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我們的土地有多少被污染了?聽起來如同一個笑話：內地民眾無法從政府部門獲得自身所在地區的環境安全的警示，非但如此，中國環保部門在花費巨額資金進行生態、污染等方面的調查後，以國家機密為由，拒絕向民眾公開污染翔實報告。
《鳳凰週刊》長期報道環境問題,但幾乎所有被報道過的污染現象都未獲有效遏制,新的污染現象卻不斷被發現。
據鳳凰週刊報道，中國內地中重度污染耕地大約為5000萬畝。這是2013年年底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世元在土地調查新聞發佈會上，引述環保部土壤狀況調查的數據。也是中國官方首次向媒體公佈內地中重度耕地污染總量。
但有關內地農田污染的信息公開目前僅止於此。業內人士還記得，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環保部部長周生賢披露的數字是：中國受污染耕地約有1.5億畝，占18億畝耕地的8.3%。到目前為止，這些大數據背後的詳盡污染信息，受影響地區和人群，對城鎮居民的糧食和水源影響等，迄今仍未公諸於眾。
目前亦沒有渠道可確保內地民眾不會從市場上購買到重金屬「毒糧」。2007年，南京農業大學教授潘根興帶領研究團隊，在全國六個地區(華東、東北、華中、西南、華南和華北)縣級以上市場隨機採購大米樣品91個，結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重金屬鎘超標。再往前回溯污染的蹤影不難發現：2002年，農業部稻米及製品質量監督檢驗測試中心曾對全國市場稻米進行安全性抽檢。結果顯示，稻米中超標最嚴重的重金屬是鉛，超標率為28.4%，其次是鎘，超標率為10.3%。
這些舊數據呈現了一個事實：中國內地的土壤重金屬污染已威脅到糧食這一民生命脈。而另一個長期遭到忽視的狀況是：比起通過市場購買糧食、食物來源更多樣化的城鎮居民，身處在土地污染第一線的農民，所遭受的健康和經濟損害，以及持續為之付出的代價，更加糟糕。這些一線受害者的狀況，正是這個國家重金屬污染威脅的指向標。
然而，這些污染信息只能從學術文獻中獲得，而且大量的污染調研都沒有提及所在地區的名字，代之以「某市」、「某地區」，以鎘污染狀況調查為例：2011年，常德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郭志忠等調查分析了南方某市水稻鎘污染狀況，隨機採集市轄9個區縣市的農戶自產水稻414 份，鎘超標率為29.2%;江西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張岳等檢測了南方某鎘污染區本地自產的糧食，發現採集的58份糧食中，鎘含量超出國家標準的有41份，大米中最高超出限量12.5 倍;中南大學郭朝暉等調查了湖南省某有色金屬礦業區周邊的蔬菜重金屬污染，蔬菜鎘含量平均值為11.48mg/kg，明顯超過國家食品衛生標準.......
不完整的信息令公眾無法警惕自身所在地區的環境和糧食安全狀況，更令人難解的是，中國環保部門在花費巨額資金進行生態、污染等方面的調查後，拒絕向民眾公開調查結果的具體內容，理由是：屬於國家機密。
荒唐的機密
中國政府部門曾做過多種及多樣的環境和土地調查：國土資源部進行過國土資源調查，國家地質局進行過全國地質調查，國家環保部進行過全國生態調查，還正在進行全國土壤調查、全國污染源調查。但是這些耗資數億元甚至數十億元的調查，都沒有較完整的重金屬污染調查數據。
並不只是土壤污染數據的缺乏。新華社2006年7月18日曾報道，「為全面、系統、準確掌握我國土壤污染的真實『家底』......環保總局和國土資源部18日聯合啟動了經費預算達10億元的全國首次土壤污染狀況調查。」但這一從2006年始啟動的調查，至今沒有公開污染數據。
2013年，北京律師董正偉通過在線提交和電子郵件方式，向環保部申請公開「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方法和數據信息」和「全國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被環保部以「數據屬於國家機密」為由拒絕。
事實上，按照原國家環保總局與國土資源部聯合發佈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技術規定》要求，此次土壤污染調查結束後，相關部門需要將全國重點區域土壤污染調查分析數據及有關資料全部歸檔，建立重點地區污染土壤數據庫和國家檔案。同時，各省也要建立重點污染土壤省級檔案。但事情並無下文：非但調查沒有公開，國家和省級檔案是否建立也沒有披露。
