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人民網報道，從「蕭瑟」的角度來看，由華爾街蔓延開來的這場草根秋日「佔領」運動，顯露出美國民眾對政經體制缺陷深深的失望以及美國由此可能面臨的體制性危機；從「復興」的角度來看，這場意料之外蓬勃興起且受到「阿拉伯之春」影響的美國民眾運動，顯示自稱「99%」的美國民眾正試圖奪回被控制在「1%」權貴階層手中的政治和經濟話語權。正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多次強調中東北非國家的民眾運動是「內生的」、「有機的」，這場清算金融危機始作俑者華爾街的美國民眾運動也是「內生的」，而它誕生在2011年也並非純屬巧合。
99%對1%的宣戰
有人說，這是一場沒有領導人、沒有清晰組織、沒有集中訴求、沒有明確解決方案的鬆散運動，但或許正是由於其寬泛性、開放性和新鮮性，才吸引了來自不同年齡、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廣泛人群以「99%」的名義表達各自的憤怒。憎恨「公司貪婪」者、抗議社會不公者、失業者、反戰者、環保者、無家可歸者，每個人手中的標語從不同的角度昭示著不滿，而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99%」對「1%」的憤怒，對政府救助華爾街以及華爾街行徑依舊的憤怒，對當權者濫用國家資源濫花「戰爭美元」的憤怒。
有共和黨人指責「佔領」運動的幕後推手是工會，事實上工會只是這場運動中新近加入的力量。對於這場聲勢不凡的民眾運動，工會領導人心中徒生羨慕，因為過去十年中工會很少能夠激發出如此強勁的民眾力量。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勞聯—產聯負責人特拉姆卡在華爾街集會現場表示支持「佔領」運動，並要示威者放心工會不會「劫持」這場運動。
「佔領華爾街」運動其實源於加拿大反消費主義雜誌《Adbusters》的一次選題策劃，《Adbusters》在7月刊上打出「9月17日佔領華爾街」的標語，並在網站上進行號召。該雜誌總編卡利?拉森對美國記者表示，當今美國的年輕人失業率高，製造金融危機的華爾街大佬們卻沒有一個人被繩之以法，人們強烈地感到不公與憤怒，這場運動旨在動搖大財團驅動的資本主義制度。拉森強調，美國1%的富人享受著巨額分紅、稅收減免，而其餘99%的人承受失業、喪失房產等巨大壓力，灰暗的未來令他們站出來抗議。
《紐約時報》10月9日發表社論，明確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社論指出，美國社會正陷入極端的不平等，美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約占總收入的20%多，是80多年來的最高點，這個數字在上世紀70年代末是10%。此外，當前美國公司利潤在經濟中的份額為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而工人薪酬的份額則為最低點。
美國人口普查局9月發佈的報告顯示，美國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相比1999年下降了12.1%，收入最高的10%的人同期只下降了1.5%，而同期收入顯著增長的唯一人群是最富有的1%，他們擁有總收入的約20%。 2010年美國貧困率達到15.1%，貧困人口有4620萬人，為52年來最高;收入在貧困線一半以下的「深度貧困」人口是2050萬人，為36年來最高。
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掌握的數字則是，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拿走總收入的近25%，其財富則佔到總財富的40%，25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有數據顯示，進入最富有的1%階層的門檻是年收入超過38萬美元。與首尾兩端貧富差距擴大相伴的是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下降，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卡茨說，現在美國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還不及上世紀90年代末時。民主黨戰略分析師瑪麗亞·卡多娜指出，當前美國企業主管的薪水比1980年高五倍，普通美國工人的平均薪水則與1980年相當;美國公司首席執行官們的平均年收入是1100萬美元，而普通美國職員的平均年收入是4萬美元;美國公司利潤達到史上最高水平，但公司繳納的稅收卻比以前更少。
《赫芬頓郵報》創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頓曾指出美國中產階級受到了金融界和大企業的「背叛」，她形容美國工業的基礎已經「抽空」、教育體制「分崩離析」、基礎設施「破敗不堪」。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奢侈品消費至少連續十個月呈現上揚態勢，9000美元一件的香奈爾外套需登記等候，奔馳車今年7月的銷量比以往5年內任何一個7月都要賣得多，富有的顧客幾乎已回到衰退前隨心所欲的購物狀態。根據一項最新統計，收入最高的5%的美國人的消費支出占美國總消費支出的1/3，收入最高的20%的美國人的消費支出則佔到60%。
