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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讓原來身居幕後的劉鶴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文匯網訊】隨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臨近，61歲的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受到了國內外的格外關注。
據時代週報報道，《華爾街日報》本月引述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李成的消息稱，幾個月前，劉鶴已將七個「研究小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財政政策、放鬆管制、城鎮化和地權等問題。這些政策建議將在下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成為最主要的議題。
劉鶴的辦公室對此回應說，劉鶴認為外界對他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許多誤解，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通過一個集體決策體系制定的，任何個人發揮的作用都是相當有限的。
但不少經濟學者仍然認為，在今年年初履新中財辦主任的劉鶴對經濟政策走向將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
體制內經濟學者
從公開履歷可以看到，劉鶴1986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獲得碩士學位，其後在美國哈佛大學和Seton Hall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習，並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獲得MPA學位，接受了完整的學術訓練，具備開闊的國際視野，但同時，他又具有可靠的紅色背景，1971年在經歷了一年的知青生涯後便在著名的王牌軍38軍入伍當兵。
獨特的經歷讓劉鶴多年來備受信賴。
劉鶴的仕途在原國家計委起步，歷任國家計委產業政策司產業結構處處長，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規劃司副司長，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第一屆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等職務，多年的計委工作經驗使得他在2003年調任中財辦副主任順理成章。
據知情人士向時代週報介紹，劉鶴參與過「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十二五」規劃的編制，同時還是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的重要執筆人，為三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過經濟講稿。
由於劉鶴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方面的關鍵性作用，彭博新聞社曾將劉鶴與時任奧巴馬首席經濟顧問的薩默斯並提。
有接觸過劉鶴的經濟學者對時代週報表示，儘管長期在政府機構任職，但劉鶴給人的印象更多是一名學者，而不是官員。
從上述履歷可見，劉鶴一直較少擔任機構正職，與行政事務的管理相比，劉鶴對經濟研究的興趣顯然更為濃厚。現在他分別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時代週報記者查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網站，發現近15年來，劉鶴發表了200篇論文，其中獲得國家一等學術獎的有三篇，其中有一篇獲得國務院領導的表揚。共發表專著四部，包括中國產業政策的理念和實踐、中國經濟高速度的增長、企業管理和質量管理、發展經濟理論的大勢研究。
不過，在經濟學界，劉鶴更廣為人知的標誌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
1998年，劉鶴創辦了中國經濟50人論壇，聚集了中國具有一流學術水準、享有較高社會聲譽並且致力於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經濟學家，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高層經濟決策的「智庫」。
「當時的中國經濟正處於通貨緊縮狀態，我感到，需要在經濟學者之間對經濟形勢進行嚴肅討論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討論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層面上交流學術思想。我和樊綱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討論了這個想法，我們之間有強烈的共鳴，決定發起50 人論壇的組織工作。」媒體報道中，劉鶴後來回憶道。
十多年來，劉鶴一直堅持擔任論壇的學術委員會委員，傾聽經濟學家的想法。
「所謂50人當然沒有確指，每年都有變化，主要還是大家一起交流觀點，無論是學者、官員還是企業家，都一律平等，也不會有什麼架子。」一位參與論壇的經濟學家告訴時代週報。
今年，包括劉鶴在內，論壇成員中已有5名中共十八屆中央委員，2名候補委員，論壇對經濟政策的影響相當直接。
堅定的改革者
2010年，時任中財辦副主任的劉鶴擔任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主要執筆人，對外解釋十二五規劃的主要思路也成為他的工作之一。
「頂層設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中等收入陷阱」、「城鎮化」、「收入分配」等是劉鶴多次提到的關鍵詞。
「處理增長和收入分配關係，國際上有很多經驗和教訓，特別是拉美國家的教訓。首先是堅持內向型經濟和重化工業的發展戰略，使得普通勞動者失去了就業機會，沒有收入，大企業高度壟斷。此外，在處理增長和分配的問題上，走上了民粹主義道路，對窮人承諾不切實際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實際上沒有足夠財力支持。政策重點沒有放在擴大就業、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務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態度來呼應短期的社會輿論，致使兩極分化愈演愈烈，最終導致惡性的政治週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劉鶴表達了對「拉美化」問題的擔憂。
