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你是沒有辦法靠一己之力改變這個社會的，但是你可以去學懂它的規則，然後去玩死他們。」——郭敬明
據《人物》雜誌報道，美國《商業週刊》2006年在《不可思議的中國青少年消費群體》一文中分析80後的消費特徵：中國青少年群體的背後是一個年銷售額為360億美元的市場。寵愛孩子的中國父母每年在孩子身上的花費高達287.5億美元，還有75億美元則直接出自孩子自己的口袋。追逐時尚型的青少年集中在大城市中，他們具有強烈的品牌意識，更信賴科技力量，追逐金錢財富，對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十分在意。小城鎮的青少年用更多的時間讀書，更加讓人震驚的是受訪者表現出的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
郭敬明先生的成功正是基於這一獨特市場。
《小時代》最令郭敬明驕傲的是一個長鏡頭，攝像機追隨奔跑的楊冪，從秀場的一層到頂層。這個長鏡頭共拍攝了4天，難度在於要在一個封閉的、充滿各種障礙物的樓裡為攝像機尋找適合的角度，並同時調配800個演職人員。這是第一次做導演的郭敬明堅持使用的手法。
這符合郭敬明一貫追求極致的性格：熱愛名牌、華服、party和美酒;他出版的雜誌叫《最小說》;公司叫「最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最世」);他洗臉10道程序，出現在公眾視野完美如瓷器。因為襯衫沒及時燙好，他曾缺席《鏘鏘三人行》的錄製。
他高調炫富的生活態度有著廣泛的影響。除了作品質量之外，他讓人聯想起美國著名作家卡波特，同樣有著小男孩的身材，嬌嫩的嗓音，熱衷名利場生活，結交明星、模特、奧運冠軍、房地產老闆……他主辦的party往往選在上海最隱秘奢華的場所，比如外灘的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原址。他是稱職的沙龍主人，習慣用誇張又真誠的口吻稱讚每一位入場的女士：親愛的，你真美。
但是，如今他已經有了不穿名牌的權利，此刻坐在《人物》記者面前的郭敬明穿的是一件300多塊錢的暗藍色襯衫。「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我一寸寸搶回來的。」他說，「現在社會對我的認可越來越高，包括這幾年媒體的態度。就像我現在，你不會對我說，哎，郭敬明，不好意思，你麻煩換一件貴一點的衣服。」
看他金光閃閃，看他殺氣騰騰
郭敬明對《人物》記者說，崇尚名牌緣於剛成名時發生的一件事，那是2003年《幻城》出版後，20歲的他在上海大學念大二。
「那時我對名牌沒什麼概念，還穿了一套自己覺得挺好看的衣服。然後到了活動現場，一個工作人員問『郭先生到了嗎?你是他的助理還是什麼?』我說我就是郭敬明。他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說，『哎——你服裝帶了嗎?我們先去把衣服換掉。』我說：『我已經穿好了。』」
「他那個臉，我當時記一輩子。」郭敬明翻了個白眼，臉上是一種誇張的不屑，「他說，哦，你跟我來吧。然後就放到一個小小的座位邊上。」
郭敬明說，這種恥辱感把他整個世界觀「摧毀」了。「像突然從學校拎出來，丟到閃光燈下，我傻眼的那個時候。」他感到憤怒又自卑，「並不是我一定要穿得多牛逼，而是被要求穿得很厲害。」
