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站在1997年7月，多少人心生躊躇，多少人又滿懷期冀。香江奔流依舊，太平山風光不減，香港回歸到了中國的懷抱。
這個巨大的歷史進程，孕育了新一代香港人。與以往任何一代祖上不同，他們在幾乎是「一張白紙」的青春年代，從97出發，與香港一起成長，休戚與共。
他們是1997年初入香港社會的新鮮人，在移民潮中堅定地留下來，SARS、金融危機、民主改革方面的實踐——每一個人都逃脫不開的共同經歷，鑄就了他們共同的身份密碼。
15年來，他們堅守香港核心價值觀的同時，從意識上產生了「國家」的認同。他們依然勤奮，依然高效，依然敏感於法制和民主的尊嚴，他們更加朝氣蓬勃。
他們因香港回歸中國而改變，香港因他們的迅速成長而發展。
「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用艱辛努力寫下不朽香江名句。」97一代，正在續寫新香港的「獅子山」。
「97一代」的現實與夢想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兩個月之後，回歸後香港的第一批大學生畢業走向社會。這些學生發現，自己的畢業證書上有了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董建華，而在此之前是末代港督彭定康。
這些學生努力適應著身份的變化，畢業前還在殖民地，畢業後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15年過去了，「97一代」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中堅力量。在理想與現實中間，香港「97一代」或許有更多的發言權。在歷史的節點上，他們完成人生的轉身，這一代人的人生軌跡所映襯的正是香港歷史與現實的碰撞，他們身上也承載著香港這座國際都市的光榮與夢想。
馮佩樂：「97一代」的記錄者
若是沒有換工作，如今的馮佩樂肯定忙個不停：立法會流會，香港樓市持續走低出於職業習慣，馮佩樂還是認真看了報道，但已轉行做酒店公關經理的她，仍舊懷念沖在一線採訪的日子。
馮佩樂，1997年畢業於香港大學，典型的「97一代」，曾在香港《東方日報》、香港有線電視台等多家媒體工作，從1997年至2011年的14年間，她幾乎參與了香港所有的重大事件的報道，後成為香港媒體駐內地記者，多次隨領導人出訪。
和馮佩樂約在上環一家咖啡廳見面，儘管客人不少，但在商業氣息濃重的咖啡廳裡還是能輕易認出這個曾經的同行。多年的媒體經歷讓她對採訪者的心理頗為熟悉，記者幾乎不用怎麼發問，馮佩樂就會說出你想聽的內容。
「這更像是情侶分手」
馮佩樂，祖籍廣東，1974年出生在香港一個普通家庭。她算是移民的後代，父親兒時偷渡到香港，成年後與母親結婚。原本馮佩樂覺得這段歷史並不光彩，可直到上了大學她才發現，班裡許多同學的家庭都有類似的經歷。馮佩樂出生時，香港經濟發展迅猛，母親在工廠上班，父親做修車工。儘管家裡拮据，可沒讀過書的父親特別注重馮佩樂姊妹三人的教育，要求她們一定要讀大學。
學習成績一直優秀的馮佩樂並未讓父親操心。1994年，她輕鬆地考上香港大學地理系。然而三年後的一個選修課程改變了她的命運。馮佩樂在畢業前半年參加了一個新聞記者培訓班，她突然發現自己對於新聞採訪和寫作充滿了興趣，「感覺特別過癮」。憑著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她跑到《東方日報》應聘，成為一名實習記者。
令馮佩樂感到幸運的是，她入職不久便趕上了香港回歸。她被派到港英政府門口採訪，7月1日零時，衛兵將英國女王的標牌撤下，換上了紫荊花。「就是前後一秒鐘的變化，我沒有任何感覺。」馮佩樂回憶道。
和大多數「97一代」一樣，馮佩樂並沒有國家的概念。香港獨立於內地的教育體系和文化觀念，使香港人對國家意識和身份認同似乎只是一個抽像的法律概念。直到馮佩樂準備畢業出國旅行時，她才意識到申請表國籍一欄不能再寫英國，而她的心情也很複雜，「這更像是情侶分手」。
香港人的主人翁意識
一年之後，馮佩樂遇到了入行以來最大的考驗——亞洲金融危機。作為剛入行不久的菜鳥，面對著每天鋪天蓋地的信息和以淚洗面的採訪對象，她有些無所適從。當時，不少香港中產家庭因為之前貸款買房而釀成悲劇。馮佩樂還記得，一位丈夫因無法承受壓力選擇用炭火自殺，後被妻子發現而倖免。馮佩樂不知該如何發問，最後竟與這名男子一起痛哭。「經常看到自殺的消息，香港到底怎麼了？」馮佩樂回憶說，人們把怨氣都撒在政府身上。
不過，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特區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香港金融市場最終化險為夷。這次事件，馮佩樂似乎第一次感受到回歸的意義，至少「背靠大樹好乘涼」。
雖然經濟慢慢好轉，可2003年SARS的到來再次考驗香港。已到香港無線電視台工作的馮佩樂第一時間趕到了爆發SARS最為嚴重的淘大花園。當時人心惶惶，銅鑼灣、尖沙咀這些商圈有如空城。「我們戴上口罩去採訪，同行沒有一個退縮的。」馮佩樂說。
