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參事、世界銀行原高級副行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
文｜紫荊雜誌記者 魏東升 馮琳
中共中央最近表彰了一批為改革開放作出傑出貢獻的個人，國務院參事、世界銀行原高級副行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以其在經濟學領域的卓越貢獻入選。表彰工作領導小組對林毅夫的評語是：「他植根於改革開放實際，自主創立並實踐了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在國際上產生重要影響力。」近日，林毅夫在北京接受紫荊雜誌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實際上也給全世界帶來了發展的動力和機會。貿易戰沒有贏家，希望美國政府會回歸經濟理性，因為老百姓都希望過好日子，企業都希望有不斷擴大的市場。對香港而言，如果可以在金融、科技領域跟內地更好結合，相信其發展就會再上一個台階。
中國的發展也有助於其它國家的發展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這些年唱衰中國的聲音從未停止，但事實總是讓它們不攻自破。您對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作何評價？
林毅夫：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8年時，我們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當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人均GDP是490美元，而中國人均GDP僅為156美元，連他們的1/3都沒達到。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平均每年增長速度達9.5%，在人類經濟史上，還不曾有哪個國家或地區能夠持續實現這麽長時間的高速增長。
與此同時，中國還是過去40年來唯一沒有出現系統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2017年，中國人均GDP已達8,640美元，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了。過去40年間，中國有7億多人擺脫了貧困，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這確實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崩潰論」每隔幾年就來一次。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過程中必然會面臨一些問題。只要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一些，國外就會有人說：「你有那麽多問題，你不按照我的『藥方』，你必然會崩潰！」但實際情況是中國不僅沒崩潰，而且還快速發展。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走自己的道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而不是簡單地照搬西方的理論或經驗。
我們知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不僅中國。可是那些根據西方開出的「藥方」去做轉型的國家，基本上經濟都崩潰、停滯、危機不斷，而中國卻是唯一沒有出現系統經濟危機的國家。雖然中國確實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收入分配、地區差距擴大、腐敗問題。但是那些按照西方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理論去發展的國家，也同樣存在這些問題，甚至比我們還嚴重。
所以事實證明，中國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道路，遇到問題後會根據條件的變化、與時俱進地實施改革。我認為，改革開放的成就足以讓我們對自身的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充滿自信。
記者：我們同時也看到，當前中國依然面臨一些發展難題，比如產能過剩、消費不足、環境污染等等。您認為，中國應如何打破這些困境，取得長足發展？
林毅夫：產能過剩，其實跟經濟周期有關，有兩方面原因。有一部分產能過剩是由於投資的潮湧現象。中國屬於追趕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一些新的產業被大家同時看好，比如鋼鐵、水泥、電解鋁等，2003年之後需求明顯大於供給，於是大量的資本湧入，形成了巨大的產能。另一方面，由於周期性因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尚未完全復蘇，2010年以後積極財政政策的項目做完了，還沒有走出危機陰影，投資的機會少了、需求就少了，於是過剩產能就出現了。
至於消費不足，其實這些年中國的人均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在全世界來講都是非常快的增速了。現在所講的消費不足，是在經濟增速和收入增速有所回落的背景下，消費增長也會相對比較慢，又加之有一些過剩產能，就形成了消費不足。我認為從消費來講，這也主要是周期現象。
