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的衝擊，世界產業分工佈局有了革命性的改變，大量西方傳統工作崗位轉移到亞洲、拉美、東歐的新興國家，對西方福利國家體製造成巨大衝擊，使從搖籃到墳墓的教育醫療福利受到影響。來自亞洲一些國家的低成本勞動力迫使德、法等國相繼進行改革，原有的福利模式難以為繼，已經享受慣了高福利的民眾對政府不滿情緒日益增強。在北歐，來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勞動力對原有白人造成衝擊，使得種族主義抬頭。製造了於特島槍擊的佈雷維克在庭上稱，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為了向各界發出強烈信號，其目的是要拯救歐洲，防止其陷入穆斯林之手。同樣，持續多日的倫敦騷亂也與移民問題密不可分。英國統計局數據顯示，最先發生騷亂的托特納姆區的貧困程度在全倫敦33個行政區中排名第四，55%的當地居民屬於全英國最貧困的五分之一人群，而這一區域也是海外移民的聚居區。這些貧困居民因難以融入主流社會，感覺被社會邊緣化，缺乏翻身機會，對社會產生絕望。
在傳媒領域，矛盾就更為明顯。在信息化時代，西方選舉政治深受媒體輿論導向的左右，政客為了撈到更多選票或者鞏固其政治地位，往往拉攏媒體站到自己一邊。當資本的逐利性與權力的「尋租效應」相結合時，媒體為了佔有市場而毫不顧忌地觸犯道德底線、法律禁區，以所謂的「知情權」侵犯人們的隱私權，把民主和自由踩在腳下。
當然，西方國家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的爆發，並不是這些原因的簡單累加，而是西方社會體制、經濟模式乃至價值體系等種種問題的綜合反映。西方哲學一向有思辯與追問的傳統，當這些問題爆發時，西方社會更應該反躬自問，多想想自己的問題，自己病了就好好吃藥治病吧，還裝出一副彪形大漢的樣子，對別人橫挑鼻子豎挑眼，既無濟於事，到頭來倒霉的還是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