更有甚之，從中央到地方，環保部門一直在加強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數據的保密管理工作。在陝西省環保廳的網站上，至今還有一則2012年《陝西省環境保護廳關於加強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數據保密管理工作的通知》。該通知對土壤數據保密的要求極為細緻。比如，「現存的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數據，要使用專門場所存儲和介質妥善保管。對存儲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數據的電腦應做到專機專用，並做好物理隔離。」此外，相關的工作人員必須簽訂保密承諾書，而「凡需使用土壤污染調查數據的，須經主要領導批准同意，各局系統內各部門使用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數據時出入要登記，使用完畢要原件歸還，做到交接清楚，流向清晰，用途明確。第三方使用土壤污染調查數據，各局系統必須確定唯一出口，指定部門，明確責任人，方可提供......一旦發生調查數據失密、洩密事故，將根據情節輕重、損害程度及相關規定，對當事人、責任人給予嚴肅處理」。
重金屬污染村莊不斷湧現
民眾無法從政府得到環境安全的警示和資訊，可見的只有媒體陸續披露的案例。
較之於福建冷水坑村這樣200多人的小村莊，廣東省韶關市上壩村是一個更聞名於學術界的重金屬污染村。由於自然條件優越，上壩村早年間曾物產富饒，但受附近大寶山礦場重金屬污染，農田土質變差，作物重金屬含量超標，糧食減產乃至農田無法耕種;患皮膚病、肝病、癌症的村民也越來越多。這裡漸漸從魚米之鄉變成有名的癌症村、貧困村。據不完全統計，從1986年至2000年，上壩村死亡的250人中，50歲以下的有160人，占死亡人數的64%;因癌症死亡的有210人，占死亡人數的84%，最小的癌症死者年僅7歲。
江西省樂平市洛口鎮戴村是污染的另一樣本。在鄰近村莊的樂安河上游，江西銅業集團興建有多家礦山，包括中國最大的露天礦山——德興銅礦。根據樂平市政府的調查，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由於上游有色礦山企業的生產，樂安河流域每年接納的「三廢」污水排放總量達6000多萬噸，廢水中包括鎘、鉛等重金屬在內的污染物種類有20餘種。長期污染已造成數千畝土地歉收或絕收。有報道援引村民的說法稱，戴村已有癌症患者70多名，村裡每年有四五人死於各種癌症。近20年來全村沒有一人通過徵兵體檢，主要為肝功能不合格。類似的重金屬污染案例還在湖南省湘江流域、廣西自治區龍江流域不斷出現。這些案例多見於鄉村，不代表城鎮居民遠離了威脅。重金屬污染土壤與水源後，通過多種食物鏈逼近所有人。
與其他有機化合物的污染不同，重金屬污染很難自然降解。不少有機化合物可以通過自然界本身的物理、化學或生物淨化，降低或解除有害性。但重金屬具有富集性，如鉛、鎘等重金屬進入土壤環境，會長期蓄積並破壞土壤的自淨能力，使土壤成為污染物的「儲存庫」。在這類土地上種植農作物，重金屬能被植物根系吸收，造成農作物減產或產出重金屬「毒糧食」、「毒蔬菜」。
以重金屬元素鎘為例，糧食類的鎘污染大戶主要是大米，水稻吸收鎘能力較強，而且積累在籽實中。長年的污水灌溉，會造成灌溉引水渠底及表層土壤中積累大量的重金屬。水稻極易吸收從而鎘含量超標。長期食用鎘超標的稻米，會損害腎功能，使骨質變得脆弱，提高致癌性。中國水稻鎘污染的官方數據較少。2005年，環保部在調查廣東省上壩村癌症高發情況時，證實該村水稻鎘含量超標。2010年底，大陸媒體報道的「廣西陽朔鎘米事件」開始令「鎘米」走進公眾視野。
透過已披露的研究文獻只能看到部分稻米鎘污染的程度，一項針對江西省貴溪市某冶煉廠綜合堆渣場周邊的稻米重金屬含量測定顯示，19個稻米樣品，鎘的超標率達100%。稻米鎘含量最大值為7.51mg/kg，超出標準值0.2mg/kg 30多倍。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金泰廙的課題組曾調查華東某鎘污染區，檢測稻米、蔬菜和魚蝦的污染狀況。在他們的調查樣本中，大部分稻米鎘含量超過國家衛生標準值，超標率為80%。稻米鎘含量最高值接近3mg/kg。其他農產品，蔬菜的鎘超標率為60%，魚蝦的鎘超標率也達到20%。
污染損害健康各地頻現中國的工業性環境鎘污染人群健康危害調查研究主要在1980年至1990年期間，有的調查僅當地衛生防疫站人士主導完成。90年代後，中國只在少數污染區進行過居民健康危害的調查。
