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2013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六次全體會議經過投票表決，決定李克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這位57歲的經濟學博士，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七位總理。
當多數國人對這位中國經濟巨輪的新任掌舵人充滿期待之時，熟知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專家學者，卻對未來的航程不無憂慮。展望世界，美國財政懸崖的陰雲仍未散去;歐洲依然深陷於主權債務危機之中;全球經濟復甦的腳步乏力，不確定因素仍在累積。回首中國，前30年過度依賴投資、出口拉動的高增長髮展勢頭，也放慢了腳步。按照國際標準，2012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了6100美元，正面臨著學界所稱的「中等收入陷阱」。歷史表明，自二戰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曾在這一發展階段陷入了經濟增長回落和長期停滯，能成功跨越這一「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少之又少。
國內外眾多觀察家普遍認為，處於急速轉型期的中國已經走到一個緊要的歷史關口：只有走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之路，才能實現包容性增長。而接下來的十年，對中國成功轉身、佔得國際先機，至為關鍵。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新任總理，李克強自始至終有一種清醒的歷史自覺。
據人民網報道，去年11月，中共十八大剛剛閉幕6天，這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二號人物，便在國務院主持改革座談會。他一句膾炙人口的話——「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迅速傳遍中國，成為年內「最鼓舞人心的金句」。
正是在這次座談會上，李克強語重心長地告誡參會者：「改革只能往前走，沒有退路……拒絕改革的人可能不會犯錯誤，但要承擔歷史責任。」
「『十二五』規劃是現代中國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分水嶺」
梳理李克強過往的從政經歷不難發現，這是一個總以前瞻創新思維和堅定意志掌控方向，且勇於開拓進取的領導者。
如果仔細研讀一番由他親自主持、歷時兩年編製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從那些枯燥的數字、指標、論述中，無疑可以品讀出他對中國經濟實現轉型的決心和勇氣。這份發展藍圖蘊含著他未來幾年的施政方向。
這份勾劃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共計16篇62章的藍圖，開篇即用一章「指導思想」，著重論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並強調這「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是綜合性、系統性、戰略性的轉變」，「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
一位參與規劃編製過程的官員稱，這份綱要自始至終貫穿著李克強的一個主旨思想：中國必須轉型發展。
這種「轉型發展」除了強調追求經濟發展的質量，要求從出口和投資拉動、資源依賴、勞動力密集的粗放型增長，轉向擴大內需、環境友好、創新驅動的新型發展模式。綱要還首次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的目標，以此約束一些地方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傾向。
更重要的是，綱要前所未有地要求在未來幾年的發展中要構築一張保障民生的基本「安全網」，明確政府應該給民眾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在規劃綱要已經為這種「基本公共服務」列出範圍、重點和硬性指標的基礎上，李克強又指示，要單獨編製一個《「十二五」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專項規劃》。目前，這一規劃已正式發佈。
在這張發展藍圖正式公佈後，2011年4月，摩根士坦利發佈由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撰寫的報告，開篇就說：「歷史將判定，『十二五』規劃是現代中國發展道路上的一個分水嶺。」
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上世紀70年代末的「五五」規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90年代中期的「九五」規劃開啟了以國企改革為特徵的產權變革，而這一次的五年規劃，如果能夠成功得以實施，「中國將迎來與過去30多年截然不同的增長模式」;這不僅是中國的好消息，也是亞洲乃至世界的福音。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評價說，「十二五」規劃將「攸關中國經濟轉型的成敗」，「如果得到有效的實施，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在改變經濟增長模式、調控全球經濟的過程中，中國將在世界上扮演最最重要的角色。」
「沒有相當的魄力和技巧，這些問題真的難以解決」
然而正如斯蒂芬·羅奇的報告所言，「一份好的規劃要得到完全的實現」，「需要在戰略與戰術之間尋找到平衡」。作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二號人物、國務院的新任總理，這無疑是擺在李克強面前的一大挑戰。
