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里人說得謙卑、緊張，戰戰兢兢：「你說包產到戶好，上面才能讓我們搞，我們才有飯吃。」
大別山很窮，一張竹床一米寬，王克明和一個當地幹部頭對腳睡，房子四面漏風，沒被子。
農民用樹枝條子編成一片一片的東西，糊上泥就是牆了。一家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被子是一團灰突突的棉絮，一個沒衣服穿的老太太，一冬天蜷在裡面。她拉住王克明的手，淚水「嘩嘩」。
王克明開始懷疑自己。10年農村生活了，他信毛澤東，信人民公社，當大隊書記，搞階級鬥爭，可人民公社卻讓人窮成這樣，「我做的一切有什麼價值?」
他想學習，比任何時候都想，路上、桌上、車裡，到處拿著書。有時一件大衣裹著頭，一路卡車在走，風在吹，他在看，手上一本王力的《古代漢語》。
「南去的大雁，不要對北國的寒冷發出哀鳴你我觀點如冰炭不能同爐，卻沒有爭吵，沒有臉紅」1974年，這樣的詩在紅衛兵中廣為流行。
就在那一年，王冀豫開始學吉他、下圍棋、看俄蘇小說。小說裡俄國也在革命，他至今清楚地記得一本已模糊了書名的小說的情節：一群大兵衝進農場主家裡，見到他美麗的女兒，「請你們出去」，姑娘說，一種美好和莊嚴震攝住了所有人，他們真的掉頭離開了，走到門口想想不對，「這是革命」，回身大兵們強姦了她。
美好的力量，王冀豫也感受過，流亡的日子裡他來到瓊崖，住進朋友家，朋友的母親是之前是廣播台台長，後被打成右派。
每天下班後，她都乾乾淨淨地穿上長裙，戴起帽子，一到單位，一切都換掉，掛上牌子拔草，牌子上是侮辱的話。
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吃木瓜，說話，爭吵，一切都剛剛好，「我要是沒殺人就好了」，王冀豫感到一種新的遺憾，這遺憾他之前有過，對張宏，而這次是對自己。
他明白了一件事，殺人之後，他和好的東西之間就永遠有了一種距離。越是好，這距離就越大;反而和惡之間距離是沒有的，而這距離將持續一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什麼，之前，他一直以為失去的只是張宏而已。
這種失去吳琰也感到了。
80年代，她回城當了記者。報道一個工人搞出一項個人專利，單位卻壓制他。工人三下揚州，三打官司，爭取他的專利。
吳琰第一次報道後，單位開除了這個工人，他為餬口，只好到大街上擺小攤。吳琰接著報道，工人的境遇更壞了，沒有工作，各方面的壓力都越來越大，母親自殺了。
吳琰第三次報道了他，這次工人連家鄉都呆不下去了，一張車票，跑到廣州。
報道得獎了，工人的一生卻徹底改變，「我一直覺得自己是為了正義，為了社會，可為了什麼，就應該這樣嗎?」
她驚覺「為了更大的東西，失去一個生命的幸福，這就是文革思維」，她深深地厭棄自己，「我到現在還是這樣，總覺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為了什麼，不惜什麼"。
說出心裡的懺悔
從50歲之後，王冀豫突然覺得不安，這不安沒有由頭，幾乎是生理性的。
他已經老了，一隻眼睛能用，另一隻眼睛瞎了，這一生他當過兵，坐過監獄，開過馬場，當年一起打人的朋友們一個一個的死了，只剩下他。
他開始吃不好，睡不著，晚上一個人的時候，他會想起張宏，「他現在幹什麼呢?」他開始琢磨他。
那之後的46年裡，他一直記得張宏，但每次想起他，更多的是自責，有時是不安，現在人老了，想起張宏，心態是另一樣。46年了，他把張宏已想成了熟人。
他跟亡者說話，「我也不比你好哪兒去，我為你這事兒扔出一個眼睛，我也60了，到那邊咱倆都一樣。」
這不安是對張宏，也對張宏的家人。當年他入獄，10個月之後出來，監獄長告訴他「張宏父母保你出來的，他們說這是武鬥，你也是一時失手。」
但這對父母不願見王冀豫，40多年來，也從未向兒女提起，張宏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兩人對王冀豫一無所知。
懺悔的念頭有過，但說出來，對王冀豫來說還是個大事。
他開始算命了，這之前他從來不。一隻手伸出來，算命先生看了看「你作過大惡」「沒有」「你打死過人?」「沒有」「記住，一輩子都不要打人，一打就打死」。
坐立不安的感覺又來了，46年前他感受過一次，而這次不一樣，他不會再進監獄，可他害怕起自己。
