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3月4日上午，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羅富和接受記者採訪，呼籲盡快制定《公安法》，進一步規範公安職能、明確管理體制、確定執法權限和相應責任，防止公安出現類似「薄家軍」、「周家軍」的現象再現。
據鳳凰網報道，3月4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羅富和接受鳳凰網獨家專訪，介紹了民進中央2014年提案情況。羅富和向鳳凰網透露，今年，民進中央共向全國政協提交了39份提案。這些提案中，既有建議規範國家通用語言、提高醫學畢業生待遇等具體問題，亦有建議長江流域水資源統一調度、縮小京津冀政策落差等涉及國家重大戰略的議題。
羅富和還特別提到，民進中央關於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進程的提案，呼籲盡快制定《公安法》，進一步規範公安職能、明確管理體制、確定執法權限和相應責任，防止公安出現類似「薄家軍」、「周家軍」的現象再現。
國家通用語言打上民族標籤是危險的
鳳凰網：民進中央關於規範國家通用語言表述的提案中，提到「漢語」不等於「普通話」，不主張使用「漢語」，出於什麼考慮?
羅富和：我們注意到現行《教育法》第十二條規定，「漢語言文字為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的基本教學語言文字。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當地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教學。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進行教學，應當推廣使用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和規範字」。
在同一條規定中，對於教學語言文字的前後表述不一致，很不嚴謹，且與《憲法》和現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不一致。《憲法》第十九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2000年頒布實施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二條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
實際工作中也存在問題。我們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的「雙語教學」，實際工作常表述為「民族語言和漢語」。由於「漢語」在維語、藏語、蒙語等民族語言中被翻譯成「漢族語言」，在民族地區提倡學好漢語就會造成要學習另一個民族語言的曲解，人家就問，我們為什麼要學另外一個民族的語言?既不利於民族團結，也不利於國家認同的形成。我們就此提議應以「民族語言和普通話」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雙語教學的涵義予以明確。
在外交、教育和文化等國際交流領域，同樣存在表述上的混亂，國際上通用的Chinese，翻譯實為「中文」，但我們國內在表述時常以「漢語」替代，這是不準確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訪華時說中文的新聞，扎克伯格本人說的是學習「中文」，可到了官方媒體那裡，卻成了秀「漢語」。聯合國中文官方網站標明其官方語文之一是「中文」，而非「漢語」。因此，我們提議國際交流領域應堅持推廣「中文」，避免推廣「漢語」造成誤解，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漢辦)建議改稱「中文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相應職能表述中，也應用「中文」推廣而非「漢語」推廣。
我們還提議加大推廣普通話的力度，進一步增強各族人民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和國家認同感。《憲法》專門用一條確立國家通用語言「普通話」的法律地位，從50年代就開始在全國推廣普通話，但現在行政部門搞亂了，用「漢語」代替「普通話」，把通用語言標上了民族的標籤，是非常危險、非常可怕的。
鳳凰網：這樣一個看似很小的問題，背後有著很深的政治意義。
羅富和：實際上是政府有關部門在工作中出現了違憲的情況。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政府部門要認真維護憲法的權威。
我們看到了行政主管部門在推廣漢語的時候，對普通話的憲法地位考慮得不夠。普通話，不是普普通通的話，是經過憲法規定的全國通用的語言文字，具有憲法賦予的官方語言地位。我們後來出台的相關法律，《教育法》也好、《通用語言文字法》也好，都應該以憲法為依據。
民主黨派一項很重要的職能就是發揮民主監督作用，這也是我們在履行對政府是否依憲行政的監督責任。
對我們自身而言，要履行好這一職能，也要學習憲法、學習相關法律。準備這個提案，我們從《憲法》到《通用語言文字法》，到《教育法》，以及互相之間的關係，也是做了一番研讀。還就普通話和漢語的歷史背景查閱了相關文獻、咨詢過一些專家，民進內又進行研討，最終形成了這樣一份提案。
制定公安法防止其成「薄家軍」「周家軍」
鳳凰網：民進中央今年的提案中，有一個是《關於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進程的提案》，想要通過該提案解決什麼問題?