不過事實上，在這份規劃綱要出台之前，李克強就已經展開行動了。
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波及全球，對中國這個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構成強力衝擊之時，站在一線指揮應對金融危機「戰役」的，正是當時分管發展改革、財政工作的常務副總理李克強。
由美國次貸危機逐步演變而成的那場風暴，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百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到2008年第四季度，中國GDP增速跌至6.4%，10月份的財政收入竟出現了負增長。
長期的結構性矛盾、年初南方的雨雪冰凍災害和其後的汶川特大地震與這場金融危機疊加在一起。「沒有相當的魄力和技巧，這些問題真的難以解決。」財政部一位官員事後這樣評論。
中共中央、國務院經反覆權衡，最後決定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一位知情官員回憶，李克強在整個計劃中思路「非常清晰」：民生工程要成為此輪投資計劃的重中之重。數據顯示，此輪調控用於改善民生的投入占政府新增投入的 50%以上。據財政部統計，2008∼2012年，財政支出在民生方面總計達到了17萬億元，年均增長21.1%，而同期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率是18%。
他提出的目標是，要力爭在13億人口中推進「全民基本醫保」，同時，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資力度。
住建部一位官員用「強力推動」四個字來形容李克強接手保障房建設工作後的一系列動作。從2008年開始，中央每年逐步增加對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專項補助資金，2008年是50億，2009年變成140億左右，2010年達到400∼500億，到了2011年增長到1300億左右，2012年則達到1700 億。
這位官員表示，在現有體制下，如此層層遞進相當不易。
從公開報道的不完全統計來看，2009年至2012年9月底，李克強親自督陣推進，專門召開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會議和視察地方保障性安居工程就有40次之多。5年中關於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批示達300多條。
而在這種「強力」推進下，2008∼2012年，各級財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支出超過1萬億元(含農村);在財政資金的引導下，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計完成投資近4萬億元，解決了1億人的住房困難問題。這段時期也成為中國政府對住房保障投入最多、建成規模最大、工作成效最顯著的時期。
一位知情者解讀稱，這樣的推進思路，一方面是出於李克強對於民生多艱的不忍和體恤：「萬事民為先」。「他始終有一個清晰的理念，就是要構築一張保障民生的基本的 『安全網』，兜住社會的底線」。另一方面，也是應對金融危機的近期戰術需要，因為既能拉動投資，又能擴大內需，還是中國要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長遠戰略必需。
某種意義上，來勢洶洶的國際金融危機，在李克強看來，也意味著改革機遇。
為應對金融危機而大規模開展的增加財政公共支出和結構性減稅，成了李克強一步步推動化解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結構性難題的機會。據知情人士介紹，這些稅改措施也始終服務於一個清晰的理念：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2012 年，李克強親自到上海「督陣」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在他看來，這絕非一項簡單的稅種轉換，而是一個重大的制度創新，是一項「牽一髮動全身的改革」。這項看起來並不起眼的稅制改革，不僅可顯著減輕中小企業的稅負，更有助於推動服務業的繁榮發展，有效引導企業轉變生產發展模式和經營方式，從而大大加速服務業和製造業的深度融合。
而在國際上引發眾多好評、被視作極大促進中國節能減排力度的成品油價稅費改革，也是充分利用了金融危機帶來的難得機遇。事實上，1998年，中國便開始醞釀燃油稅費改革，然而國際原油價格10年間持續上漲，這項改革始終因時機不成熟而遲遲難以出爐。直到2008年下半年，國際油價大幅下挫，李克強敏銳抓住這一時機，親任部際協調小組組長，主持了十幾次會議，在國際油價幾乎降到最低的時點，一舉推出了這項牽涉多方利益的稅費改革。
財政部一位官員事後評價，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李克強對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運用、配合得相當純熟，表現出駕馭市場經濟多種政策工具的出色能力，展示出化解錯綜複雜利益矛盾的過人膽略。
「內在邏輯把握得非常清晰，整盤棋一環扣一環。」這位官員說。
事實是，中國經濟在全世界率先企穩，2008∼2012年，在世界經濟普遍低迷的情況下，中國人均GDP的增長達到9.2%。而其中兩個細節，或許能體現這位一線指揮者掌控方向的出眾能力：
2011 年，多方觀點認為，中國已經走出金融危機，要減少預算赤字，防止經濟過熱，但李克強卻認定危機並未結束。因此，他一面讓財政部在2012年減少500億元赤字，一面又從預算穩定調節基金中給2012年的支出調入2700億元，在事實上加大了當年的支出力度，成功應對了日本地震海嘯和歐債危機的雙重「夾擊」。