剛出道時「被欺負」的橋段出現在郭敬明接受的各種採訪裡。歸結原因，「自己沒那麼牛，別人才敢那麼對你。」郭敬明出生在四川自貢一個公務員家庭，初中時最愛引用的詩句是「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高中時兩次獲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在仔細研究前兩屆新概念獲獎者的文風後，他才敢投出作品，「我是很認真地想要拿第一名，用盡全力地，朝向那個最虛榮的存在。我寫了整整7篇5000字的文章。我買了7本雜誌，剪下7張報名表。」
上海讓郭敬明毫無歸屬感，於是終日曠課、打動漫，用寫作排解迷茫。直到2003年出版《幻城》和《夢裡花落知多少》，逐漸賺到了錢，他才認為自己算「真正融入了上海的生活」。他最大的愛好是結版稅的當天去銀行查存款，看看又有多少進賬。
「你絕對不能說這是什麼東西，我要自己寫一個規則。這是不可能的。你琢磨自己就行了。你是沒有辦法靠一己之力改變這個社會的，但是你可以去學懂它的規則，然後去玩死他們。」 郭敬明對《人物》記者說，口氣冷冰冰的。
由於每天只能睡2—3小時，他休學了;21歲生日當天，他組建了工作室，出版雜誌書。他成為作家財富榜上最年輕的上榜者。這位隻身一人來到上海、沒有任何背景的年輕人理所當然自認是殘酷競爭中的贏家。「在這個時代，我出來了，你沒出來，就永遠出不來了。」
「郭敬明的書最吸引我的是情節，展示了不一樣的生活：幾個人糾結在一起，情節跌宕起伏。女的漂亮，男的帥，又有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大一學生熊梓屹說。
「我瘋狂地買各種奢侈品，帶著一種快意的恨在買。」郭敬明很少鋒芒畢露地回應對他拜物的嘲弄和質疑。「我本來就是一個教養很好的人。」他說。他的反擊是博客上高調炫富的照片，《小時代》中反覆出現的奢侈品。「我想在裡面很殘忍地、很赤裸地去討論問題，我當時非常明白它一定會刺痛很多人的神經，挑戰那些衛道士們。但是我遵從內心的出發點去寫，我非常想記錄我所看到的上海，我就是刻意要血淋淋地挑起這些矛盾。」
「時代一定存在天才」
直到最近3年，人們才能夠正面認識郭敬明對出版業所做出的驚人貢獻：中國現有傳統文學期刊的全部發行量加在一起，才僅僅能抵上郭敬明旗下5本雜誌的發行量;連諾獎引發的「莫言熱」也未能改變中國書市的暢銷格局——排在暢銷榜首的依然是郭敬明;他的公司連年盈利超過2000萬，旗下的80多位年輕作家每年為圖書市場貢獻2億碼洋。
這是一條金光閃閃的出版線，郭敬明坐在金字塔頂端。作家們通過郭主辦的文學大賽、雜誌和身邊近10個編輯的選拔產生。塔底的作家每本書銷量在5萬上下。攀爬至金字塔中段的銷量標準線是10萬—20萬冊。笛安、落落、安東尼是簇擁在郭敬明左右的王牌作家，每本書的銷量至少50萬。「在其他出版社3萬—5萬就是暢銷書了。在郭敬明這裡是不夠的。」金麗紅說。作為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她的公司負責後期發行，郭負責內容製作。「讀者買的是我的判斷力。」郭敬明對《人物》記者強調。
在郭敬明構建他的商業帝國時，痛苦指數最高的是「從情感維繫到制度維繫的陣痛」。
最初的團隊如烏托邦：同吃同住，以友情推進工作。然而，「沒有規則和標準必然會與人情牴觸」。「他有時會很貼心地跟我聊天，像朋友;有時就會用上級的語氣要求我。我轉變不過來。」當初一同創業的Hansey向《人物》記者解釋當年離開郭的原因之一是「作為老闆，他不夠強勢」，所謂不夠強勢，指的是當Hansey和別人意見分歧時，郭敬明私下會說支持他，但公開場合又一語不發。
Hansey離開時郭敬明哭了。另一個創業夥伴阿亮看見他發了會兒呆，頭埋在臂彎裡，悄無聲息，整個背都在顫抖。
