殿，在投資3200萬元進行建築本體修繕後，西南崇樓、武英殿、貞度門西南朝房內部，為適應展覽要求的裝修改造，僅展櫃一項就花費數百萬元。儘管空調、消防報警器、防盜器、供暖、供電、照明等設施的布線對武英殿的地面牆體造成一定損傷，但只有如此才能達到對書畫藏品的保護標準。武英殿內部有一系列恆溫恆濕設備，燈光則是自動轉換明暗，以減少燈光對展品的照射。所有展櫃都具有防爆、防紫外線功能，珍貴文物都採用全密封的形式展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斥巨資打造的現代化設備，有時還會因管理不善對文物形成傷害。
2008年5月5日，一級國寶、被視作中國「南派」山水開山之作的五代時期畫家董源所繪《瀟湘圖卷》，在武英殿展覽時，被落地展櫃頂端的空調滴水打濕受損。究其原因，竟是源於展櫃上方空調換氣口的「設計缺陷」——新安裝的展櫃濕度控制設備中的濕度傳感器CPU死機，控制系統失控，並最終導致出風口滴水。
後故宮對外解釋稱，受損部位在畫心下部，經鑒定為「未遭受明顯損傷」，經處理可以恢復。
憶及此，多位故宮研究人員均扼腕歎息。《瀟湘圖卷》距今已有千年歷史。一位工作人員對財新記者介紹：「只能說是不幸中的萬幸。這幅畫是絹本的，要是紙本的，一定會被水滴擊穿，留下一個大洞。」
上述工作人員介紹，由於事發數日後便發生汶川大地震，這才未能繼續成為輿論聲討的熱點，最終未見故宮方面作出實質性問責。
系統性故障
蟻害正在故宮蔓延，「部分木柱子基本吃空了」。如不徹底清查治理，故宮或有一日將毀於蟲害
儘管不少內部人士都認為故宮「不差錢」，但故宮仍設法在財政收支體系外籌措資金。
2011年3月29日，由企業家捐資的私募基金會北京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下稱故宮基金會）及北京故宮文化促進會（下稱故宮會）宣告成立。也許是為了操作上的便利，這個基金會的理事長由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李季擔任，秘書長則為故宮博物院院長助理、院辦公室主任、新聞發言人馮乃恩。
業內人士質疑，中國《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基金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和秘書長不得由現職國家工作人員兼任」，這與故宮基金會人事安排有明顯衝突。
這種利益上的關聯性，並未影響基金會獲得北京相關部門的審批。故宮一位處長介紹說：「故宮基金會就是要彌補項目經費的不足。」其實，此類「彌補」不獨故宮基金會一例。在門票收入之外，故宮還有大量經營性收入，不用上繳財政，而是列入博物院自己的財務預算管理，由故宮自行支配。
背靠故宮這座文化寶庫，無論是故宮門票上的廣告，還是收費的語音導遊系統，可供經營的資源不勝枚舉。規模最大的幾項為：珍寶館和鐘錶館的門票、經營場地出租收入、故宮文化服務中心售賣紀念品和食品飲料收入、來院展覽的展費、文物修復對外有償服務等。為鼓勵員工「創收」，故宮還專門制定了內部獎勵措施，規定「各部處」通過「額外付出的勞動」為故宮帶來的經濟收入，每半年以淨收入為基數，以超額累進的方式提取獎勵，基準比例在20％以上，經院辦批准可自行分配。
內部人士透露，這部分不進入「收支兩條線」管理的收入，可以彌補許多「有政策沒資金」的項目，如給事業單位人員發第13個月的工資。約在2009年，有人向文化部等主管單位發出舉報信，揭發故宮內部「小金庫」氾濫，此後故宮創收獎勵的提取比例有所下調。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博物館經營並非一件壞事。文化部政策法規司改革指導處副處長郭長虹認為，博物館並不是不能經營，而是需要對經營的目的和使命有嚴格的界定和監管。郭長虹強調，除了支付合理的人工成本，經營的收入應該明確用於非盈利目的和使命。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此類經營活動中，故宮究竟有多少收益？具體又如何分配使用？與此有關，故宮的管理現狀究竟如何？還有哪些問題未曾暴露？外人無從知悉，更無從插手。作為屬於全民的寶貴文化資產，故宮是否涉嫌淪為少數人實現利益的工具，乃是外界最大的質疑。
不過，亦有觀點認為，故宮的管理並不存在系統性問題。故宮博物院院長助理、院辦公室主任、新聞發言人馮乃恩對財新記者表示，故宮的管理制度「還是非常完整的」，幾乎「每一制度的細節都很規範」。他認為，故宮出現竊案等事故，真正的問題在於規章制度「沒有執行好」，竊案等幾件事情的發生，均源於下屬或下級單位未能將有關問題及時上報。
