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柯馬凱(Michael Crook)，英國人。其父戴維·柯魯克和其母伊莎白·柯魯克，均為英國共產黨黨員，抗戰中來華，終身在中國工作。柯馬凱1951年出生於北京，文革中，參加了紅衛兵組織。以下節錄自柯馬凱口述。
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其實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點跡象了，到處都在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我的父母都是共產黨員，特別關心社會主義建設等政治問題。我回家以後，我父母，尤其是我爸，總是愛講些政治方面的東西。他們當時對毛澤東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積極。由於他們很左，後來在北京的外國人，給我父母這個圈子或者說這一派人起了一個外號，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說，百分之三百的布爾什維克，就是中共號召什麼，他們就三倍地擁護。
我記得六年級寫作文的時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響，我的一篇作文還引用了毛主席語錄。那篇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揚。
中國那個時候處在被圍困的國際環境中，什麼「美帝國主義的包圍圈」，我覺得人們普遍有一種牴觸外國的情緒。這種警惕性，其實我也挺高的。
我第一次離開中國是1958年吧，我父母帶我們哥兒仨回了一趟英國。那是我第一次所謂的「回國」，實際上對我來說是「出國」。我們先到香港，再到英國。我記得我走在街上，還指著一些人跟我爸說：這人是特務吧?那是帝國主義的吧?我那時就很有這方面的防範意識，一出國就覺得，眼前這些人裡恐怕有好多是壞人。
1964年我考中學時，報考的第一志願是101中學。由於考分不夠高，人家沒要我。我第二志願報考的是北大附中，被錄取了。我先到英國上了一年學，再回中國就推遲了一年報到，等於說我比同齡的人晚了一年。
所以，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是68屆老初一。
美國「窩頭」
那時候，北大附中也有一些外國人的孩子。我們班三十幾個學生，就有三個外國人。除我之外，還有一個混血的法國人，是程硯秋的大孫子。還有一個米馬克，他爸可能是美國碼頭工會的，1965年才從美國來到北京。
米馬克哥哥的中文名字叫米克裡，長得挺壯，穿著個棉猴。這人特革命，跟中國同學一塊開憶苦會時，他也憶苦，可他是憶美國人的苦。他說：資本主義就是苦，美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整天淨吃窩頭。我們問他：美國的窩頭什麼樣啊?他說：就是Muffin(註：鬆餅)，那就是窩頭。我們當時都被唬住了，還信以為真。多年以後我才發現，那個美國「窩頭」多好吃啊。
由於我們這個家庭對中國政治的熱衷，所以文化大革命運動一發起，我很快就接受了，並且高高興興地投入進去，有時還騎自行車到處去看大字報，特關心國家大事，特投入。
北大附中是一個寄宿制的學校，全北京也沒幾所。首先住校本身，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會地位。北大附中是一個幹部子弟比較集中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學裡頭就不少。這幫人在政治問題上很敏感，而且特牛。我覺得文革中這是個關鍵。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由誰挑起來的?都是那些特牛的、初三的和高中的幹部子弟，號稱「牛宮彭」，即牛皖平、宮小吉、彭小蒙。所以我說，紅衛兵一個是政治敏感，一個是有背景。