另一個細節是，2009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長面臨最嚴峻的形勢時，他不僅沒有提高「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反而還陸續取消了部分鋼材、農藥、醫藥、化工產品等406個稅號產品的出口退稅。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一天晚上，這位副總理給財政部官員打去電話，明確指示：要頂住壓力，「兩高一資」產品絕不能補貼，這是底線。
「他給農耕意識根深蒂固的河南帶來一陣風，讓大家開眼看工業、看城市」
如果再往前翻閱李克強的履歷就會發現，在他主政地方期間，就頗為成功地扭轉了兩個地方大省的行進方向。
河南的一些官員至今還津津樂道於李克強帶來的「顛覆性」轉變。1998年6月，時年43歲的李克強從團中央第一書記調任河南當選省長時，河南還是一個農耕意識根深蒂固的農業大省，擁有極其龐大的農村人口。
據說，李克強到河南不久，一位當地官員好心建議他在河南要先抓農業，以顯示自己「瞭解省情」。事實上，在他之前的很多領導，工作的重中之重都是農業。
但李克強的回應是：「我就是要改變這種就農業論農業的思路。」
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期間，李克強便發表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文中開宗明義：「迄今為止，世界上眾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表明，現代化的實質就是實現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演化，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因此，一個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首先必須實行工業化。」
該論文將鄉鎮企業現象放到中國從農業國邁向現代工業國的歷史大進程中加以考察。在冷靜的學理論述背後，李克強痛感造成農村貧困、農民貧窮和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也痛感農村長期被排斥在工業化進程之外。
他尖銳地指出：「如果說這種工業的方式在工業增長方面是成功的話，那麼在帶動農村經濟的變革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改造方面卻是失敗的。」他當時建議要鬆動戶口政策、改革土地產權體制，認為「現有土地關係下農業經營的規模不經濟問題遲早要得到解決」。
某種意義上，李克強在河南的主政思路，正是他早年這些理念的實際操練和進一步深化。而這套思路，在「農本意識」根深蒂固的河南，不啻於引發了一場「政壇衝擊波」。
2003年，已擔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克強要為河南制定一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規劃綱要》。在這份綱要中，用了這樣一句全新的表述：「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途徑，也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
一時間，爭議四起。
一位持反對意見的領導幹部曾當面向李克強質疑，中央把「三農」放在重中之重，河南又是個農業大省，歷來就把「三農」放在首位，現在放到第三位，「上不符合中央精神，下不符合河南省情!」
李克強想了足有一分鐘，回答說：「我們把工業化、城鎮化放在前面，不等於削弱農業、忽視農民和農村，恰恰相反，是要用推動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這和中央重視『三農』問題是一致的。」隨後，他花了40分鐘的時間，詳細解釋了自己的觀點。
反對者繼續質疑：「那為什麼不直接說『加快三化』?」
李克強說：「『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這兩句話不能變，因為『農業現代化』必須要有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動，否則不可能實現。」
今天，河南的幹部普遍已經意識到，李克強當時並非不重視農業，但他相信，農民守著一畝二分地，不可能真正實現富裕。他在不同場合反覆闡述他的思想：要富裕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農業的基礎要鞏固、要提升，就必須推進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集約化，而要做到這一切，只有靠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在他看來，只有通過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才能「化」傳統農業為現代農業，「化」農民為市民，「化」農業文明為工業文明，「化」鄉村社會為城市社會。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李克強「用工業的理念發展農業」，抓小麥生產從市場需求入手，針對國際市場的需求，培育新品種，發展速凍食品、肉食品等食品加工企業，並且組織設計了谷朊粉、燃料乙醇等幾十個品種的小麥綜合利用產業鏈，使小麥深加工的附加值大幅度提高，一整套「組合拳」被河南人稱為「小麥經濟」。
而他十八大後在多個公開場合一再倡導的「新型城鎮化」理念，也早在這裡預演並初步成型。在中共十六大明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方針之前，李克強在2000年底就率先拋出了「區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三頭並進」的思路，提出了以鄭州為中心、包含周邊幾個城市在內的「中原城市群」構想。 2003年，李克強又進一步明確要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建設大鄭州，真正發揮中心城市的產業集聚和輻射帶動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