環境污染問題則跟發展階段有關。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通常是這樣一個路徑：當處於低收入水平的時候，以農業為主，必然是青山綠水；到高收入水平的時候，以服務業為主，通常也是青山綠水；但是在中等收入階段，則是以製造業為主，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高，必然污染相對較重。無論是老牌工業化國家英國、德國、美國，還是新的工業化國家，比如日本、韓國，都經歷了這樣的發展階段。現在中國正處於以製造業為主的中等收入水平階段，但我們可以做得比原來更好一些。因為科技進步了，有綠色能源和各種節能減排的手段。如果我們能夠遵循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更注重綠色發展，這些污染問題就能得以緩解。當我們邁入高收入階段後，產業結構會從以製造業為主變成以科研、金融這類高附加值的服務業為主，污染自然也就減少了。
總的來說，中國在過去這40年之所以能夠穩定、快速發展，我認為首先是我們勇於面對問題；第二是我們能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搞清楚問題是什麽、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什麽條件、能動用的資源有哪些，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採取既能維持穩定、又能推動發展的辦法，而不是沒有仔細分析問題的根源就簡單套用某個模式，導致更多的問題。
記者：站在新時代的歷史節點上，習近平主席提出要改革開放再出發。您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有哪些期待？
林毅夫：中國是一個轉型中國家，應該講改革永遠在路上，因為改革必須與時俱進。現在我們進入了新時代，人均GDP已達8,640美元，預計到2025年左右還將跨過12,700美元的門檻，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成為高收入國家後，資本就不是那麽短缺了，有更多產業就會從改革開放初期的違反比較優勢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就會從「雪中送炭」變為「錦上添花」，取消保護補貼就水到渠成，改革應該與時俱進。因此，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它的潛台詞是，要把改革開放初期政府的雙軌制改革遺留下來的干預扭曲都取消掉，這樣市場才能夠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這是我們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所必須採取的舉措。當然這個舉措要在一個開放的國際環境下進行，因為經濟要發展，就需要按照比較優勢利用好國內、國際兩種市場和資源。
當然，隨着經濟的繼續發展，還會有新的問題出現。發達國家也有很多問題。所以我認為不管何時，都要秉持改革永遠在路上的態度，永遠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來推動改革，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繼續發展，才能利用我們的有利條件獲得比發達國家更快速的相對發展，才能趕上發達國家，才能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記者：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不斷向世界證明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決心。您認為不斷開放的中國和中國經濟將對世界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
林毅夫：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實際上也給全世界帶來了發展的動力和機會。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每年對全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30%。如果中國繼續維持這樣的發展速度，我相信未來全世界25%至30%的增長還會來自於中國，那是全世界增長的動力。
此外，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利用國內、國際的市場和資源，同樣的，中國的市場也在被國際利用，中國的資源也是給大家共享。隨着中國的發展，中國出口多，實際上進口也多，也在給別人創造市場。例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德國發展得比較不錯，被稱為德國的奇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曾說，德國奇蹟的背後是中國奇蹟——出於工業化的必然要求，中國從德國進口了很多自己生產不了的機器和設備，德國才能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發展不僅有利於中國，而且對全世界人民都有益，這是共享繁榮，是習主席所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含義。中國的發展是中國的需要，中國的發展也有助於其它國家的發展。
中美貿易戰沒有贏家
記者：去年以來，中美經貿局勢對全球經濟來說有着「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影響。在近期舉行的G20峰會上，習近平主席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達成共識，為緩和兩國經貿關係帶來利好。您如何看待當前美國挑起的中美貿易戰？