然而，曾經為故宮建立起一整套全新規章制度的老院長張忠培，卻有不同的體會。年近八十的張忠培，是1949年後故宮博物院第三位被正式任命的院長。1987年，他上任不到一個月，故宮連續發生兩起竊案，一起火災。接二連三的事故，讓初來乍到的張忠培如履薄冰，也讓他意識到，故宮存在的管理漏洞和責任之重。
他決定拿出一套更為嚴格的規章制度。由北京博物館協會出版的《北京博物館年鑒（1988-1992）》對這一舉措有過描述：1987年，院裡著手建立和健全各項規章制度。新的規章制度分《故宮博物院部處職責和正副主任、處長崗位責任制》《故宮博物院規章制度彙編》兩部。前者分別對全院21個部門的職責範圍和部處主任、處長崗位責任制做了規定，後者將全院工作分為13類，列規章制度119種。年鑒稱，這項工作還在國內文博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許多兄弟單位以有關條文為參考，制定了本單位的規章制度和崗位責任制。
這套制度的核心，在於嚴格分工，責任落實到人。但這種權責的劃分，始終僅限於「單位」框架，由每一個責任人逐級向上對應，最終對「單位」的最高領導負責。回憶起當初那場改革，張忠培說，採取院長負責制，將人權、財權都集中到院長身上，是有風險的。
為盡可能化解繫於一身的管理壓力，張忠培想到必須以身作則，來激發起每個人的責任意識。至今仍有老員工懷念那個時代。據介紹，張忠培幾乎每日都在參觀線路內巡視。久而久之，據一位老員工介紹，每個員工亦都是如履薄冰，不敢懈怠。
但這樣的自我監管模式，仍有寄托於「人治」之嫌。張忠培最終意識到，在官本位體制下，監督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而寄希望於領導個人的廉潔奉公也很難持續。
事實上，中國現有的博物館絕大多數都是傳統計劃經濟的產物，其資產屬於國有。按照現有體制安排，此類公共文化設施均由政府直接委派官員進行管理，政府直接行使監督權，經費亦由政府直接撥付，以管理者單純向政府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的管理模式運行。
故宮是非營利性文化事業單位，屬文化部管理。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陳幽泓說，在這種管理體制下，故宮博物院成為官僚體系的一部分，院長向上級行政長官負責，而不是向公眾負責。
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巫志南撰文指出，這種圍繞官員行政系統的運作方式展開的監管，對管理者的自覺性過於依賴，缺乏以公共文化產品的社會需求為標準進行有效約束和激勵，給管理行為的隨意性提供了潛在的空間。
不少學者認為，要消除這種「依賴」和「隨意」，關鍵措施即是打破「官本位」監管模式，建立公共文化產品對公眾負責、由公眾參與監督與問責的機制。更有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指出，在中國以GDP和增長率論英雄的政治生態下，很少有人能認識到，對文化遺產的輕率處置「是一種犯罪」。
2011年的夏天，故宮的日參觀人數屢屢突破8萬，大大超過了往年的最高流量。就在故宮忙於內部整改、應對旺季接待壓力的同時，一群白蟻也在故宮悄悄繁衍。
早在2006年，在位於故宮內廷西側屬於非開放區域的毓慶宮，就曾發現白蟻。毓慶宮最初作為皇子居所，後用作皇帝讀書學習之處，乾隆、嘉慶、光緒帝都曾在此居住。白蟻一般生長在南方暖濕地區，是木構古建的大敵。一批浙江的白蟻防治專家隨後來到故宮，佈置了白蟻監測控制系統。他們中的一位技術人員告訴財新記者：「通過勘測，發現受影響的面積比他們發現的大」「部分木柱子基本吃空了」。
對於白蟻的意外出現，故宮方面不願聲張。上述技術人員表示，故宮方面對有關消息不公開披露「有要求」。他擔心，即便殺蟲裝置效力明顯，但白蟻造成的傷害仍是不可恢復，且防控過程亦非一日之功，需要長期監測，更難以保證根除。他還表示，白蟻隱蔽性強，加之目前監測的面積僅佔故宮一小部分，有必要擴大監測區域。
財新記者近日得到消息，早前得到緩解的蟻害又有擴散跡象。如果不徹底清查治理，並接受全社會的監督，故宮或有一日毀於蟲害。（來源：財新《新世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