「我不覺得自己有良心，一直不覺得」，父親葬禮上他意外地哭出來，這一刻他才發現，自己遠沒有之前以為的那麼堅強。
是當年一起插隊的吳琰找到他。「黑子」，她叫他的小名，「朋友們要出一本書，讓大家共同反思文革中做過的那些壞事，做個懺悔。」
這想法一下子擊中他，「沒問題!」他一口答應，「但你要催著我，我這人不會寫東西。」
那是2007年，兩年下來，她打過幾次電話，有時王冀豫說忙，有時含含糊糊，事情就這麼耽擱著，她突然覺得不對，「是不是他顧慮什麼?」
王冀豫沒有顧慮，但家人不許，「事情已經過去了。你說了會惹來麻煩，畢竟是一條人命!」
吳琰激他，「說了寫不寫，你這也是爺們兒幹的事兒?你不是說你一人做事一人當?」
「寫就寫!」一種羞憤讓王冀豫當場答應。一個晚上，他擰開檯燈，坐在桌前，鋪好紙，拿起筆，意外的，眼淚一下子流出來。他老了，第一次面對自己的良心，他比任何時候都更脆弱。
文章寫完，發表，幾個月後，一個律師來到他的辦公室，「認識這個人嗎?」
一張一寸照，一張戶口本內頁，一張死亡後的照片，三樣東西擺在王冀豫面前，他一下子想起張宏，非常具體：男孩一口一口吐著氣，血沫子從脖子裡流出來。
他本以為46年，他可以，也已經忘了。
律師告訴王冀豫，他是死者的侄子派來的，王冀豫說讓我見見他。
張宏的侄子已經三十歲了，張宏沒有結婚，沒有孩子，侄子是替父親來的。他告訴王冀豫兩件事：第一，你可以懺悔，但永遠不要提張宏的名字;第二，你能認賬，我們佩服你，但永遠不會原諒你。
王冀豫說他不要求原諒，他不配，也不能，「多大的罪，你一個道歉就完了?太輕了。」
「道歉之所以難，在於有否定自己的東西在裡面」，王克明說，離開余家溝15年，他經常回去，卻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對谷志有。這次他找到谷志有，向他說「對不起」，谷志有笑了：「嗨，運動嘛!你那會兒娃娃家，懂個甚?」
盧曉蓉、吳琰、丁珊、王冀豫、張華、李斌、陸曉婭……32個人，對當年的過錯和作惡一一作了懺悔，關於出賣，關於沉默，也關於人性。
而這些懺悔當中，真正與人命有關的只有王冀豫與楊裡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惡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現在也是。」吳琰說起王冀豫覺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來一直在調查文革的死難者，她遍訪民間，搜集名單，而殺人者往往一口否認，並從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邏輯。
王友琴在芝加哥講學時，看到美國的中學生模擬文革，他們戴上紅袖標，拿起鞭子，模擬現場，讓每一個人喊口號甚至動手：「我覺得這個教育很好，它讓你親自感受，你在那樣一個現場是什麼狀態，會做什麼，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樣的。」
而在中國，關於文革的反思仍然艱難。
2013年，張紅兵公開懺悔，文革時他舉報母親「反革命」，致使母親被槍決。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認!」王冀豫尊重，但也後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親是反革命，我會不會舉報?我想我大概會的。」
「我沒有做更大的惡，只是因為沒有機會」，想到這一點，他感到一種更大的不安：「不是因為你不會，只是因為你運氣更好。」
吳琰也跟朋友談起過說出懺悔，10個人當中，6個人拒絕了，吳琰沒有再強求，「你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強迫，懺悔是一件非常個人的事情。」
她理解他們的抗拒。
親身走過，她知道選擇作惡那一刻，人的無奈、軟弱和被動：「人性本來不惡，但在那樣一個廣場裡，所有人的生存恐懼都被調動起來，你不舉報，就有人舉報你，在施害和被害中你只能選擇一個，很多人就這樣不得不等而下之。」
《我們懺悔》書稿出來，厚厚一摞，「我們只說自己，」宋小明說，「那都不是違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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