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開始有人為自己曾經的罪與惡懺悔，最近越來越多。或許我們更多應該思考，是什麼讓普通的他們成了作惡者。
一個冬至日，王冀豫給父親燒紙，和往年一樣，他燒的時候多點了一堆，給另一個人，張宏(化名)。
也和往年一樣，父親的紙燒起來了，張宏的卻一直點不著，「不用你原諒，我欠你的!我都認了，你別跟我過不去了!」他急了，跺腳大喊，火一下子躥起來。
那是2009年，王冀豫第一次公開懺悔。他殺過人，叫張宏，文革武鬥時打死的，當時他16歲，張宏21歲。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張宏死後，王冀豫多了一個習慣：吃包子。
一頓一斤，一天三頓，從1967年8月5日到9月18日，吃了整整一個半月。包子一斤8毛，多的時候一天10斤。
另一個變化是掉頭髮，一抓一把。他夢見自己躺在一塊木板上，木板很窄，下面深不見底。一個女人告訴他：「你要在這兒躺一萬年。」
16歲的少年，聽了這話坐立不安。
這之前王冀豫不信邪、不認命，一張黑臉，什麼都不怕。從小在北京部隊長大，父親是部隊高官，他打架鬥狠、偷雞摸狗，身邊永遠跟一群小混子。
那一次武鬥改變了他。
那天，幾個紅衛兵正把一個男孩打倒在地，一下一下踢他的頭，他們穿著皮靴，踢得王冀豫一陣不安，「別踢了!踢死了!」他上去抱住男孩的頭。
一個紅衛兵一把拎起他：「他是階級敵人!你怎麼站在敵人一邊?」「敵人」兩字一出來，王冀豫沉默了，「我怎麼護著敵人?」
他覺得一陣羞恥。1967年，文革正風起雲湧，「階級敵人」意味著什麼，每個人都很清楚。5秒鐘之後王冀豫伸了第一腳，他也穿著靴子，一腳踢下去，一陣從未有過的快感。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47年後，王冀豫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這5秒鐘徹底改變了他。
1967年8月5日中午，一個朋友找到王冀豫，「李紅星被四三派捅了3刀，流血過多，暈倒了!」李紅星是自己人，「四三派」是死對頭。
「跟他們拼!」王冀豫拎了一根棍子出門，一起出門的還有二十幾個紅衛兵，他們十五六歲，棍子、木棒、大鎬人手一件。
天很低，一切顯得渾濁，混戰中一個「四三派」男孩掄起一塊磚，劈頭拍向王冀豫，王冀豫左手一攔，磚落下，不偏不倚正中左手關節，一陣劇痛下他惱羞成怒，「我打死你!」
他躥起身子，騰空跳起一米多高，舉起棍子頭上一掄。「呼啦」一陣風聲，所有人都怔住了。
男孩卻不敏感，他穿著藍工服，「踏」「踏」「踏」地跑。棍子打在後腦，男孩像一個肉袋子似的飛出去，彈在土坡上又滾下來，又一棍子，打在前額，「你跑不了了!」王冀豫大叫，一種快感讓他大笑出聲。
血流出來，棍子紅了，男孩一口一口吐著氣，只出不進，血沫子從脖子裡流出來。
王冀豫一陣眩暈，他殺人了。
一個半月後王冀豫入獄。幾個窩頭一碗菜湯，看不到一個油星兒，可他不掉頭髮了。反而逃亡的一個多月裡他坐立不安，一直躲，又一直等，怕報應，更怕沒報應。
入獄的10個月裡，他想不通一件事兒：一切都按主席說的來，主席說革命他就革命，主席說武鬥他就武鬥，一切都沒錯，卻把人給弄死了。
思前想後，有一點很肯定：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定是下面的人弄錯了，沒理解主席的意思。
他不是第一次這樣告訴自己。1966年4月，他在清華看到紅衛兵斗王光美，她脖子上掛一串乒乓球，穿著旗袍，臉上塗著紅二團，紅墨水抹了一嘴，「噁心極了」，他不忍心看下去，「我要是她我就自殺。」
他揪住旁邊幾個小嘍揍了一頓，「你們把主席的意思扭曲了。」
另一次是1966年11月。「你爸完蛋了，打成走資派了!」路上有人告訴他，回到家，他沒見到父親，只知道他去餵豬，母親去幹校幹活兒。「這運動裡有壞人」，他想，「主席不會這樣幹。」
「偉大導師，偉大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在回家的路上，滿大街都這樣喊，「我當時喊不出口，覺得有點兒肉麻」。
兩年之後他沒有障礙了，和大家一起大喊出聲：「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
同是大院子女，宋小明也崇拜毛澤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看看這個語感，這個節奏，這個遞進關係，這是學問!」
毛主席語錄裡許多段落，宋小明背得一字不落。
那時宋小明16歲，不上學，不上課，自由又無聊的日子裡，只有打人才給他快感。有時一個卡車過來，拉上三四十個紅衛兵一起去抄家，他坐在車上，無上光榮。
他眼看紅衛兵抄了撒王府蒙古王爺的宅子，出來時一人手上一塊勞力士。還有他的老師崔顯堂，一個總戴著玳瑁眼鏡的老先生，他集郵，西化教育，冬天打網球，褲衩都是亞麻的。
抄家那天，紅衛兵用鋼絲把老人綁在床上，龍票踩了一地，這東西老人的兒子都沒摸過，老師氣得連著床一起站起來。
武器有很多種，一種叫「管叉子」：一根鋼管兒用機床斜著切開，頭兒是尖的，切面嶄新，捅起人來又平又快。再就找一棵梧桐樹，把車胎綁在「丫」字樹枝上，裹上石頭當彈弓。
手法也有講究，砍額頭可以，脖子不行;捅大腿要捅外側，不捅內側，因為「外側是靜脈，內側是動脈」，進了監獄不能招供，這叫「不抬人，不抵人」。
宋小明也受過刑，彎下身子，雙手夠到腳趾，一站12個小時，身上一絲不掛，站著站著看不見腳，眼前一黑，暈倒在地。
可他覺得光榮。蹲水牢，半夜提審，他什麼都沒招，出獄後照幹不誤，為送哥們兒件軍大衣，他拎把刀子硬從別人身上搶下一件。
「這是一個江湖」，宋小明回憶說，16歲的他看來，打人是一件正義而了不起的事情。