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出來後，我們班上一些同學議論這個事，就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可不嘛，我們是打天下的，他們被打下來了，那這些人家裡肯定是懷恨在心，是要擇機反攻倒算的，這是人之常情嘛。我得老實地說，我當時覺得好像是有這麼個道理。
北大附中「紅旗」組織起來的時候，同學們就比家庭出身，還論資排輩。一說誰的父母是共產黨員，還得問是什麼時候入的黨。好，那我爹是1935年入的共產黨，也就是說我們弟兄幾個的「家庭出身」沒問題。
我覺得紅衛兵的政治因素是一個方面，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朋友的私交關係。孩子們平時玩都是抱團的，那些愛折騰的往往就湊在一起了。我從小就淘氣，屬於愛折騰的，我要好的幾個同學都是這樣的，文革開始後，我們就都積極參加了。那些文縐縐、愛學習的同學，可能對這個不那麼感興趣。
文革中的青春
那時候，學生們、特別是紅衛兵們都喜歡穿軍裝。我也經常穿軍裝，覺得特別方便，那麼多兜兒，放什麼都行。還有武裝帶，大家都說，這皮帶可以用來抽人、掄人，可是我一直沒用上，沒抽過人。
有一回，我們紅旗的隊部被砸了。後來聽說是體育學院干的，打不過人家，就說得了，算了吧。我們就開始想，要有點防禦措施。
我記得我們的宿舍樓是個五層的筒子樓，好像二、四層是女生，一、三、五層是男生。二、四樓把西頭給堵了，一、三、五樓把東頭給堵了，反正就是男女生是串不了的，不走一個樓梯。正好我們是在五層，上邊有個口能爬上樓頂去，就像做工事似的，搬一些磚頭瓦塊擺在樓沿邊上。有人還把暖氣都給拆了，把那暖氣片、鐵棍分拆開，也放在樓沿邊上。可是後來也沒人來攻打我們。
北大附中早先有種死氣沉沉的勁兒，文化大革命搞起來以後，倒是熱鬧了。原來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可清楚了，這一文革，男女生之間就開始來往了。特別是軍訓以後，學校開始組織一些集體活動，男女生都在一塊。
那時我住校，我們幾個男生和幾個女生，負責守衛北大附中的南門。我們都盼著黃昏時候那段自由活動的時間，因為那段時間，可以和女生們交流。我那時心情特別好，心裡有一種暗暗的、朦朧的興奮。因為其中有一個女生，非常漂亮，我特別喜歡她，但是不敢說出來。不過，這時能夠跟她一塊說說話，我就覺得很得意了。我記得後來有一回中午去運河游泳，就在空軍指揮學院那邊，我看見她了。哎呦，好美啊。那種朦朧的感覺，挺興奮的。這是文革前沒有的。
外國人中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的外國人主要是些專家，對文革的態度當時也分好幾派，一派是反對，一派是旁觀，還有一派是積極參與。
像馬海德啊，路易·艾黎這些人，一開始就不支持文化大革命。他們好像就覺得，我們是老革命，文革受衝擊了。還有一種是以愛德樂(編者註：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外籍專家)為代表的，對此也不感冒，認為咱們是外國人，文革是中國人的革命，咱們靠邊，不要去摻和。還有一派是像我父母這樣的，原來人家就說他們是「百分之三百」，像陽早(美國人，時任中國電影發行公司譯校)、寒春(陽早之妻，時任國家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圖片特稿社譯校)、李敦白(中央廣播事業局的美籍專家)、史克(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美籍專家)等，又寫大字報，又要參與造反，今天參加這個大會，明天去批判那個走資派，就把文化大革命當成是自己的事了。
當時，陽早、寒春等4名美國專家寫了大字報，要求對外國同志不搞特殊化，要求和中國民眾一樣參加文化大革命。
這張大字報的背景，是文革開始時，外事管理部門有「內外有別」的政策。這些人感到自己是全心全意來參加中國革命的，被排斥在外，特別不高興。大字報轉上去，毛主席看了以後，做了個批示。這個「9.8批示」的大意是：他們及其子女如果願意，應該歡迎他們參加運動，讓他們跟中國同志一樣。