《紐約時報》的社論指出，抗議運動表明當前的美國經濟並不服務於大多數美國人，收入不平等正在碾碎中產階級，擴大貧困人群，並可能製造出一個有能力、有意願工作卻沒有工作的永久性下層階級。據統計，當前美國失業率為9.1%，失業人口為1400萬，其中不包括650萬希望有工作卻已放棄尋找的人，此外還有近900萬非全日制工作人員希望擁有全日制工作。社論將矛頭指向了華盛頓：當富有人群已從經濟危機中復原並重新興旺，中產階級卻仍掙扎在經濟衰退的影響之中，華盛頓對此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美國需要將公共政策的重點從保護銀行業轉向推進充分就業，而華盛頓顯然無所作為。
華盛頓的無所作為固然有兩黨爭鬥、政治極化、決策體系運轉失靈等原因，但華盛頓的政客們有多大的意願和決心解決普通民眾的疾苦也引起很多美國人的質疑，一些抗議者直呼口號反對「華爾街在白宮、國會和K街的僕人們」。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明言，財富帶來權力，並從而帶來更多的財富。他指出，所有的美國參議員以及大多數眾議員在當選議員之時即已屬於最富有的1%，之後依靠來自這1%階層的金錢保住職位;他們清楚如果服務好了這1%，離開國會後就會為這1%所獎賞。此外，主要的行政機構裡貿易和經濟政策方面的決策者也基本來自這1%。鑒於此，政客們制定何種政策也就不足為怪了。根據美國媒體透露，去年離開國會的120名議員中，現有39人在從事遊說業;328名奧巴馬政府官員通過「旋轉門」進入了公司高層;過去十年間共有5400多名國會工作人員加入遊說組織。
斯蒂格利茨今年5月曾寫道：「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有最好的房屋、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有一樣看來是金錢買不到的：即明白他們的命運與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緊密相聯。在歷史上，這是最富有的1%最終都得明白的事情。只是太晚了。」
他提及「阿拉伯之春」，問道：「它什麼時候來到美國?我們的國家在許多方面已與這些遙遠混亂的地方相像。」
它真的來了。它激起了恐慌。美國經濟學家、《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近日撰文，認為儘管還不清楚「佔領華爾街」運動是否會改變美國的方向，但已經招致華爾街超級富豪們以及服務於最富有1%階層利益的政客和專家們的「非常歇斯底里的反應」，顯示出這些從被操縱的體系中獲益巨大的人被識破的恐慌。
是「階級鬥爭」，還是「社會契約」
「99%」對「1%」宣戰之後，「階級鬥爭」一詞突然成為美國媒體上的「熱門詞彙」。共和黨要人不約而同地以「階級鬥爭」來形容這場矛頭直指富人的草根運動，稱街頭「暴民」正在美國人之間製造對立，是「反美」行動。民主黨人則急於將自己與「憤怒的草根」聯繫起來，不諱言這就是「階級鬥爭」，並試圖說服抗議者民主黨正是其代言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一位民主黨議員充滿同情地聲稱抗議者只是想向當權者發出聲音，他似乎忘記了現在的當權者正是民主黨政府。67歲、從加利福尼亞州趕到華爾街參與「佔領」的布蘭達?巴內斯說，這是她自越戰結束以來首次參與示威行動，她對社保體系充滿擔憂，她曾希望奧巴馬能夠規制華爾街、重振經濟，而現在奧巴馬成為「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望」。
從主要政策理念來看，共和黨主張小政府、大市場、反對徵稅，是與華爾街(象徵大企業)和商業街(象徵城鎮和中小企業)都有緊密關係的右派政黨;民主黨傳統上主張新政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開放」的社會政策，受到工會團體的支持，但上世紀90年代以來民主黨在美國政治光譜上偏向中間派立場，而奧巴馬上台後又趨於「左傾」。然而，由於美國選舉政治與金錢、金主的千絲萬縷的聯繫，許多美國人認為兩黨本質上都是大公司利益的代言人。從布法羅市趕來華盛頓參加抗議活動的心理咨詢師艾莉森·施文奇勒對記者說：「美國現在不是為人民所統治，而是為大公司所統治。共和黨與民主黨都代表大公司的利益，在競選中都接受大公司的政治獻金，兩黨本質上是一樣的。」
對於街頭抗議者的聲討，1%階層的一些人開始了反攻。據報道，美國芝加哥貿易委員會窗外堂而皇之地貼出了標語——「我們是1%」。一些富人認為，成功不是罪，窮要怪自己，富人不應因為富有而多繳納稅收。奧巴馬總統助理伊麗莎白·沃倫則明確指出，「沒有人在這個國家是靠他自己致富的」，成功人士所享受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受過教育的員工等都是所有公民共同承擔的，因此也必須拿出利潤的一部分，這是「基本的社會契約」。在「階級鬥爭」之爭的背後，是美國社會關於政府角色和「社會權利」的深刻分歧。興旺發達者自有興旺發達的權利，而運氣不佳的弱勢群體則要求政府保障其「社會權利」，這一點是前者之中許多人無論如何不能苟同的。
