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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評論家解讀莫言獲諾獎之路


http://news.wenweipo.com   [2012-12-11]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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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12月11日凌晨,2012年諾貝爾獎頒獎儀式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隆重舉行。0點16分許,中國作家莫言正式領取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並在隨後參加了盛大的諾貝爾晚宴。圖為莫言在諾貝爾晚宴上致辭。來源:中新網

【文匯網訊】據中新網報道,著名文學評論家、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清華11日做客中新網視頻訪談,就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給莫言的授獎詞、莫言在《講故事的人》中提到的三個故事、以及莫言「文學無用說」等相關話題進行瞭解讀。

 文學的沒有用處正是它偉大的用處

 北京時間今天凌晨,莫言在瑞典領取諾貝爾文學獎。他在隨後的宴會辭職中說,「文學和科學比確實沒有什麼用處。但是它的沒有用處正是它偉大的用處。」

 對此,張清華表示,之所以說文學無用,是因為它潤物無聲。事實上,文學看起來是無用的但又是滋育靈魂的,「如果我們一個中國人沒有讀過唐詩宋詞,他即便是穿著中國人的衣服,長著一副中國人的面孔,他的心靈我覺得也有很大的缺損,他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張清華說,只有讀了中國的書,接受了漢語之美的滋養,接受優秀文學作品的那種滋養,才能夠造就一個「中國式」的人。所以文學雖然說是無用的,但卻是百年樹人的。

 他認為,文學是人類文明結構當中最高端的部分。最高端的部分不一定是有用的,但又有最多的用處。

 在張清華看來,莫言說文學無用,其實是有潛台詞的,不能從字面上理解。文學最好的用途就是因為它是無用的,這是一個辯證法。一個中國人應該擁有這種辯證法的思維,這也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心靈的一部分。莫言的這個答詞還是比較巧妙的。

 解讀授獎詞:對於莫言的概括很準確

 北京時間11日凌晨,莫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音樂廳領取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佩爾•韋斯特伯格當晚宣讀了文學獎授獎詞。他說,莫言是個詩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傳畫,使個人從茫茫無名大眾中突出出來。他用嘲笑和諷刺的筆觸,攻擊歷史和謬誤以及貧乏和政治虛偽。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類最陰暗的一面,在不經意間給象徵賦予了形象。莫言的想像力超越了人類的存在,他是一位傑出的寫實主義者,作品描述了20世紀中國的歷史。

 張清華認為,這個授獎詞非常漂亮,對於莫言創作的概括,應該說是很準確,也給予莫言很高的評價。

 他說,這個評價和文學界給莫言的評論是非常接近的。莫言的作品的語言是和流行的文學語言是有很大不同。尤其在80年代,他剛剛登上文壇的時候,就用特別有衝擊力的,汪洋恣肆的,不守規矩的,甚至是特別原始和粗粒的(語言)。但是莫言的原始和粗礪,不是像有的人理解的那樣語言不過關的粗礪。莫言是要衝破語言敘述當中的一些陳規,一些陳詞濫調,那麼他就必須要用強有力的方式來實現。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給莫言的授獎詞還提到,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在這些民間故事中,驢與豬的吵鬧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被賦予了超自然的能量。莫言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馬爾克斯之後的多數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語言辛辣。他對於中國過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沒有跳舞的獨角獸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豬圈生活讓我們覺得非常熟悉。人類的自我和貪婪卻一直存在。所以莫言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

 張清華認為,諾獎委員會抓住了莫言的特點,也很有說服力。他對人類陰暗面的揭示有很多個角度,一方面他說人性的黑暗,人性的黑暗不是中國人獨有的,對全人類來說都是可以有所指的。

 三個故事

 莫言在8日的的演講《講故事的人》中用三個故事作為結尾,第一個故事說的是莫言小時候去參加一個苦難展覽,莫言哭了,而當時有一個孩子沒有哭,為此莫言還向老師打了「小報告」。多年之後,莫言深表愧疚,他悟出一個道理: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對於這個故事,張清華深有感觸,「我們小的時候也經歷過這個,如果不哭的話,這是很嚴重的問題,說明你的思想覺悟不高,階級感情不深,有的孩子哭是真誠的,有的孩子是硬擠出來的眼淚,有的比較樸實就哭不出來,哭不出來就遭到批判。」

 張教授認為,莫言是想借此故事說明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允許有不同的聲音,而文學從根本意義上、本質上講,應該是屬於不同的聲音。

 他舉例,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文學作品,都屬於不同的作品,如《金瓶梅》、《紅樓夢》都是特別特立獨行的小說。「這與中國人特別強調的,包括儒家思想所注重的所謂的韻這個哲學,是有區別的。」