之後，一批外國人就成立了一個老外的群眾造反組織，叫「白求恩-延安」，我父母都是這個組織的。當時在京的外國專家大都住在友誼賓館，有了主席的批示，外專局就得提供方便啊，就把南配樓的一個會議室拿出來免費使用，作為「白求恩-延安」定期開會的場所。
大人們成立了革命造反組織，我們這些孩子們也不甘示弱，成立了一個「紅星」戰鬥隊，算是外國人的紅衛兵組織吧。這些外國孩子大多不是在中國出生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跟隨父母到中國的。我們柯家弟兄三個，都是在中國長大的，但我父母覺得不能把西方文化都丟掉，對我們的教育兼有西化的內容，所以我們基本上是橫跨中外，跟這些外國孩子也能打成一片。
「紅星」其實充其量也就十幾個人，組織也不嚴密，而且缺乏「牛宮彭」那樣善於組織和煽動的領袖，所以大家都有點不冷不熱的。不過，對孩子們來說，反正是個挺好玩的事。外專局在南配樓給我們也安排了一間房。
我們有時候要學習，有時候要討論，還要做些宣傳。我還曾經一度被選為宣傳委員。有一個巴西專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特別支持我們青年人，給我們弄了一套油印機。我就在友誼賓館那個紅星隊部裡整天刻蠟版，還油印出一些宣傳刊物。有一個哥倫比亞姑娘，挺熱情，她用西班牙語寫了一個大字報。我能看懂個大意，是批評友誼賓館，認為他們把社會主義的賓館辦得跟資本主義的星級酒店沒什麼兩樣了。
後來，這種狀態逐漸就變了，特別是有些人的爹媽被「無產階級專政」抓起來之後，我們沒人管，開始進入頹廢時期。我們的隊部成了俱樂部，大家買些酒，在那過夜。這時候我們的精神狀態，已經不是當初的「豪情萬丈」了。
「國際間諜」
1967年，北大附中就開始分配了。我要好的幾個同學陸續走了，有的參軍了，有的下鄉了。
我覺得待在家裡沒意思，就通過「紅星」聯繫了北京第二機床廠去勞動鍛煉。那回，外國孩子去了一批，可能有十幾個。我們不是分配工作，是去「與工農相結合」。當時挺苦的，尤其是上大夜班。
在那待了有一兩個月，我獨自一人又找到光華木材廠，到那裡去鍛煉了。我爸爸出事的時候，我正在那裡幹活呢。
當時，我父母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派性鬧得挺厲害，一派是北外紅旗，另一派是北外造反團。他們之間的爭端主要是對文革前十七年學校領導的評價。紅旗這派認為其中兩個領導是壞人，保其他三個;而造反團相反，保那兩個，要打倒這三個。我父母都屬於紅旗那一派的。當時，這兩派還發生了武鬥。北外武鬥不像清華北大那麼激烈，不過也打死了一個老師。
1967年10月17日，我爹到北外東院去辦事，被北外造反團抓了起來，說是「國際間諜」。他在那兒待了三五個月，後來被送進了秦城監獄。
過了十來天，這個消息就傳到工廠裡了，工廠通知我說：柯馬凱，你在這兒學習鍛煉得差不多了，我們給你開個歡送會，你可以走了。
回到家後，我跟我媽就開始去鬧。尤其是我爸工資停發以後，我媽覺得，這不符合法律程序啊，就質問他們：你們憑什麼停發他的工資呀，誰證實他是特務了?又沒審又沒判的。後來，我父親的工資就接著發了。
1968年12月，北外造反團把我媽也給抓起來了。我們哥幾個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對「黑五類」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泛稱)，被發配到海澱農機廠去了，上面還跟廠裡的軍宣隊打招呼說：這幾個是外國特務的孩子，要看管好了。我在那兒干了兩年，當鉗工。後來給我們另外安排工作，換到北京首汽汽修一廠，不再說我們是「特務子女」了。
我媽被抓起來以後，我還是繼續上訪。當時我哪兒都找，什麼公安部、外交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衛戍區，我都去了，而且跑了好多次。按現在的說法，我都成「上訪專業戶」了。
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市外辦，他們經常給我吃閉門羹。還有北京市公安局五處、公安局外事科，我也常去。大喊大叫的，鬧得很厲害，但不管用。