然而，富有階層裡也有「反叛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股神」巴菲特。巴菲特8月14日在《紐約時報》撰文《停止溺愛超級富豪》，聲稱自己繳稅的稅率比其辦公室人員的還要低，富人享受的稅收優惠要歸功於那些 「感到必須要保護我們的華盛頓的議員們」，調侃「有朋友身居高位真不錯」。美國總統奧巴馬隨後採納了他的增稅建議，在債務削減計劃中提出一條「巴菲特規則」，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增稅。另一位「反叛」其所屬階級的則是曾製作2006年紀錄片《1%》的傑米·約翰遜，他是強生製藥的第五代繼承人。約翰遜以其親身經歷指出，美國最富有的1%只關心個人財富，不關心他人和社會，經濟衰退對他們來說只意味著以更低的成本過得更好。
美國人其實並非以「仇富」著稱，普通美國人仰慕以才能和辛勞致富的卓越人士，但對以不當手段致富的道德敗壞者感到憤怒，金融危機之後的華爾街大佬便首當其衝。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只有26%的人認為華爾街人士與其他人一樣「誠實和有道德」，1990年時這個數字是50%。
另外一些美國評論人士則認為普通美國人沒有反思過度消費與過度借債的問題，不能只依靠靠對富人增稅來解決問題。「如果你認為所有問題只源自一小部分美國人，那麼你的解決方案也注定是『小格局』的。對1%宣戰並不解決問題，需要的是從上到下一起來改變行為方式，讓我們自己佔領自己。」
當前「佔領」運動仍在發展之中。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民主黨高層正試圖通過「佔領華爾街」運動將「幻滅的美國人」與民主黨聯繫在一起：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正在徵集10萬名支持者聯署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自由派組織美國進步中心正幫助協調在美國各個城市的抗議行動。但民主黨內也有人擔心對抗議活動的支持將使民主黨更加「左傾」，正如「茶黨」運動使共和黨更加「右傾」一樣，導致黨內紛爭以及選民流失。此外，還有民主黨人擔心抗議活動走向暴力與無政府狀態，只會給民主黨帶來麻煩而非益處。
全球化浪潮中超級大國的「國家困境」
儘管「貪婪的華爾街」成為此次運動的千夫所指，但憤怒的底下其實是對未來就業前景的恐懼與無奈。美國媒體指出，美國大公司坐擁2萬億美元現金，而1400多萬美國人卻無法找到就業機會。面對愈來愈寬的階級鴻溝和愈演愈烈的「階級鬥爭」，美國政府又能有何作為?即使貴為超級大國，美國也無奈陷入洶湧的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國家困境」。當資本、貨物、勞力、技術等跨越國界自由流動，當跨國企業早已成為「世界公民」，滯留在一國之內、被甩在全球化浪潮之外、享有上世紀贏得的種種權益的勞工便成為一國政府之負擔，而對企業責任和「社會契約」缺乏社會共識更使得這些問題幾乎無解。這場突然興起的憤怒運動表明，美國民眾拒絕成為繁榮的「無關者」，而共和黨人已開始將這場運動定性為「反資本主義」、「反自由市場」。
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撰文指出，在1983年到2008年間的25年中，美國經濟成長果實主要落入金融業和跨國企業的高層手中，廣大中產階級所得並未增加。他認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就業市場逐漸「被掏空」，支撐中產階級的中等工資的就業機會不斷減少，其肇因正是自動化/電腦化和全球化。當前美國製造業從事生產的工人只佔所有就業者的6%，許多白領工作也將很快被電腦化，而電腦與電信技術的聯合正使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工作機會被輸送到國外，美國就業市場面臨進一步「被掏空」。克魯格曼建議，要恢復美國就業者過去30年裡所丟失的集體議價能力，政府應為每個公民提供基本的保障，首先是醫療保障。一項數據顯示，曾代表1/3美國工人的美國工會現在只代表12%的就業者。
法國《焦點》月刊總編緝埃裡克·勒布歇近日撰文批評西方國家的政治未能作出調整，以適應這個時代的巨大變化——全球化、被科技徹底改變的生活方式以及個人主義。「西方政治的合法性依然建立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上，它所採取的方法仍停留在過去，加之從政人員素質平庸，這一切都導致了民主的失敗……相對於已經實現全球化的經濟而言，政治實在太渺小了。」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會長斯特普·塔爾博特今年2月則提出美國面臨兩大相互關聯的問題，即美國社會正在加劇的兩極化和美國治理體系過於頻繁的功能失調，這不僅是對美國政府和美國民主的挑戰，也是對「民主」這一概念本身的挑戰。他尤其指出美國國會已成為美國兩極化的中心和無休止鏖戰的戰場，而政治競選活動也成為代價昂貴的血腥遊戲，對民主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和正當性造成了消極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