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吳琰說，「沒有受害者，就沒有施暴者，每一個受害者都應該懺悔。」
她64歲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時代一聲歎息。
15歲時，她花3分錢買過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後怎麼都不能原諒自己：「我怎麼這麼糟糕，受不了誘惑，愧對工農群眾」，她給團組織寫思想匯報，一邊寫一邊流下眼淚。
吳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幹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個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幾乎一夜之間什麼都變了，昨天門庭若市，今天門可羅雀，出門時一群孩子拿石子追著她打：「狗崽子!」
爸爸被關在學校，媽媽關在婦聯，大哥在清華，二哥在北大，一個阿姨被趕回老家，「不許再給走資派幹活兒」，只剩她一個。
沒錢吃飯，她拎著袋子到菜市場撿了幾根爛菜葉，批鬥會散場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全燒光了火也沒生起來。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幾個同班同學走進門來，「熟人」把家裡所有相片扔到地上，七大櫃子的書，一部分扔進垃圾堆，一部分幾毛錢一斤賤賣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上幾腳，「資產階級小姐!」
她立在房間一角，眼看母親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個紅衛兵一腳下去，碾了幾碾。
她沒有阻止，只是立在那裡一動不動，很多想法一個一個從她腦子裡經過，千頭萬緒。
那不是憤怒，卻比憤怒更複雜，混合著羞恥、不忍、猶豫和費解，「我沒想衝上去護著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錯了。」
對16歲的吳琰來說，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親情。那個年代裡，親情是「不提倡」的。
她不恨這些紅衛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讓自己加入進去，想瞭解他們，跟上他們，接受這個邏輯，而不是站在一邊。
她感到自己站在廣場裡，所有人都很亢奮，你打一下，我就要打兩下;我喊一句，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號。那種吶喊像一種脅迫，「只要跟著喊口號揮胳膊，你就是安全的。」
學校門口，一個同學的媽媽被當街亂打，她是個「地主婆」，掃四舊掃出來的，十三四個學生你一下我一下，就這麼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輕易、很常見、動不動就會發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樣，那時的吳琰不覺得這一切有問題。
平庸的惡
1968年末，1969年初，紅衛兵風潮過去，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切慢慢平靜下來。
也有批鬥會，但沒那麼當真了。陝北余家溝大隊裡，批鬥是記工分的，批的男人一天記10分，被批的男人也一天記10分，10分相當於一個壯漢一天的勞動量。
批鬥會當天，姑娘們穿上花衣服，媳婦們抱上孩子，一路高高興興。「今兒鬥爭你?」人們笑著問。「哦嘛，運動嘛!要有個斗上的」，谷志有笑著答。
谷志有當過大隊書記，四清的時候被整下台，這次大隊必須有一個人被批鬥，就方便地選擇了谷志有。
批鬥會上，安排角色質問谷志有，無論他怎麼回答，角色都作憤怒狀，氣氛越來越好。散會後，谷志有坐到磨盤上休息，社員端水給他喝。
一個青年過來了，他叫王克明，北京人，當年因為親屬中多人是批鬥對象，沒能參加紅衛兵，錯過了轟轟烈烈的武鬥，一直覺得有些失落。
插隊第一年，他最受不了的農活兒是種蕎麥時的拿糞。把糞從茅缸裡淘出來，滿滿兩大桶，用扁擔挑到山上，攙上土和籽種，用手拌勻，「都是『原漿』，密度比水大多了，又沉又臭，還有蛆，活的，拿完糞又用手拿窩頭。」
農活兒幹得不好，政治上不能也落後，他走上前去：「谷志有!」
「哦……」
「你他媽不老實!你他媽反毛主席反革命!」幾個問答後，王克明越說越氣，一拳打中谷志有口鼻，谷志有一聲不吭，鼻子流出血來。
王克明心裡一緊，但馬上告訴自己：「他是敵人」。
10年裡，王克明從一個知青干到大隊書記，在余家溝修造淤地大壩，拉了電線，用階級鬥爭方法抓生產，學大寨，也試驗過高效率的農活兒包干。那時覺得是「做了點兒轟轟烈烈的事」，但再沒打過人。
但有一點，他不進谷志有的窯洞。見了面，總是比別人更冷淡些。「他有問題」，王克明一遍一遍告訴自己，理由只有一個：只有他「有問題」，我才是對的。
1978年的一天，王克明從收音機裡聽到，階級鬥爭結束了。
他突然有種說不出是興奮、鬆弛，還是別的什麼，那感覺就像過電。之前他不覺得緊張，一切習以為常，可直到這一刻才發現，那根弦一直在，這時才算斷了。
懷疑，從對自己開始
王克明26歲時，回北京到《農民日報》當記者，去安徽調查包產到戶。一個農民一把抓住他的手：「王記者，你是中央來的，你可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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