雖然SARS很快好轉，但香港經濟下滑，這一年7月1日，發生了香港50萬人大遊行。不過，這在馮佩樂看來，這未必是壞事，說明香港人的主人翁意識強烈，香港人需要一個繁榮的香港。「遊行那天又熱又潮，可50萬人沒有推搡，沒有爭吵，非常有秩序。」馮佩樂為此非常自豪，她看到了香港的希望。
在此之前，6月29日，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正式簽署《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的經貿安排》，馮佩樂從中讀出了中央援港的信號。不久之後，內地開放香港自由行，更多的內地遊客湧入香港。
「我突然感到國家的存在」
自由行開放之後，內地人和香港人整天在大街上摩肩接踵，不僅拉動了香港經濟，而且相互用挑剔的眼光打量對方，反而培養起了彼此之間的自然情感。
就在這一年，馮佩樂成為香港無線電視台駐北京的記者，穿梭於京港之間，她更易掌握中央對港政策。但馮佩樂還記得，當時有20個香港團體來京反映香港的種種問題，而中央釋放支持香港的信號也很明顯。半年之後，幾乎再也沒有香港團體赴京，馮佩樂意識到，中央的援港政策起了效果。
除此之外，馮佩樂還會跟隨國家領導人出訪，並守在領導人下榻的酒店門口等待不可多得的提問機會。
馮佩樂發現，領導人對香港記者的態度也悄然發生著變化，起初很難有機會提問，慢慢地機會多了起來，後來領導人還會主動邀請香港媒體記者到房間裡採訪。「這說明中央領導人對於香港越來越重視。」一次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訪的經歷讓馮佩樂頗為感動。溫家寶主動走到香港記者身邊，說看到香港暴雨沖毀村莊的報道，他非常擔心，如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定伸援手。
另一次，馮佩樂隨國家主席胡錦濤出訪新加坡，在中新兩國簽署合作協議的儀式上，馮佩樂的心猛地震了一下。「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國家的存在，這在香港是感受不到的。」
如今，離開媒體圈的馮佩樂依然津津樂道於自己的記者生涯，令她難忘的是，作為「97一代」，她幸運地成為這個時代的記錄者。
王鳴峰：
「香港法治比回歸前更好了」
當美國《財富》雜誌預言「香港之死」，「移民潮」仍在繼續的時候，遠在英國牛津大學的王鳴峰一心只想快點回到香港。
「想法比較簡單，希望在成長的地方創造自己的事業。」1997年6月香港回歸前夕，獲得牛津大學法律學士學位並通過律師執業資格的王鳴峰學成歸來。
1994年的這個時候，王鳴峰從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專業畢業，拿到了幾乎是全世界難度最大、當年全香港僅一個名額的羅德獎學金進入牛津大學。在過去的歷史中，拿到過這個獎學金最著名的校友裡面包括著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等領導人。
王鳴峰有足夠的空間留在那些「移民」們嚮往的國家。雖然他只是謙虛地說「一個中國人在英國或者美國做法律沒有太大的競爭優勢」，他說當時堅信自己的事業只有在香港才能更加成功。
15年後，王鳴峰已經晉陞為大律師，在中環著名的德輔大律師事務所任職。他的辦公室迎面窗戶朝街，香港街景盡收眼底。辦公室三面均為書架，上面擺滿各類法律文獻。沙發背後的書架則是全套普通法案例，在一家內地的律師書架上很難看到如此齊全的普通法素材。
與中國內地奉行成文法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些書籍背後彰顯著香港作為普通法系的成員所遵循的嚴謹傳統，每一個判例均要遵循先例，而這一目標非經過嚴格法律訓練絕無可能達到。
社會危機裡的個人機會
1980年，9歲的王鳴峰跟隨母親和弟弟遷居香港，至回歸之時，在香港的生活時間已是內地的兩倍。但他說，回歸對自己而言，不像其他人那樣，在感情上要做一個準備。他說自己「年少就對歷史感興趣，過去100多年中國比較差勁，歸根結底希望她強大」。
然而，這的確是他人生的大轉折，也有著意想不到的收穫。
剛進入到德輔，26位大律師就走了四位——他們是典型的「移民潮」的尾聲，他們對於回歸後香港的法律制度是否會改變深有疑慮，這在當時幾乎成了香港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
對於個體來說，王鳴峰從危機中看到了更多的希望。當英國籍的大律師離開之後，王鳴峰說自己有了更多嶄露頭角的空間。
機會在隨後的金融危機中到來。和大多數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行業不同的是，專攻公司法律業務的王鳴峰反而獲得大量業務。
他是幸運者。「大量公司倒閉，很多清算破產的法律業務，找大律師沒那麼多的錢，我這樣剛出來工作的律師有了用武之地。」說到此處，穩重而謙和的王鳴峰有了小小的激動，頗為得意回歸之時的選擇。
