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解放日報8月20日報道，最近一個多月，西方各國可謂「驚爆」不斷。於特島槍擊擊碎了北歐國家挪威國民的平靜生活，讓人們驚呼歐洲極右勢力回潮;「竊聽門」震驚新聞界，讓人們不得不再次審視西方所謂「言論自由」的道德底線;「美債風波」將世界經濟拖向危崖，讓各國再次看到了美國政黨鬥爭的不負責任;倫敦騷亂持續數日，讓世界擔憂不到一年後的奧運會能否順利進行……為何一向被視為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西方發達國家問題頻出，其答案還應從西方社會內部尋找。
二戰以後，西方經濟在迅速恢復的同時，社會制度也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最終建立起普選制度和高福利社會體系。本來由政治精英和資本精英控制的權力遊戲，演變成政客、資本家、選民的三方博弈。而在這一過程中，由於選舉的因素，政治權力逐漸淪為資本和民眾的附庸：沒有財團提供的資金，沒人能夠參與選舉;沒有民眾的選票，就不可能贏得選舉。於是資本和民眾的訴求決定了政治決策，結果造成越來越高的社會福利和對資本逐利的放任。這一趨勢在次貸危機中表現尤為突出：百姓輕易通過貸款得到住房，銀行從中獲利，各金融機構特別是不受監管的投資銀行瘋狂進行金融標桿化操作，從而將危機推到極致。危機爆發之後，政府不僅要救助那些危機的肇事者，還要在選民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從必要的改革上倒退，作為救市的副產品之一——長期以來居高不下的債務又創下了新的紀錄。而由於美元在全世界的優勢地位，美國可以通過一輪輪量化寬鬆政策將這一危機引向全世界，美債危機更與此密切相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