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南方都市報今天(8月15日)發表社評，社評文章稱，「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全文如下：
「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年屆六十的山東老人劉伯勤的一紙道歉，開啟了這個夏天「將道歉公之於眾」的一場接力。《中國青年報》報道，劉伯勤在雜誌登道歉函之後，河北邯鄲退休宣傳幹部宋繼超、湖南的溫慶福、山東的盧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分別登報向「文革」中傷害過的人道歉。
時過境遷，還提那些陳年舊事做什麼?對此話題的討論，不僅涉及道歉的內容本身，還攸關對此時懺悔的必要性審視。沒錯，歷史已經翻過了那沉重的一頁，國家與時代都在發展，發展到甚至後來者已經對那段過往的記憶足夠模糊的地步。於浩劫的親歷者而言，記憶漸漸成了煎熬，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那些印有時間刻度的畫面，儘管變得斑駁，但畫面中所顯現出的對文明的破壞、對人性的扭曲以及全民道德的失守，只因為從未真正直面並表達懺悔，時間越久，負累會越大。
翻看垂暮老者寫下的懺悔與反省，以及由此得以重新審視的個中片段，牽出的是對人倫、人性的驚詫與慨歎。安徽的張紅兵在「文革」中，和父親一起向軍代表檢舉母親的「反動言論」，導致母親被槍斃;山東的劉伯勤等多位老人，向曾經批鬥的師長道歉。很難想像，個人被時代裹挾、蠱惑所鑄就的罪錯，會有如此大的殺傷力，這些由行為及至記憶的元素，所留給當事雙方的痛楚，永難癒合。
人面對歷史的態度，可能會有很多種，直面或許是最難的選擇。面對曾經的「文革」災難，具體個案的施虐者，痛切的受害者，甚至默默的圍觀者，往往同樣缺乏回首的勇氣，原因則可能會很多元。於施虐者而言，比如浩劫初結束時所擔心的追責，比如無法面對親人、師友的愧疚，當然，也可能至今不認為個人有罪錯;於受害者來說，卻可能是不願、也不忍再想起自己曾遭遇的凌辱;至於圍觀者，或許在於對那些苦難、慘劇的無能為力，以及最終「選擇閉上眼」的不堪。
更何況，表面看來，那些歷史的傷口，可能早已結痂，重提還有什麼確切的意義?但是，一開始就曾試圖模糊以待，或推給時代的說辭，雖然曾竭盡全力去抵抗，在歷史面前，終究會被證明靠不住。揭開傷疤不是為了撒鹽，而是在於試圖實現民族心理的最終癒合。正如巴金老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倡議建立「文革博物館」時所言，「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記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人是善於記憶的動物，學者徐友漁認為，人與其他動物對記憶的區別，不僅在於記憶的強度和持久性，而且在於記憶的集體性、社會性、民族性，對有些事件的記憶，屬於全人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在接受採訪時曾坦承「參加過對自己老師的批鬥」，@新華社中國網事為此刊發評論認為，在歷史的動盪和巨變中，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或施害者。現代化過程中，認識人性局限、清除自身「毒素」、懺悔甚至承認「罪責」，對重塑社會倫理、避免道德失范至關重要。必須要說，選擇在垂暮之年勇敢地站出來直面曾經的罪錯，那些老人是在為整個社會、國家與民族清除毒素，值得致敬，應該得到更多的響應。因為這不僅是個體心靈應有的救贖，更是集體記憶所必須的療傷與反省，這一階段，掐不斷，跳不過。
前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其作為國家總理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意味深長地說，「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這就不僅需要親歷者勇敢地站出來發出警示與反省的聲音，更需要後來者對歷史的銘記，抑或爭論、辯駁，進而構築起對權力、暴虐的制度性防禦。「對歷史過錯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責任，而是以全社會的名義承諾，永遠不再犯以前的過錯」，對這個國家曾經經歷的紛擾、苦痛與不堪，需要足夠的勇氣去直面，進而才會產生足夠深刻、清醒的認知，才真正談得上「永不再犯」。以真相換和解，為這種深入的討論與反省盡可能地創造更寬鬆的社會氛圍，是國家與國民共擔的責任，義不容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