業務量之多，有時候甚至不得不在辦公室加班到凌晨三四點，在辦公室一角的椅子上，至今仍放著一套被子以備不時之需。
得益於業務量激增，王鳴峰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小團隊。到今天，他已經成了24名學徒的師傅。
這種師徒關係，在英國普通法譜繫上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早在13世紀後期，一個被稱作「法律學徒」的特殊社會集團出現於英國，儘管隨著時間推移，英國已經實現法律教育從學徒制到學院制的變遷。
但在香港，每個大律師都有自己的師傅，且「一日為師，終身為師」，大律師們小心翼翼地堅守著這個傳統。最著名的莫過於，現任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即是前任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的最後一個徒弟。
「法制比回歸前更好了」
王鳴峰認為，即便在英國本土，對於法律傳統與法律制度的堅守，也沒有做到香港這般完美。
早年由於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敏感，2003年「七一大遊行」曾有人打出標語質疑「香港法治已死」。然而，根據2010年世界經濟論壇報告，就司法公正而言，香港在全球139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5位，在亞洲更是處於領先地位。
在王鳴峰看來，「15年中，香港經歷了金融危機、SARS風波等大事的衝擊，15年很多東西都變了，只有法治未變。」
他用德輔大律師事務所的發展來佐證，「我剛到這個所工作的時候，所裡只有26位大律師，現在有54位大律師，要不是法治得到維護，很難想像會有這麼多的優秀法律人才聚集到香港。」
根據香港律師會會長何君堯在2012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提供的數據，相比於2010年12月底，香港執業律師的人數由6782人上升至7101人，升幅4.7%，而香港律師行的數量，則由764個上升至782個，升幅2.4%。
此上升幅度略高於2001至2010年律師及律師行的每年平均增幅(分別為3.3%及2.2%)。何君堯據此判斷，「本地法律行業一直在穩步發展。」
1997年回歸之時，這一切並非如今日這般樂觀。不僅僅有一批資深的大律師離開香港，王鳴峰說，「英國籍的法官也大批回到英國，如果沒有優秀的法律人才，香港的法治很難想像有今日這樣的狀況。」
在香港，律師比法官的收入高得多，然而又必須吸收最優秀的律師進入法官隊伍才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司法裁判。
從小要強、考試都要爭第一的王鳴峰對法官隊伍的專業水平和公正程度深為信服。「他們遴選法官的標準只有四個字，那就是『德高望重』。」
王鳴峰將此歸功於兩任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和馬道立。「兩任首席大法官為維護社會公義做了大量工作，他們有辦法將業內最頂尖的人才請來做法官。」
「比如鄧楨，在香港律師界賺錢他穩居第一，我跟他一起辦過案子，他能夠很快地抓住案件的重點，專業能力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王鳴峰說，即便是如此厲害的角色，亦被延攬進入法官隊伍。
同樣在2012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馬道立在演講中引用百年前的港督盧吉爵士於法院大樓啟用當日的致辭論及「施行公義」：
各國的憲法或時有變化，世界的版圖或時有變更，然而，於未來悠長歲月，這座蒙上雙眼，手持天平的公義之像，將年年月月矗立於法院門廊之上，不受世事滄桑變幻所影響；庭院之內，亦將日復一日施行公義，不偏不倚，不懈不休。
作為「97一代」，王鳴峰用一句更為簡潔的話向《中國新聞週刊》描述：「回歸15年，如果只有一種成就，我可以很自豪說，香港的法治比回歸前更好了。」
施麗珊：籠屋裡的香港夢
她被媒體稱為女俠，給弱勢群體爭取權利，15年來未曾間斷；她被社區居民親切地稱為施姑娘，從15年前初出校園到如今人進不惑，這個稱呼亦未改變。
她叫施麗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從大學畢業到現在的15年中，她說自己只做了一件事，扶困助貧，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與常人眼中高樓林立的現代繁華的香港不同，施麗珊看到卻是逼仄的籠屋和掙扎在貧困線上的市民。「我的工作就是讓繁華背後的社群不被遺忘，幫助他們擺脫貧困有尊嚴地活著。」
儘管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是香港著名的社工組織，但何文田的總部辦公室環境與它的聲望並不相符。何文田是九龍的一個住宅區，上世紀50年代是安置難民的地方。社區組織協會辦公室位於路邊加油站後的三層公寓裡，房門很窄，稍胖一點的人側身才能進去。
