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7月3日，在美國現任駐華大使駱家輝的會見廳等他時，接待我們的使館工作人員都會指著天花板，說：哦，你們可要問問他這個風箏。
據南方人物周刊報道，這是一間中國氣息濃郁的廳室。進門右手邊的沙發組群上空，盤繞著一條長龍風箏。左手邊牆上掛著孔子第73代孫的墨寶：龍。一台配著打印機的電腦，鼠標墊上是龍的圖案。長條會議桌中間擺著一件瓷盤，盤子四圍以及盤底，都畫著龍。此外，中國畫屏風、大如意擺件、竹簡上書孫子兵法、雕「福」的盆植，如果算上書架上的五口人的全家福——大使夫人李蒙亦是華裔，中國元素充滿整個空間。架子上甚至有「重慶」、「考古」字樣的書籍。可，會議桌後，分列著美國星條國旗及大使的使節旗。
「中學為用，西學為體」的思路貫穿整個美國駐華大使館。這組耗資4.34億美元的建築位於東三環，紫禁城東北方，在美國上百個海外使館中，規模位列第二，僅次於美國在巴格達的外交建築。五座西式建築之間彼此分離，通過中式的庭院、竹林、荷塘、木橋相連接。建築外圍的黑色牆體被稱為「龍牆」，作為保護屏障。中式的景觀設計穿梭於建築外部和圍牆之間，是安全考量上的緩衝區。通過重重門崗、安檢，進入使館辦公區，乘坐扶梯升降，可見持槍的大兵巡邏，嚴肅的氛圍跟建築整體的灰暗色調匹配。工作人員的格子間裡，一張辦公桌上堆疊著五顏六色的「憤怒的小鳥」公仔，跟大廳的一組多彩鋼鐵雕塑「鬱金香」呼應。這組雕塑是傑夫·孔斯的作品，由使館租借，用期10年，是使館裡最形歡樂的因子。
拐進大使會見廳前，經過三幅羅伯特·勞申伯的藝術作品，獨特的織物和紙張拼貼畫上，分別書寫著漢字「個人」、「丹心」和「變」。
美國首位華裔駐華大使駱家輝，祖籍廣東台山，會一點粵語，但普通話不行。他上了兩年中文課，因為常把粵語和普通話搞混，老師很氣，他考試也沒通過。接受電視採訪，被要求說幾句中文，他都拒絕：「不不，除非我知道我說的絕對是對的，我絕對不會說的。」
除了外表，他是地地道道的美國人、嚴謹的外交官，其奮鬥歷程也被視為實現「美國夢」的典範。他出使到這片祖先的土地，認為不會說普通話也有好處：「我不會說普通話的事實或許能提醒人們，我代表的是美國。」
2011年8月12日，空降到北京已是夜間，機場記者雲集。在8716公里的飛行途中，他拿著優惠券、背著書包、牽著孩子，在機場星巴克買咖啡的照片已經通過社交媒體傳遍中國。況且，他坐的還是經濟艙。走下飛機的駱家輝全家，一時間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並沒有跟媒體透露到京的具體時間。
在中國民眾的親切、驚訝、喜愛和佩服、猜測與指責的複雜情感中，駱大使開始了故土之旅。
「我沒有因為批評中國遇到過任何麻煩」
記者：一年半前，接受CNN採訪時，你說為美國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是你的首要任務，現在呢?
駱家輝：顯然，為美國人創造更多工作機會還是高度重要，但從我來到北京第一天起，就還有許多同樣重要的任務，比如，改革我們的簽證申請流程，讓中國民眾去美國旅遊和訪問都更加容易。我剛到中國時是8月，夏天，對於在上海申請美簽的人來說，要等上70天才能輪到面簽，之前一年在北京，這個等待時間是100天以上。我上任一個月後，我們把等候時間縮短到5天，現在，你只要等上2-4天就能去面簽。我們確實希望向更多中國人展現美國的偉大之處、展現我們優美的風景和令人激動的城市，同時促進雙邊貿易發展。
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增進兩國的彼此理解，促進兩國科學家、學生、政府官員的更多交流。每年，有 20萬中國學生赴美留學，但只有1.5萬美國學生來到中國，奧巴馬總統非常希望在未來幾年把這個數字提高到每年10萬人。我相信，隨著我們更加瞭解對方，隨著我們會講對方語言的人越來越多，隨著我們更頻繁地彼此造訪，我們會更有能力建立一種夥伴關係。這不僅僅會幫助中美兩國，還會幫助到全世界。讓我們一起攻克癌症，一起解決氣候問題，讓我們終結世界上的各種戰亂、饑荒、恐怖主義，這個世界上的許多問題都需要中美攜手解決，作為大使，我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讓中美走得更近。我希望讓更多的中國人更好地瞭解美國，瞭解我們的價值、傳統、文化和理想。
記者：駐華大使這一角色所能發揮的作用，不僅取決於個人，也取決於中美關係及中國政治發展、改革的大氣候，您覺得中美關係現狀該如何定義?我們到了哪一步?
