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香港管治問題，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殖民後時代，轉型之路崎嶇，施政任務艱巨，港英當年的管治是怎樣的，如何看待港英政府遺留在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人民日報採訪了香港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博士，聽他分析了部分香港人的「戀殖」情緒。
港英管治的兩個特點
殖民時期，英國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擁有一套完整的體系，從選取和培訓人才，到各方面政策研究，以至情報收集等，倫敦主導、香港並行的方式確保了殖民管治的有效運作。
李彭廣博士認為，港英時期的管治，有兩點值得研究。
首先是管治的系統性。李彭廣解釋說，港英政府的管治是「一個龐大的機器運作，其核心是在維多利亞港之外的英國倫敦」。不僅整個殖民地的管治團隊都在英國進行招募、培訓和磨練，倫敦更設有專門進行政策研究的智囊團為殖民地決策者提供政策支援。
他說，有效的管治需要系統性的支撐。除了首要負責人，還要有一班嚴格篩選和訓練的管治團隊，更要有一套可施行的政策大綱。好的政策需要反覆研究、論證和沉澱，才能有效施行和惠民;施政者不能拍拍腦袋就定下施政計劃，沒有強大的研究和規劃支持，政策便只能爛尾。
其次是管治的延續性。李彭廣曾查閱大量英國解密檔案文件，發現港英政府的管治具有極高的政策制度化。他說，所有的重大決策都被詳細地寫下來，並進行歸檔，這樣的文字化和檔案化可使繼任者迅速理解殖民地過往的管治經驗，並掌握未來的發展方向。
現今治理面臨的困難
隨著殖民地時代結束，港英政府核心管治團隊的抽離，使香港管治系統出現斷層。
李彭廣認為，這是港英政府在管治上的自私和政治歧視性所致。由於殖民地時期的管治核心團隊由英國直接調派，本地華人官員幾乎無法參與政治上的決策和規劃，所任職位的性質皆屬行政，只負責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較難培養政策視野和領袖能力。
李彭廣說，這種排他性間接導致了後來特區政府面臨的管治困局。回歸前夕，港英政府開始接納個別華人官員進入管治核心團隊，例如政務司、財政司等，但英國政府其實早已將核心權力轉移，表面看起來已進入管治核心的華人，實際上仍然對港英管治體系「隔岸觀火」，抓不到要義。
面對英國管治班底撤出給香港帶來的「真空」影響，特區政府一直尋求解決方案，但效果未達理想預期。李彭廣認為，回歸17年來，特區政府推行管治系統的重建和更新工程進展緩慢，本地政治領袖的培養和政策研究也屢屢碰壁。
他解釋說，「功能缺失」和「知識缺失」是現時特區政府所面臨的最主要問題。要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一是以培養未來政治領袖為前提招募和培訓政務官，使在管治崗位上的官員具備有力的政治敏銳度和使命感;二是從政府到各大學和研究機構，乃至民間，組織並建立具規模的智慧庫，為施政者的政策研究和出台奠下基礎。
如何化解「深層次矛盾」
李彭廣認為，現時香港社會對立嚴重，「深層次矛盾」愈顯激化，原因在於回歸前後市民期待值和政府管治能力的不相匹配。他說，港英時期，市民對經濟和民生的期待值較低，施行的政策大多可以滿足市民需求，因此社會問題並不明顯;回歸後，特區政府政治人才出現斷層，而市民期待值攀升，差異拉大，自然導致市民對政府和社會現狀的不滿。
李彭廣表示，「香港不適合在高度對立的情況下進行改革。」因此現時的特區政府應盡量化解矛盾，壓低市民的對立情緒，營造較為和諧的氛圍，從而抽出精力和時間放在真正需要解決的民生建設上，例如房屋、教育和醫療等。
李彭廣建議，特區政府也可適時向中央政府請求政策支援。但支援和幫助並不能成為管治的根本，香港畢竟是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中央的支援可解決一時之難，卻不能永遠為其保駕護航。
繼續發揚獅子山精神
「香港人迷戀的不是殖民地，而是殖民地時期的風光和輝煌。」李彭廣說，香港社會的青壯年一代都是在上世紀70至90年代的黃金時期成長起來的，比較之下，回歸後中國內地經濟騰飛，香港的國際地位不那麼顯赫，優勢難以為繼，因此出現這類情緒。
但香港人必須明白那段黃金時期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下才能實現的。李彭廣說，回歸前的香港常被形容為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這不無道理。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前，國際商品貿易的交流互換只能通過香港來實現，因此經濟活動集中在香港，在高速發展之下，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可達每年兩位數的增幅;而後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又因應時局，成功轉型為國際金融中心，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他又說，港英政府為香港帶來的繁榮也基於英國的私心。70年代香港總督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民生改善措施，主要目的是讓英國在80年代的「中英香港前途談判」中佔據優勢地位，增加談判籌碼。
「因此香港人必須意識到，這是歷史賦予香港發展的機會，不可複製。獅子山精神和歷史機遇的相輔相成，才造就了香港幾十年的光輝成績。」李彭廣強調，現在的香港社會，需要反思和摒棄不切實際的想法，認清經濟發展的週期，不能一味追求兩位數的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保持優勢，改善基建，釋放動力，這才是現在香港良性發展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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