幾年後Hansey回歸，郭敬明接納了。他使用「理性」、「克制」這類字眼解釋自己已經「被社會訓練得越來越冷靜」。「我並不會把它理解為你對不起我，有一天落魄了來找我的時候，我就要雪上加霜地置你於死地，我不是那樣的人。」他說，「他們走過的路我太明白了，我比他們早了五六年。」他稱與他同齡的員工是「溫室裡的花朵」和「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他們被他保護著，「我衝在最前頭，去談所有殘酷的現實的東西。」
他開始學習如何建立企業管理制度，如何樹立權威。員工被要求喊他「郭總」，只有簽售新書時才能喊暱稱「小四」。「現在你能想像我和員工住在一起嗎?早上起來聚到客廳，一邊吃早飯，一邊開選題會?這不可能。」郭敬明認為這不是一道「在友誼和金錢間如何取捨」的選擇題，而是一個關乎「權力如何分配」的社會命題。財富和權力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本規則，「就像一個金字塔，由上到下分配，幾千年延續不變。」
他嚴格苛刻，像打造明星一般管理作家。既小心翼翼又略顯不安的情緒籠罩在這家出版帝國上空。一位不願具名的最世作家告訴記者，編輯提醒他不要跟老闆交流太多，因為「不知道說了什麼就會被雪藏」。「我有時會感覺很……無措。」他說。但他從來沒有想過離開，「離開了，書不會有那麼高的銷量。」
3年前接受記者採訪時，郭敬明曾將成功歸功於「時勢」;3年後，在擁有了更多的資源、知名度後，他毫不猶豫改了答案：「時代一定存在天才」。
「我進影壇一定會像當時我進文壇一樣，震死他們」
郭敬明清楚公知精英們對他的不以為然，他的角色和韓寒不同。比如清華大學美學教授肖鷹曾公開表示「不會尊重一個將生活完全變成消費符號的人」，「無論郭敬明在商業上取得多大成功，也完全不可能贏得我的尊敬」。
「其實現在好很多哎。」郭敬明平心靜氣地說，他希望別人給他評價是「公正的」，「一個新的現象突然誕生了，人們拒絕你，但是發現忽視不了它的存在，他會試著去瞭解你，人與人之間不可能完全瞭解，但可以通過長期努力向別人證明。」
「上一代人是無法判斷下一代人的閱讀喜好的。」陳曉明對《人物》說。他是北大中文系教授，10年前開始關注郭敬明和他的文學，「80後是沒有歷史記憶的一代。過往的文學作品推崇冷酷的、憤世嫉俗、帶有強烈意識形態的內容，他們過濾了，因為他們不需要再反抗什麼。」
郭敬明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是安東尼。郭敬明通過網絡發現他時，他在澳大利亞一家酒店打工，寫作風格是囈語配插畫。1940年代末出生的金麗紅無法理解安東尼為什麼可以紅。「他的文字很散亂。」金麗紅說。她從辦公室的書架上取出一本酷似少女筆記本的《陪安東尼度過的漫長歲月》，「簽售時，只要他一出現，現場就是狂熱的。」
大多數粉絲會在長大一些之後離開郭敬明。所以他的粉絲就像一茬一茬的韭菜。他們大都在18歲以下，女孩居多。劉吟是一位80後編劇，從初中開始喜歡郭敬明，她曾被他所構建的悲傷世界完全迷住：「那個世界有我的青春傷痕和對深沉愛情的憧憬。」
當新概念挖掘出了高中生真正喜歡的東西之後，一直堅守高中生群體的郭敬明也因此成了新概念遺產最大的繼承人與將之持續商業化的人。在中國封閉而殘酷的高考制度下，中學生的生活幾乎是變化極少的，間接來說，是這種僵固決定了郭漫長的創作生命與持續而巨大的商業價值。
按照《黑客與畫家》一書作者Paul Graham所描述的，學校是類似監獄和上流社會女士午餐會一樣的存在，它們都不同於真實世界。「真實世界的關鍵並非在於它是由成年人組成的，是在於它的規模足夠龐大使得你所做的每件事都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效果，而學校、監獄、上流社會女士午餐會都做不到這一點。這些場合的成員都好像關在封閉的泡沫之中，所作所為只對泡沫內部有影響，對外部沒有影響。」