駱家輝：我認為兩國關係很牢固。如果和41年前尼克松總統首次訪華時相比，和三十餘年前卡特總統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時相比，我們的關係更加牢固、更加緊密結合，更加複雜。你知道，當兄弟姐妹只有五六歲時，他們的關係是非常簡單的，當他們長到35歲或者40歲，他們的關係會更加牢固，但也會更加複雜。公司之間也是如此。
我認為中美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牢固，特別是在兩國元首幾周前在加州會晤以後。這不僅僅是一個小時的會見，而是超過兩天的接觸。他們還有一個私下的散步交談。因為這些會面，我想他們已經有了一個牢固的工作與私人關係，這會幫助那些制定政策的高官，讓他們保持這種關係。我們在很多領域都有共識，有夥伴關係，有良好的對話，我們在一些領域意見不同，這很正常，美國和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都會有不同意見，這都很正常。我們需要繼續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合作，最小化分歧，並處理好我們的差異。
記者：你認為中國改革到了哪個階段?
駱家輝：自鄧小平以來，中國的改革在過去幾十年已經有了巨大進展。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國家的繁榮，你也能看到它面臨的各種挑戰。越來越多的人從農村來到城市，而貧富分化則在加劇。中國領導人很清楚這些，他們知道需要改變。我想關鍵在於繼續開放的政策，特別是在金融服務領域。中國在很長時間內都需要繼續依賴出口，而中國領導人希望擴大內需，降低對出口的依賴，以平衡經濟。要做到這種轉變，最重要的就是鼓勵中國民眾使用更多的金融服務產品，美國的公司正可以在這一點上幫助中國，提供各種產品與服務，比如養老計劃、保險、信用產品和投資機會。中國人不必都把錢存在銀行裡，或者藏在地毯下以防萬一。如果中國人更敢花錢，那麼內需的增加會為中國人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也會進一步刺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的許多領域都不對外資開放，或者有諸多限制，在中國經濟的許多部門，外國公司控股不能超過49%，這很難吸引到歐美的投資，如果中國繼續開放，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記者：2012年1月，你回國述職時曾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批評中國自2008年以後言論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倒退，說中國走在錯誤的方向上。你當時為何這麼直率?
駱家輝：美國官員通常都非常直率，但是……我這麼說吧，人權是美國的核心價值之一，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核心之一，也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因為美國事實上就是在表達自由、宗教自由、鼓勵爭論這些價值基礎上建國的，這些已經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我們也相信，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關注中國是否能夠容忍不同見解、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問題，實際上也是對中國有好處的，而且人權也是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所以我們呼籲中國遵守自己憲法裡的承諾，承認意見、宗教、種族、文化的多元性，這有助於中國繼續融入現代世界。
記者：為何選擇那個時間批評中國?
駱家輝：我沒有有意選擇哪個時間，我是在那時被問起這個問題，所以我就回答了。
記者：有一家電視台的評論員說，這可能是你外交經驗的不足導致的失誤。
駱家輝：不是。從總統到國務卿，美國官員都表達過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我們每年都和中國展開人權對話，所以(這種關切)並不是新鮮事，這是我們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們作為美國人的核心價值。
記者：中國外交部當時回應說，有些人總是把中國少數人的觀點當作主流意見，難道我們應該把佔領華爾街的人的觀點當成美國社會的主流聲音嗎?