羅富和：民進中央今年提的39個提案中，在我看來，排在第一重要位置的就是《關於加快公安工作法治化進程的提案》，對目前公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改進路徑提出了建議。
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傳統政法系統即公檢法司，公安排在第一，可實際中的政法改革，絕大多數是檢察院和法院的改革，公安很少涉及。
公安機關作為依法治國的重要力量，在維護國家安全、保護公民人身財產與公共財產安全、預防懲治違法犯罪活動方面，成效顯著。但也要正視公安機關隊伍龐大、機構複雜、問題很多的現實，需要加強公安工作，也需要規範公安工作，因其與公眾接觸最多，現實中濫用警力、非法用警現象突出，比如去年發生的警察醉酒開槍打死人的惡性事件，很容易引發社會矛盾和民眾質疑。
至今我們國家沒有《公安法》這一母法，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入境管理法》等具體法，母法最重要的是要規範公安的職能、管理體制、執法權限、法律責任等。
另一個突出問題是公安管理體制不明確，公安到底是黨委管?政法委管?還是政府管? 這個問題不解決，公安就有可能成為「薄家軍」、「周家軍」!因為公安是有武裝的，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權力的。
為此，民進中央建議必須加強公安法治化進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法，作為指導和規範公安工作、統領公安各個領域法律法規的基本法，對於公安工作的管理體制、組織機構、隊伍建設、權利與義務、法律責任、保障機制、執法監督等內容做出明確規定。還建議盡快啟動修改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按照法治中國建設的目標方向，依據憲法精神、法治原則、人權保障原則完善警察職責和警務管理內容。
建議長江流域水資源統一調度管理
鳳凰網：除了以上兩個提案，民進中央還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提案?
羅富和：我們還有一個關於「長江流域水資源統一調度管理」的提案，這是民進中央2014年在長江中上游地區大調研後形成的。長江經濟帶作為國家三大戰略之一，上中下游都有一批國家級重要規劃，諸如上海自貿區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鄱陽湖生態經濟區、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兩型社會」改革試驗區、成渝經濟區、貴安新區、重慶兩江新區等。而這些發展規劃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對水資源的承載能力考慮不足，長江流域也未有牽涉到淡水資源統一調配的管理。
由於建了很多水電站、大壩，整個長江流域生態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在中游地區：漢江流域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上游水庫群和洞庭湖水系、鄱陽湖水系，本應是「汪洋一片」的夏季防汛期，竟然出現冬季般「枯水一線」的罕見乾旱，遭遇前所未有的生態危機;在下游地區：每年的枯水季節，長江口都有不同程度的鹹潮現象，去年年初長江口遭史上最持久鹹潮，上海200萬人飲水受影響。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是長江水資源缺乏統一調度管理。
我們提議，長江流域有必要學習黃河流域水資源統一調度的成功經驗，最近十五年來黃河沒有出現斷流現象，且發電量不受影響，重要原因就是黃河水利委員會承擔了黃河全流域水資源的綜合調度。長江需要學習黃河流域，提早介入，不要以為現在水還多就不需要。
民進中央還建議提高醫院醫生薪酬待遇。2015年初，廣東省教育廳發佈了廣東省2014年大學生就業質量報告，報告顯示初次研究生就業薪酬最低的是臨床醫學博士，僅兩千多塊錢;研究生初次就業薪酬最低的20個專業中，有13個是醫學類專業。這與醫學類學生受教育的程度和花費嚴重不成正比。如此低的薪酬，難免產生以藥養醫的灰色地帶。因此，我們建議提高醫生待遇，讓醫生有職業自豪感，這樣才能在這樣一個人命關天的工作中負起責任。
此外，今年我們還提出了我們還提了「關於解決縣城學校大班額問題的建議」、「給予民營書業合法出版資格的建議等等。
河北與京津存在政策落差導致京津冀一體化受阻
鳳凰網：民進中央提案一般關注哪些層面問題?有無得到政府部門的反饋?