郭敬明從來沒有想成為魯迅式的作家。「我的產品就是讓大家去享受青春美好的故事，去享受閱讀小說的快感。」他抿了一口助理買回來的速溶咖啡，「如果在好萊塢，我應該是一個生產《2012》這類商業大片的導演，而不是文藝片。」
導演夢在今年實現了。「這次我進影壇，一定會像當時我進文壇一樣，震死他們。」
「插上紅旗的人，永遠只有那麼幾個」
歌手韓紅曾經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看到郭敬明寫的歌詞，驚異「這是誰寫的?如此的銳利」。現在，銳利的郭敬明在描述這樣一個《小時代》：這是匕首般鋒利的冷漠時代……我們躺在自己的小小被窩裡，我們微茫得幾乎什麼都不是。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生依次需要生理、安全、情感和歸屬、尊重、自我實現。郭敬明的小時代故事直接從情感和歸屬開始，迄今基本實現了尊重，正在向最高層的自我實現邁進。
郭敬明很自信，「只要有人寫中國文學史，絕對避不了郭敬明三個字，他如果避掉郭敬明三個字，這本書就是不公平甚至缺失的」。他對未來世界躍躍欲試，「我手上的幾個計劃完全跟現在的身份沒有關係。」自我實現的最高目標是：「看看還有什麼事情是我做不了的?」他抓起一包餐巾紙，「但讓我把一塊錢的東西賣出兩塊，我沒興趣。」
他害怕衰老。每天喝燕窩，吃各種藥丸，比如有抗氧化功能的東西，吞下多種水果蔬菜搾成的汁，味道不佳但營養全面。
「我覺得生命太短暫，而且死亡真是很可怕的事，我想在這麼短的時間裡，盡可能地體驗更多的人生，去完成更多的事情，一定要沒有遺憾，一定要做到真的不能再做了……」
「可能別人都覺得我年少多金，但我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趕稿。」他不無落寞。但隨即，他收斂孩子氣，板起面孔，「我最致命的弱點就是太愛玩了，有時實在太累了，就有惰性，工作會拖，不夠拼。」
過往10年無休的生活、日均3—4個小時的睡眠、以30分鐘切分的日程表被隱藏在光鮮亮麗的場面之下。「他似乎曬曬太陽就活過來了。」笛安形容。
「唯一一次情緒不好是在工作室陪著他，等待法院宣判抄襲案。結果出來後，他一下愣住了，站著不動。後來，他回了房間，我估計在房裡大概有哭過，出來後，眼睛紅紅的，一聲不響。但這天後也沒有跟我們聊過這件事情。」痕痕回憶。
為抵抗疲憊，他喝大量咖啡。但唯一無法抵抗的是孤獨，日漸強烈。
「現在叫你吃飯怎麼這麼難，難道我們友誼淡了嗎?」 他曾又失落又生氣地對痕痕說。一次，笛安去上海開會，散後會，郭敬明提議吃火鍋為她慶生。「實際上離我的生日還有一個月，後來我才明白，他是討厭開完會各走各的。」
《小時代》殺青酒會致辭時，他「哭得很凶」，意識到「一切結束了」。
他沒有任何一段公開戀情，對外解釋沒時間，即使談了，內心的想法也不能全部跟對方吐露。「愛人間牽扯太多經濟的東西」。
郭敬明用爬山比喻通往成功的過程，殘酷又艱澀：「一旦決定要成為走上頂峰的人就注定孤獨的開始。不能因為有人跟不上節奏就停下來陪伴……旁邊的女孩要結婚了，生子了……最後發現身邊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少……你要忍受，其實這時就是跟自己精神對抗的過程。插上紅旗的人，永遠只有那麼幾個。」
談到這些時，郭敬明看上去平靜極了。15平方米的房間至少有10個人在注視著他。自始至終，他保持微笑，戴著美瞳的黑眼睛彷彿一直望著你，又似乎瀰漫著經年不散的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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