辦公室有近百平米，裝修風格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設備也已老化，空調時而發出幾聲怪響，但總體佈置得井井有條。施姑娘一米七的個頭，說話時臉上總是掛著頗具親和力的微笑。跟她見面時已是晚上八點半，加班於她已是家常便飯。
第一代註冊社工
42歲的施麗珊來香港已有31年，略帶閩南腔的口音是家鄉留給她的唯一印記，而她幼年的經歷似乎堅定了她日後扶弱濟困的決心。
1981年，11歲的施麗珊隨父母從晉江老家以與親人團聚為由，申請了單程證，來香港定居。一家四口人擠在一間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裡，父母靠打零工供她和弟弟上學。和當時許多內地移民一樣，施麗珊並不適應香港的生活，語言成為最大的障礙。因為不會粵語和英語，本已上6年級的施麗珊連降兩級。
到中學時，比同齡人早熟的施麗珊已規劃自己的未來，她就下決心要做一名社工。「我覺得幫助人是一件既有意義又有意思的事。」施麗珊說。
1990年代中後期，香港社工組織發展迅猛，多所大學亦開設了社工專業，施麗珊幸運地成為浸會大學社工專業的一名學生。在香港，社工是一個必須經過嚴格的資格認證的職業，要取得社會工作學位也有極為嚴格的要求。經過三年的大學學習，成績優異的施麗珊順利進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成為一名社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成立於1970年代，成功引入英美的社區組織模式，倡導公平合理的社會制度，提倡尊重民權，公民平等發展的理念。
畢業工作不久，施麗珊正趕上香港回歸，而更令她興奮是，香港立法會通過「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規定所有聘用為社會工作職位的工作人員必須正式登記成為註冊社工，這成為香港社會工作發展的里程碑。
和眾多「97一代」一樣，施麗珊一直思考，自己能為回歸後的香港做些什麼？然而，她的舉動似乎有些與眾不同。在回歸後的第三天，她與同事就組織了移民子女赴香港入境處請願活動，要求港府解決其來港定居問題。
夢想是失業
連施麗珊自己都沒有想到，這種請願活動僅僅是自己職業生涯的開始。入職不久，施麗珊就開始負責籠屋工作。所謂籠屋，亦被稱為床位寓所，是指那些老弱貧苦底層人聚居在人口密度極大的舊樓床位，用鐵絲網圍住，從外面看像鐵籠一樣。
施麗珊見過最震撼的是，100平方米的房子裝了200個籠屋，人在裡面轉身都很困難，而在當時申請公共房屋需要10年時間。施麗珊的工作就是對籠屋住戶進行逐一登記和調研，聽取他們的訴求，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知道，自己應享有的房屋權利，幫助他們申請公共房屋。
施麗珊曾遇到一位病重的父親，與兩個小兒子擠在一個籠屋裡，生活淒慘；她還碰到過一名70多歲的老人，當了一輩子建築工人，到了晚年也沒有錢結婚，住在自己搭的木板房裡，因開發商施工，他又不得不搬遷。「我很難說服自己，為什麼香港越來越富有，還有這樣的市民存在，他們很善良，工作很努力，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境遇？」施麗珊說。
不得已，施麗珊請記者來報道，還專門開了新聞發佈會，要求政府解決籠屋問題。幸運的是，施麗珊的努力沒有白費，為不少籠屋住戶爭取到了公共房屋。
與此同時，香港政府也有所行動，從1998年開始實施《床位寓所條例》，改善並減少籠屋。讓施麗珊感到欣慰的是，新任特首梁振英頗為重視房屋問題，還曾來香港社工組織協會進行調研溝通。
如今，施麗珊還因為為新移民提供幫助，經常接到罵她的電話。可施麗珊並不在乎，在她看來，她15年來的行動正是香港核心價值的體現，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平等。「新移民來香港是來與家庭團聚，我的工作就是讓他們不受歧視，真正融入香港。」
施麗珊不希望被貼上「97一代」的標籤，她說自己和萬餘名香港社工一樣，所做的工作就是讓每個人活得更有尊嚴，人們會相互關心，體會到社會的溫暖。
事實上，這15年來，香港社工發展迅速。目前，香港最大社會工作協會擁有超過400個機構會員，3000多個服務中心遍佈香港19個區，社工數量達16000多人，60%以上擁有社會工作本科學位。在西方發達國家，平均每1000人有一位社工，而在香港，每562人即有一位社工，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
施麗珊發現，每個籠屋住戶都希望自己住進公共房屋，而她的工作目標就是幫他們實現這個的夢想。不過，施麗珊的夢想卻是有一天自己「失業」，「那時沒有了籠屋，不再需要去遊行請願，每個人都有尊嚴地活著。」施麗珊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