駱家輝：我們從未說過這些觀點代表全中國人民，我們從未有過這樣的立場。但重要的是，認識到觀點和意見的多元性。也許這些意見不為社會其他人接受，也許我們不同意這一小部分人的看法，但應該允許人們保留自己的看法並且有機會表達——誰知道呢，也許他們是對的。許多年以前，有一小部分人呼籲關注環境問題，但當時美國社會大多數人都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可是現在，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非洲裔美國人的問題也是如此，四五十年前，他們在美國遭受許多歧視。一小部分人說這樣不對，但大多數人並不關心這個問題。那一小部分人持續不斷呼籲、抗議，最終讓其他美國人意識到，歧視是不對的。在抗議越戰期間，許多美國人倡導公民不服從，甚至鼓吹暴力，但即便我們聲明暴力是不能接受的，我們也允許他們請律師，以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我們也不會去懲罰那些律師。
記者：還有一種說法，作為大使，更應該做的是協調工作，公開批評所在國會給你的工作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駱家輝：任何外交官，包括我，作為大使，代表的是我國政府的觀點。我代表和傳達的是美國政府的觀點與價值。同樣，中國駐美大使代表的是中國政府的觀點，全世界各國都是如此。我雖在北京，代表的卻是美國政府。我也沒有(因為批評)遇到過任何麻煩。
「我們對於新領導人繼續改革開放的政策抱持很大的希望」
記者：來華將近兩年，你會見了許多中國官員，對他們的整體印象是什麼樣的?對誰印象最深?
駱家輝：我第一次來中國是1988年，那以後我來過中國很多很多次。我必須讚許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中國仍面臨困難，但中國人的生活質量和水平和二十多年前已無法同日而語，不論是地市級還是更高級的中國官員，他們完成了許多在美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不可能完成的成績，作為一個以中國傳統為榮的華裔美國人，我必須要讚許他們。我對他們的奉獻、他們的努力和他們面臨的挑戰都印象極為深刻。
無論是與拉薩的市委書記，還是清華北大的校長會面，我都很享受與他們的相識。中國人民和中國官員都非常親切友好。
記者：在會見了那麼多官員後，你對中國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更有信心了嗎?
駱家輝：中國現在有了新的領導人，我們對於他們繼續改革開放的政策抱持很大的希望，對於習主席的講話、中美兩國元首討論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我們也感到相當鼓舞。大國之間衝突在所難免，但是我們希望能彼此相處，解決問題，並為整個世界提供一種引導。就像我剛才說的，許多問題不能只靠中國或者美國一方解決。我們對此抱有很大希望。
記者：澳大利亞前首相陸克文日前在《金融時報》撰文，說如今，切中中美兩國政府要害的字眼是「戰略信任赤字」，你怎麼看這種說法?
駱家輝：我不確定他談論的是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的是，中美兩國的合作層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我們兩國軍方有了更多交流，兩國軍方高層也有越來越多的互訪，美國還邀請中國海軍觀摩美軍演練。兩國在朝鮮、伊朗問題上也有非常好的合作，我們現在也在共同致力於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減少不信任的關鍵在於增進政界、商界、軍界、學界的交流，而這些交流事實上也越來越多。我們彼此間就科技、氣候、創新、軍事、衛生、航天、農業、食品安全等問題有各種各樣的對話，這些對話在持續進展。
記者：一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曾經告訴我，美國外交官在和他們的中國同行打交道時有時會很沮喪，因為中國人喜歡談論我們「應該」做得更好，但不太談論「如何」做得更好。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駱家輝：我不知道這種說法具體所指，而且我當外交官的時間也不長。我只能說，我很享受我在北京工作的這兩年。中國人對我和我的整個家庭都非常溫暖、親切與友好。我們一起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旅行，我來北京的目的之一就是帶著我的孩子們盡可能多地發現中國，發現那個屬於他們祖父、曾祖父和祖先的中國。這對他們是一段非常充實的經歷。與此同時，我也會見了中國的高層領導，我們有非常坦率的對話，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合作領域，這些合作將令中國人民受益，也會幫助中國的領導人達成他們實現現代化、提高民眾生活水平與質量的目標。我很享受與中國政府官員間的互動。
記者：你是否有過沮喪的時候?
駱家輝：我想多數時候我是個相當急躁的人。我當(華盛頓州)州長時有過沮喪，當美國商務部長時有過沮喪。我總說我們要快點行動，要快點把事情完成。我總說我們需要更高的效率，美國大使館的工作就有許多地方我想要改進的。但是，我不會說出我對什麼失望。還是那句話，我非常感謝中國人民、中國政府對我的熱情歡迎。
記者：你說你是個急躁的人，那麼當上外交官後是否需要做很大的調適?
駱家輝：我以前從未當過大使。許多為美國政府工作的人都有多國工作經歷，但我一直在美國國內。我剛來到這兒時，中國人要等上100天才能預約上面簽，使館裡的許多人說「這我們可沒辦法」、「這麼多年都是這樣，一直都這樣」，我說：「不，我們能做得更好。」一個半月以後，我們就把等候時間縮短到了5天。使館沒有增加人手就做到了這些，我們改變的是整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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