 他指出,文學來有時候倡導無用,而無用就是它最大的用處,因為一個人一生需要干很多事情,他難道不需要精神上的愉悅和休息嗎?不同的聲音和無用的聲音,其實是文學最重要的元素。

 第二個故事講是的莫言當兵時逞口舌之快,讓自已的老長官面紅耳赤,回憶起這件事來,莫言深表愧疚。對此,張清華試圖從自己的角度解讀,「莫言說的是對的,當這個長官目中無人,沒有看到他,他站起來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這是對於一個個體權利的捍衛,這是對的。但中國文化的正確是有多種的,即便你是對的,低調和屈服可能又是一種正確,這是一種人格力量,這也是中國文化獨有的一種東西。」

 第三個故事說的是泥瓦匠的故事,一群人以近乎占卜的方式決定將要接受上天懲罰的那個人,結果最後活下來的恰恰是這個本來要被上天懲罰的人。對於這個故事,張教授認為莫言在回應西方人有基督教傳統的思維方式:「即便這個被扔出去的人確實是一個罪犯,但也是要學會寬恕,如果你不學會寬恕別人,那麼你也就沒有寬恕自己。」

 他引用《聖經》中眾人用石子擊打小偷,耶穌制止了這個行為的故事,表示「這屬於文學的精神,屬於宗教的精神,和通常的倫理道德的判斷,法律的判斷,道德的判斷要區別開。宗教的淨勝比法律的判斷和道德的判斷更高,也更寬,也更人性化,也更符合文學的精神。」

 莫言作品海外受歡迎原因

 即便沒有獲諾貝爾文學獎,莫言也是在海外認知度最高的中國作家之一。此番瑞典之旅,更是讓他的名字為外國人所知曉。他的作品為何在海外受到歡迎?在訪談中,張清華教授也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他認為,凡是民族的都是世界的,這是一個規律,在全球化,或者叫世界文學的時代到來的時候,越是有民族特色的東西,越具有世界性。

 張教授舉例說,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學這個概念,是在19世紀70年代,有次和他的秘書在談話的時候,談到一本中國小說,就是才子佳人小說裡的《玉嬌梨》。當時只有這部小說被翻譯成德文,歌德看了很喜歡,就對秘書說,民族文學已經不算一回事了,世界文學已經來了。因為他覺得這個小說,和他理解的西方文學沒有太大的差別。當然這其中會有他作為西方人對於東方文化的想像。

 張清華進一步解釋說,莫言小說比較多地承載了中國的本土文化、民族民間文化,這一些本土性、民間性、東方性,在他的小說裡邊呈現得比較突出和明確。其他的中國作家也有,但是沒有莫言那樣濃墨重彩。張藝謀在某種程度上,抓住了莫言小說的神韻,在《紅高粱》裡濃墨重彩地誇大了田野的土黃色和紅高粱的深紅色。西方人看到就很喜歡。

 另一個方面,從嚴肅文學的角度來說,莫言的小說是具有人文主義思想或者精神的一種文學。他傳承了魯迅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對於中國文化的思考。比如說像《檀香刑》,其實講的就是東西方文化相遇所產生的後果。因為在東方古老的土地上,原本只有一種聲音,這種聲音就是田園牧歌式的聲音。這個聲音很美,很原始,也很獨立,很自足。可是,當火車的聲音來到以後,鋼鐵的龐然大物穿過古老的土地,碾壓過沉寂的鄉村,立刻引發了中國人的不安。從民間來說感受到巨大的威脅,所以唱茂腔的孫丙變成義和團的首領,他如何引導民眾?靠的是裝神弄鬼。

 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相遇怎麼辦?只有靠裝神弄鬼,必然會被失敗。失敗以後要演出一場可怕的屠殺,這場屠殺還是藝術,在慘絕人寰的同時又讓人眼花繚亂、歎為觀止的藝術,這就是圍觀的主題,嗜血的主題。

 張教授表示,這些在魯迅的《阿Q正傳》、《祝福》裡早就寫過,但是莫言把它寫到了極致。莫言真的傳承了五四文學,傳承了魯迅,真的把中國傳統文學推向比較新的一個高度,發揚光大。當然不是莫言自己,余華、蘇童、格非等其他很多的中國當代作家,他們都在寫,莫言是一個代表。

 張清華說,總體上來說,中國文學在當代前進的路上,莫言就是一個代表。不認識到這一點,就無法理解西方人為什麼把這個獎給予他。西方人也看到中國作家精神上的努力,看到中國文學的變化和成長。

      責任編輯: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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