周恩來賠禮道歉
我覺得我對中國已經失望了，到後來都不想在工廠繼續干了。我已經20出頭了，想上大學。那時候我就想走，離開中國。
當時中國的出入境制度，需要辦一種出國簽證，就是外國人入境要辦簽證，出境你還得辦簽證。他們不讓我走，不給我辦出國簽證。
那時候外國人在中國，還有一個居留許可制度。大概是1972年，外管處通知我們，居留許可證到期了，去公安局辦延期手續。我說：延什麼期啊，我才不延呢!你們最好把我驅逐出境。結果他們主動替我把居留證給辦好了。
我媽是1972年出來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日出來的。我爸被關了五年零三個月。
當時秦城大概關了10多個老外吧，包括夏庇諾(新華社外籍專家)、戴乃迭(中國文學出版社的英籍老專家)、愛潑斯坦(加入了中國籍的猶太人、對外英文刊物《中國建設》編輯)、我爸等，都是同一批釋放的。李敦白是唯一的例外，那次沒放他，好像是晚一年多才出來的。
1973年3月8日，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們，把這些釋放出來的外國人，包括家屬，都請去了。「四人幫」裡頭也去了幾個人，江青也去了，可是他們都沒說話。
那天是周總理宴請，他首先代表中國政府賠禮道歉。他說：冤枉你們了，你們是好人。可是總理當時還有一句話說：不過也有壞人，像李敦白。
周總理講完話，然後就輪桌敬酒。到我們這一桌，先對我媽說了幾句話，然後敬葉文茜(北大西語系的美國教師)，最後走到我們哥幾個面前說：我知道，你們想出國上大學。好啊，你們回去上大學，學完了還要回來嘛，這是你們第二故鄉嘛。
我是又感動，又矛盾。嘿!我們要出去的要求，他其實早就知道啊!我確實挺氣的，真想恨誰。可是，另一方面我還是挺崇敬周總理的，給了那麼大的面子，我都不知道該恨誰了，覺得總不能恨總理吧。
英倫的左派
出國簽證立刻就批了，國家還答應給我們出路費。我們覺得這是個見世面的機會，就跟他們說：你們別給我們買機票了，把機票錢給我們，我們自己想辦法。後來，他們答應了。我印象中，給了我跟我哥每人一千美金。
於是，我們坐火車去了香港，再從香港坐船到新加坡，從新加坡陸路到馬來西亞的檳城，再坐船去印度的馬德拉斯，一路坐車到了英國。這一路走了大概有五個月吧。在印度，我們呆了三個月，就跟當年紅衛兵大串聯一樣，睡在車站的站台上，把貴重東西包起來當枕頭這麼一枕。
因為文化大革命的耽誤，我中學就等於沒上，到倫敦以後，首先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把中學的課程基本補下來了。1975年我考上了倫敦大學，學的是物理專業。
1973年臨行的時候，我媽囑咐我們說：你們這次回英國以後，要扎根在無產階級中間。我到了倫敦以後，很快就找到工作，進入工廠。除了解決生計，也有我媽囑咐的這個階級立場的原因。我加入了工會，只要是工會組織的工人鬥爭什麼的，我都積極參加。
當時我也參加過幾個極左組織。我父母原來都是英共的，中蘇決裂以後，我們就算它是修正主義黨了，我就對它沒有興趣了。當時還有兩個組織，一個叫英共(馬列)，即英國共產黨馬列派(CPBMC);還有一個叫做英聯，英國共產主義聯盟(CFBMC)。我參加過兩次他們的組織活動，但實際上我還沒有被正式接受就被淘汰出局了。因為跟他們比，可能我思想太右。
後來我又加入了一個小政黨，可是那個小政黨更左得出奇，他們的偶像好像還包括江青，把中國說得好像人間天堂。他們曾激烈地爭論，中國當今社會有沒有剝削?這成了一個理論焦點。當時我就說，毛主席說中國仍然是階級社會，就憑這個說法，中國還是有剝削的。結果他們認為我有思想問題，就把我開除了。
我在英國學完本科後，1978年回到了中國。
1973年我走的時候心裡有氣，曾經發過誓，這一走我就再也不回來了。可是家人在這邊，而且這裡也是我的故鄉啊。
1978年，要改革開放了，大家都琢磨著出國，這外語就成為最要緊的事了。他們說：嗨，中國的物理人才有的是，不缺你，你就教英語吧。我想也是這個理兒，所以就開始教外語了。到今天，一直從事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