羅富和：民進中央的提案主要是針對中央部委層面，但也會涉及到一些地方。比如今年我們還有一個提案，關於縮小政策落差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提案。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審議研究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但民進中央經過調研發現，河北與京津長期存在的政策落差，導致河北發展一直處於被動局面，成為阻礙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制約因素。
河北的很多政策比不上北京天津，比如建設國家創新示範區，北京、天津享受國家對科技創新領域先行先試的各項優惠政策，聚集了更多的科技創新資源，相比之下，河北政策比不上京津，政策的落差就導致科技型企業只會聚集在在北京天津，很難轉移到河北。
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方面，環北京周邊河北有十幾個國家貧困縣，河北生態保護的任務最重，又面臨發展矛盾。比如造林綠化，造林的實際成本在1000元/畝左右，全國的補貼400元/畝，不足的部分需要地方財政給予補貼，北京財政富裕，能投入大量資金，但河北拿不出那麼多錢，而樹苗價格已被抬高，從而影響河北農民造林的積極性。
再比如南水北調之前，河北數個水庫，不給河北供水，直接供給北京，河北因此全部停止種水稻等耗水作物。
而這些問題，都是由於政策落差造成的。只有縮小政策差距，最起碼持平，才能加快整個區域的協調發展。因此，我們就提出縮小京津冀政策的差距。
雙周座談和大調研強化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地位
鳳凰網：在確保民主黨派參政議政實效性方面，全國政協有哪些制度保障?
羅富和：政協會議，是協商民主的一個重要平台，作為民主黨派，我們非常重視在政協這個平台上發揮作用。
俞正聲主席主持政協工作以後，反覆傳達了中央對政協工作的要求，可以看出中央對政協工作是高度重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門研究政協工作時，把政協中屬於中共黨員的副主席全部邀請去參加會議，這在以往是沒有的，可見中央最高層對加強政協工作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
俞主席2013年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後，推出了雙周座談制度，每兩週一次，每年都有20次雙周座談，每一次都是俞主席親自定主題，親自主持會議，最後形成報告，又親自報批中央，這就給了各民主黨派、政協各個團體很多參政議政的機會。
俞主席設計這項制度，有一個深遠的考慮，就是五年下來，要讓2000多名政協委員，每人至少有一次參加雙周協商，從而更好地發揮委員的作用。
去年，又有一項制度創新——即聽取民主黨派大調研報告制度，這是受中央委託的，八個民主黨派每年領一個題目進行調研。去年俞主席親自主持會議，聽取八個黨派大調研報告，他是以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的雙重身份來聽的。各個部委也都派人來，至少是副部長級別，拓寬了黨派發揮作用的渠道，也加速了黨派調研成果的轉化。民主黨派大調研形成的很多報告，都轉化成了政協大會的各種提案和政協大會的大會發言。
政協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深意
鳳凰網：俞正聲在做政協報告時，強調加強政協自身隊伍建設，時隔多年後政協再次提出反腐，政協提反腐的用意是什麼?如何加強反腐?令計劃蘇榮等人政協委員的落馬，暴露出政協哪些問題?
羅富和：俞正聲主席在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明確提了政協也要加強反腐倡廉。一年來，大概十幾位全國政協委員，因為違紀違法被除名，但他們所犯的這些事情，絕大部分在他們擔任政協委員之前。
為什麼依然要加強政協的反腐倡廉建設?我記得俞主席在一次政協常委會上，闡述得比較深刻。一方面，政協機關和政協領導核心，在涉及人、財、物方面，應該加強廉政建設。另一方面，政協委員裡，有相當一部分是官員，要求這部分委員在從政過程中帶頭加強廉政建設;政協委員裡，有不少科研院所、高校等機構的人員，要求他們在科學道德、學術道德、科研項目各方面帶頭守法;政協委員裡還有不少是企業家，也要求他們遵紀守法，不要為了加快企業發展，用非正當的手段拉攏官員、行賄官員。所以政協加強反腐倡廉建設也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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