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王書金的辯護律師朱愛民稱，休庭後，河北省高院還未通知他前去查閱案卷，何時再開庭審理，也是待定。河北省高院稱，開庭時間將會及時在官方微博上公佈。
據新京報報道，針對「聶樹斌案」的調查是否有結果，河北省高院回應稱目前沒有相關消息。聶樹斌因涉姦殺案於1995年被槍斃，10年後，王書金供認自己才是該案真兇，並在一審後就此上訴，引發社會關注。
河北高院：官微將及時發佈開庭時間
6月25日上午，王書金案二審由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邯鄲中院再次開庭。檢方當庭出示了聶樹斌案中被害人屍檢報告等部分證據，力證王書金非聶案真兇。
因是首次看到這些證據，且都是複印件，辯護律師朱愛民休庭查閱聶樹斌案案卷的請求獲准。
「我還沒有接到河北省高院前去查閱聶樹斌案案卷的通知。」昨日下午，朱愛民稱，因河北高院要從檢察院調取卷宗後，才會通知他閱卷，「具體何時會讓我查閱，並沒有法律規定」。
就再次開庭的時間，朱愛民也稱，從刑事訴訟的角度來說，法院會根據案件的進展情況以及與律師的溝通情況，來確定開庭時間。但「具體的開庭日期，由法官根據審理的情況來掌握」。
河北省高院宣傳處的一名工作人員也稱，「一旦開庭時間定下，將會通過官方微博及時發佈」。
辯護律師：檢方證據存「先天不足」
對於檢方在庭審中出示的聶樹斌案屍檢報告、現場勘驗筆錄、被害人家屬筆錄等新證據，朱愛民表示既感到欣喜，又發現這些證據材料的問題。朱愛民說，上述材料顯示聶樹斌案案卷做得非常粗糙，可以稱之為「先天不足」，不合形式要件。
其中在屍檢報告中，兩個法醫一個有簽字無章，一個有章無簽字，且章也為私章。「現場勘查筆錄中，居然連方位示意圖都沒有。」朱愛民說，「這從程序上就存在瑕疵，何以能讓人信服。」
王書金供認為聶樹斌案真兇後，河北相關部門曾表示調查該案，但8年後也未公佈結果。對此，河北省高院宣傳處昨日回應稱：「目前還沒有得到相關業務部門的消息，具體是不是再查，他們也不清楚。」
疑點
1 自認真兇為多活幾年？「王書金供述時不知聶樹斌案」
在王書金案二審再次開庭前後，有人認為，王書金之前已知聶樹斌案，被抓後自知難逃一死，而自認聶案真兇，目的就是故意製造聶案懸疑，讓法院一時無法對自己進行終審判決。
「這種說法是不合適的。」朱愛民稱，第一次會見王書金時，王就和他說自己主動供述時，「根本就不知道有聶樹斌這個人，也不知道聶樹斌因為他做的案子已被執行死刑10年。」
朱愛民還再三強調稱，王書金是在被河南警方抓到並移交至河北廣平警方後，主動供述了聶樹斌案是其所為，並且直到供述結束後，才從辦案民警處得知聶樹斌案。
在得知之後，王書金仍堅持「聶樹斌案」是其所為。朱愛民轉述王的話稱「自己做的事，自己就要承擔，不是為別人開脫」。
2 聶樹斌案過分依賴供述？「判決書缺失證據說理不充分」
根據1994年10月26日《石家莊日報》刊登的一篇題為《青紗帳迷案》的文章報道：1994年8月5日康某失蹤，8月10日其父報案，8月11日石家莊市郊區公安分局100多名幹警在一塊玉米地裡發現了屍體，認定為強姦殺人案。
報道稱警方根據「一騎藍色山地車男青年到處遊蕩，還尾隨青年婦女」的線索，鎖定聶樹斌。
「他只承認曾調戲過婦女，拒不交代其他問題。幹警們巧妙運用攻心戰術和證據，經過一個星期的突審，這個凶殘的犯罪分子終於在9月29日供述了攔路強姦殺人的罪行。」該篇報道如此敘述。
據聶樹斌案再審期間辯護人李樹亭介紹，本案是1994年8月5日案發的，直到8月11日才發現遺體。由於期間正值盛夏，且曾有過大量降雨，以至於屍體被發現時已經高度腐爛，更無從在泥濘的路面上提取鞋印等客觀證據。
對此，據聶樹斌的母親描述，其兒子曾托律師帶出話來說認罪「都是打的」。
李樹亭也表示，正是由於客觀環境發生巨大變化，造成了本案高度依賴言詞證據。此前案件在一審、二審期間，由於本案涉及姦殺女性而沒有公開庭審，而判決書也沒有載明到底依據了除言詞證據外的哪些客觀證據，使得案情更加撲朔迷離。
對此，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稱，法院做出這樣的判決書不能說不行，但「太簡單，太草率，關鍵證據以及被告人供述不寫進判決書，說理不充分」。
3 聶樹斌案為何無DNA鑒定？DNA鑒定運用當時不普及
根據聶樹斌案判決書，可以發現，認定聶樹斌構成犯罪的證據包括：有罪供述、指認現場、現場勘查、確認被害人衣物、證人證言等。
對此，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研究人員、尚權律師事務所刑辯律師毛立新表示，縱觀目前披露的全案證據沒手印、沒腳印、沒精斑，也沒有做DNA鑒定，連康某系被誰姦殺的都不知道。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學權，曾主持教育部2007年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DNA證據研究》。其介紹，1987年英國首次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引入了DNA鑒定技術，國內緊隨其後於1988年在遼寧的一起強姦案件中開始使用，但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國對此技術運用並不普及。
究其原因，陳學權表示有三點：一是作為新技術，司法機關認識和接受需要一個過程；二是受技術限制，當時地、縣司法機關不具備此技術，且該技術對檢材要求高。以趙作海案為例，當時地方司法機關將此案的檢材送往公安部鑒定，但受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公安部未能做出鑒定；三是當時DNA鑒定的成本較高，而各地的辦案經費又都有限。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陳學權指出當時政策層面對於命案是否需要進行DNA鑒定並沒有做出硬性規定，不過近些年伴隨佘祥林、趙作海等冤案的出現，司法機關針對死刑案件的指導意見已漸趨明朗，即命案原則上都要進行DNA鑒定。不過陳學權同時強調，DNA並不是唯一的手段，如果其他證據確實、充分，沒有DNA證據，也能定案；反過來，即便有DNA證據，但其他證據缺失，也不能定罪，例如在強姦案件中，即便被害人身體上留下了被告人的DNA，但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性關係的發生違背了被害人的意志，也不能定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