在近期出版的《鎘毒猛於虎》一書中，北京交通大學長期研究鎘污染的副教授柯屾總結了國內11個省20多個地區的鎘污染健康損害研究。柯屾指出，這種污染損害以華東某鎘冶煉廠附近地區以及貴州赫章地區最為典型。被匿去名字的華東地區某鎘冶煉廠(前述復旦大學教授金泰廙的研究地點)於1961年建成投產。該廠的工業廢水未經任何處理直接排放到工廠前面的河流，年排放量約10萬噸。1985年起，雖然該廠對廢水實行閉路循環，仍造成周邊水系污染。露天堆放的廢渣經雨水沖刷進入河道，也加重了污染。學者發現，該冶煉廠污染區的男女人群血鎘、尿鎘、總鎘均顯著高於對照區。在尿鎘、血鎘超過一定濃度後，骨質疏鬆患病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這與日本當年「痛痛病」鎘中毒事件人群的調查結果一致。此外，尿鎘水平與腎功能損害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部分研究還表明，長期接觸鎘可對人心血管功能產生影響。
國內另一個典型的鎘污染區出現在貴州省赫章縣。1984年貴州省環境衛生監測站的調查發現「人群鎘攝入量超出限量值，有4例慢性鎘中毒病例」。1987年—1992年貴州省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通過調查，提出「未來一二十年會有大批慢性鎘中毒公害病病人出現」。2006年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和貴州省環境科學研究設計院的聯合調查提出，「赫章環境鎘污染嚴重，居民健康受到損害，已出現公害病跡象」。雖然赫章的污染損害程度尚不及日本當年的鎘污染「痛痛病」事件，但國內大量其他的重金屬污染村莊尚未查明具體健康損害情況，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難以得到確切診斷。
鎘污染健康損害評估體系待建立
柯屾認為，鎘是最有可能在中國引起大範圍疾病爆發的污染物。為避免鎘污染導致「痛痛病」之類的悲劇發生，中國需要逐步建立起覆蓋全國的監測預警體系。大米是污染區人體鎘攝入的主要途徑，也是人體鎘暴露的主要來源。但一地生產的大米的鎘含量只能代表當地土壤鎘污染水平，由於大米的流動性大，難以作為鎘污染損害人體健康程度的生物監測指標。通過對7個地區7種動植物樣品採樣，檢測鎘含量並進行數據分析，柯屾得出結論，茶葉、樹皮、魚、豬肝、豬腎等生物樣品都不能作為鎘污染損害人體健康的生物監測指標。「總體來說均值和超標率沒有規律可循，難以判斷哪個物種更適合作為鎘污染對人體健康危害的標誌物。」因此柯屾建議，從人體內篩選獲得鎘污染損害人體健康的生物監測指標，比如血鎘、發鎘、尿鎘。
發鎘由於測定技術等問題，已遭國內科研和流行病調查棄用，而血鎘主要反映近幾個月接觸鎘的情況，是近期接觸鎘和急性接觸鎘的常用生物檢測指標。更經常採用的指標是尿鎘——尿鎘是慢性鎘接觸人體鎘負荷的指標，尿鎘增加是環境鎘暴露後機體最先出現的指標之一。在大樣本量的人群調查中，尿樣採樣方便且更易被受調查者接受。柯屾也建議將該指標作為地市級環境監測站的日常指標。「當某地區尿鎘均值或者超標率達到一定程度，可啟動應急處置方案，擴大檢測人群、增加其他檢測指標，為鎘污染損害人體健康的監測與應急提供科學、合理、可行的技術支撐。」
污染土地處置難題
污染評估體系旨在建立保護公眾健康的屏障，而污染的直接後果——以農田為主的大片被污染土地，仍需修復或其他妥善處置。在2013年12月召開的一個環保論壇上，環保部生態司司長莊國泰曾透露，環保部正在會同有關部委聯合編製《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行動計劃》。預計該行動計劃將從五個方面開展工作，包括耕地和飲用水源地的土壤保護、土壤污染源的源頭控制、被污染地塊的風險管控、加強修復試點示範以及監測體系建立等。但如果缺乏配套的實際舉措，該計劃無疑將遭遇現已凸顯的難題：籌集污染土地的修復資金源，如何落實污染企業責任，怎樣解決污染土地農民的生計。
莊國泰稱，中國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區土壤污染尤為嚴重，而這一區域的人均耕地面積相對較少。「同樣是100畝地，西南地區可能涉及到十幾家農民，比北方多很多，影響面比較大，如何在治理過程中既實現治理目標又讓農民有一定的經濟收益是治理難點。」柯屾亦指出，政府部門對環境污染造成人體健康事件的調查處理，已經刻不容緩、迫在眉睫。
「在個別地方，由於環保訴求得不到呼應，當地居民逐漸失去了對基層政府的信任，對污染之怨因而演變成對政府部門不作為之怨，這樣，本來由企業生產引發的污染事故，因沒有及時處理，引發了政府與居民之間的直接對抗，甚至發生多起流血衝突。」
村民們如何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科研人員能否提供污染應對、解決的技術方案，法律與制度體系怎樣為受害者提供保障......伴隨中國內地民眾環境安全意識的提升，這些問題都將被反覆考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