實際上，類似的觀點劉鶴在2006年發表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一文中便已經鄭重提出，劉鶴認為，解決「拉美化」問題的方案主要是「浮動匯率機制」、「力爭財政盈餘」、「強化對產權和投資的保護」三點。
上述觀點使得劉鶴遭到一些對市場化改革持有敵意的人的非難。
2012年2月，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佈了《中國2030：建設一個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為中國的改革前景進行了規劃。
但報告的發佈會現場當時便遭到一些「左派」人士派發傳單、現場抗議等干擾。他們認為，報告中國企「所有權多元化」、政府要「後退」等提法實際上是主張國企私有化，並將質疑的矛頭指向當時擔任國研中心黨委書記的劉鶴。
劉鶴並未對這些聲音作出過回應。
而在城鎮化問題上，劉鶴則主張綜合「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兩者的長處，把大中小城市網絡化，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避免城市過大或過小的弊端。
而「頂層設計」則是「十二五」規劃中最新的提法，這已有擺脫「摸著石頭過河」的舊有改革模式的想法在內。
「中國改革30多年，現在到了一個新階段。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過去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和面臨各種各樣新的重大改革議題條件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要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一個頂層設計，包括主要目標以及先後順序。具體的順序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安排。」劉鶴曾表示。
而「頂層設計」的具體內容是什麼，顯然還要等待下月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中財辦的工作與影響
從2003年擔任中財辦副主任開始，劉鶴已在中財辦工作十年，這一機構從設立開始便在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
中財辦是中央財政工作領導小組下的常設機構，除了負責起草重要的經濟政策文件外，還肩負為中央財政工作領導小組提供政策建議的功能。
據知情人士向時代週報透露，中財辦下屬各局一般都針對當前的經濟問題領有各種課題，需針對這些課題進行實地調研並且撰寫報告，實際上與學術研究並無太大的差異，但更具有政策針對性和影響力。
中央財政工作領導小組於1980年重新設立後，是唯一負責經濟工作的中央領導小組。一直對整體經濟工作起到最為關鍵的作用。一般而言中央財政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由現任國務院總理兼任，但也有由中央總書記兼任的情況，現任小組組長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吳曉林向時代週報介紹，中央領導小組不僅僅是議事協調機構，更是權力最為集中的權力機構。而作為中央領導小組下的常設辦公室，其主任一職更是舉足輕重。
公開資料顯示，中財辦主任一般由具有發改委背景的官員擔任，如今年剛剛卸任的中財辦主任朱之鑫1983年到1999年期間在國家計委工作16年，而2011年調任中財辦副主任的楊偉民則從1989年開始便一直在國家計委、發改委任職。而按照慣例，中財辦主任也兼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一職。
這也使得發改委系統在中央財政工作領導小組中一直有比其他部委更強的發言權。
另外一方面，中財辦對農村問題也有相應的發言權，現任中財辦副主任的陳錫文、唐仁健仍兼任中農辦主任、副主任一職。
在應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當全球經濟處於自由落體狀態的時候，我們中央政府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直接干預，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也確實還有一些問題，但是這些只是應對危機的短期做法，並不能反映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全部現實。
—2012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演講
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鬆了自己的奮鬥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並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
—《對中國未來的三大政策思考》(《比較》2012年10月刊)
全球經濟何時轉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牢牢抓住機會，苦練內功，切實增強自己的實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繁榮的機會。
—中國經濟年會2011-2012
雖然實驗和試錯的改革方式仍十分重要，但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需要推進的改革必須整體配套、協調推動，涉及經濟、社會、政治各領域，必須制定總體規劃，對系統目標、系統結構和功能進行頂層設計，動員全社會成員形成深化改革的輿論共識，並以立法形式固化改革成果，其動力機制是自上而下的，雖然初始動力仍在基層，但任何局部改革實驗都無法替代對新一輪改革的頂層設計。
—《關於改革的總體規劃、頂層設計和重點內容》(中國經濟時報/2011年/5月/20日)
中國城市化模式正面臨均衡點的確定問題。僅僅依靠市場機制，中國不可能達到城市化模式的均衡點，政府也要發揮必要的作用，創造條件促進新的均衡。
—《城市化再權衡》(《中國改革》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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