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說法
針對我國非常嚴峻的「貪官外逃」現象以及日益攀升的「網絡釣魚」等詐騙案件，如何才能有效地通過偵查獲得證據，控制犯罪嫌疑人？電話監聽等方式在國外偵查犯罪中已經比較普遍，為什麼我國刑事訴訟法現在才試圖規定呢？
早期的技術偵查手段
在我國有關「技術偵查」的法律規定最早出現在1993年《國家安全法》中，當時甚至採納的半軍事化的稱謂，即「技術偵察措施」。該法第10條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因偵察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條對此作了擴大規定:「公安機關因偵查犯罪的需要，根據國家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可以採取技術偵察措施。」根據有關解釋，這些「技術偵察措施」主要包括電子偵聽、電話監聽、電子監控、秘密拍照或錄像、秘密獲取某些物證、郵件檢查等專門技術手段。作為偵查犯罪最主要依據的基本法——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規定。
在實踐中，自80年代晚期也開始使用測謊儀為偵查人員提供線索並協助辦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貪污賄賂案件中，檢察機關經過審批程序也在公安機關協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術偵查為何邊緣化
許多「技術偵察手段」在貪官外逃等案為什麼會「失靈」呢？北京師範大學宋英輝教授領銜的課題組，通過各地調研發現，它們多限於國家安全和特別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職務犯罪案件中適用率並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上述「技術偵察手段」，反而出於人權保障考慮，要求辦案機關在立案以前不得採取強制措施，在初查階段不得適用限制、剝奪人身自由及涉及財產權的強制性措施。其次，對於這些「技術偵察手段」，檢察機關基本上處於一種「商請」、「借用」的狀態，並主要由公安機關協助執行；在規範不詳盡的情況下，它們擔心一旦在執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權利。許多檢察官認為：「與其惹來一身麻煩，不如不用。」
嚴重依賴口供的無奈和弊端
對於辦案人員而言，技術偵查邊緣化，「靠一支筆、一張紙、一張桌辦案」，確是滿腹無奈和心酸。當前許多犯罪都呈現隱蔽化、組織化、智能化、復合化，甚至國際化趨勢。類似四川移動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樣，由於缺乏技術偵查，辦案機關很難發現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實物證據，也很難發現其出逃的「計謀」和「路線」等。有檢察官稱：「有時只能看著貪官所乘坐的飛機在頭上飛過去……」
偵查盜用網絡信息的「網絡釣魚」這類犯罪，尤其是跨國情形的，沒有先進的技術偵查，很難收集到相關證據。中國政法大學法律應用研究中心奚瑋研究員認為，對於缺乏證據和信息獲取能力的偵查機關來說，不敢用、不能用技術偵查無疑是一個制度「瓶頸」，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賴於口供辦案或者尋求其他機關協助。
在專家建議稿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刑事訴訟法學泰斗陳光中主張，技術偵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於加強其程序控制從而保障人權，也有利於追訴機關更好地利用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立法建言
技術偵查是「雙刃劍」：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剋星」，也可能是公民權利的「災難」。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們可能會嚴重侵犯相對人的人身、財產、隱私，乃至尊嚴。在美國、德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法國等國家，都有刑事訴訟法專門章節或特別法案規定監聽等技術偵查手段，用來打擊一些重大、複雜犯罪，同時規定了嚴格的適用條件、程序和救濟措施。完善我國技術偵查，關鍵要堅持四個法制化原則。
重罪大案原則：不宜「大炮轟蚊子」
現代科技在訴訟程序中的應用並不是萬能的。被稱為萬能技術的「DNA鑒定」也存在一定的誤差，可能釀成錯案。監聽等技術偵查存在「誤聽」也不奇怪。美國在「911事件」後的《愛國者法案》曾擴大監聽並為此遭受廣泛批評。
在適用範圍上，草案中「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的犯罪案件」容易成為「口袋」，應該附加對這類特殊情形的特殊審批程序。在操作中，還應堅持大案標準，具體可通過案情複雜程度、涉案數額、可能判處刑罰等綜合界定，不宜「大炮轟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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