林毅夫：這些年的中美貿易，表面上看是中國的順差大、美國的逆差大——2017年約為3,700億美元，佔美國對外出口逆差約40%。由於美國是高收入國家，它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沒有比較優勢，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已經逐漸放棄了一些生活必需品製造等附加值較低的產業。最開始美國主要從日本進口，所以跟日本有相當大的貿易逆差。到了上世紀60年代，日本工資上漲，這些附加值比較低的產業就轉移到了「亞洲四小龍」，於是美國又跟「亞洲四小龍」之間產生很大的貿易逆差。自上世紀80年代左右中國改革開放後，勞動力多、工資水平低，「亞洲四小龍」就把這部分產業轉移到了中國內地，這等於是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原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中國內地，變成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實際上美國自己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主要原因不在於中國，也不在於東亞。上世紀80年代，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中超過80%來自於東亞，最高時甚至超過100%。現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很大，但是對整個東亞的貿易逆差卻降到了只略高於50%。所以，美國貿易逆差本身的擴大，實際上是由於居民儲蓄不斷下降、消費增加太多、政府有很大的財政赤字。任何國家，只要老百姓和政府不儲蓄，它一定有貿易逆差。這種情形在其它國家通常是維持不了多久就要出現金融經濟危機，但由於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可以靠印鈔票在全世界買東西，所以它可以維持這麽長時間而沒有爆發危機。
也就是說貿易逆差是美國國內問題的表像，若美國跟中國發生貿易戰，當然對中國不利，但對美國同樣不利。如果像特朗普所講，對中國賣給美國的產品都加征25%的關稅，那麽對美國而言就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從中國進口，但居民要增加25%的成本，對居民不利，對美國的就業也不利。為什麽呢？因為居民如果用更多的錢來購買進口必需品，他們剩下的錢就少了，可以買美國國內自己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錢就少了，於是會減少美國的就業。另外中國當然會以牙還牙，也減少一些從美國的進口，那麽美國的就業就會更少，美國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會下降。美國的另外一種選擇是轉而從其它國家進口。美國其實現在就可以這麽做，之所以沒做，是因為從其它國家進口比從中國進口貴，美國的貿易逆差會擴大，居民的生活水平要下降，就業也會減少，情形是同樣的。所以說，貿易戰對美國自身是不利的。
那麽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應爭取最好局面。對中國來講，秉持與人為善態度，我們希望能夠達成協議，繼續維持國際經貿秩序。而且其實隨着中國的發展，中美逆差必然會減少。就像日本和東亞經濟體一樣，隨着中國工資水平上升，這些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自然會轉移到其它收入水平比較低的國家，例如越南、柬埔寨、印度和非洲國家。如今基本到了這個時候。
還是那句話，貿易逆差是問題的表像，其根源是美國自身的內部問題。我們當然希望美國能正視自己的問題，採取有效的辦法增加居民儲蓄、減少政府財政赤字，這樣貿易逆差就會減少了。這對美國經濟好，對中國、對世界都好。
記者：您預計中美貿易爭端下一步會如何發展？
林毅夫：我想即使美國不能採取對雙方都有利的政策，要打貿易戰，那麽對中國來講還是繼續以開放合作的態度，「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在最糟糕狀況下，即美國對所有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估計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頂多隻有0.5個百分點。從目前到2020年，中國經濟維持6.5%的增長應該沒什麽問題，即使減少0.5%，也能保持6%的增長，在全世界仍屬於高速增長。從2020年至2030年，我預計中國經濟增長率仍可以維持在6%左右，減少0.5個百分點到5.5%，也仍是高增長。到時中國的經濟規模佔全世界的比重又大了，全球經濟30%的增長還是在中國。
貿易戰沒有贏家，我希望美國政府會回歸經濟理性，因為老百姓都是希望過好日子，企業都是希望有不斷擴大的市場。我相信，中國政府有底氣、有定力，按照既定的改革開放措施繼續前進，做好自己的工作，為兩國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保持中美經濟之間的開放合作，維持世界貿易的正常秩序，這不僅有利於中國，也有利於美國、有利於世界。
融入國家經濟發展大局是香港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
記者：您如何評價香港長期以來對祖國發展作出的貢獻？
林毅夫：香港對國家改革開放作了很大的貢獻。一方面，內地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大量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到內地來，幫助內地發展外向型的加工出口產業。當時內地缺乏資金、缺乏技術，是一個相對落後的經濟體，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也為內地引進資金、引進技術，對內地的出口貿易發展也作了極大的貢獻。
另一方面，從上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之後，內地跟世界經濟越來越接軌，而內地的金融業發展是相對滯後的，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內地的貢獻就越來越大。因為當時內地銀行、股票市場的發展主要還是服從於維持大型國有企業的穩定，為大型國有企業的發展提供條件，所以並沒有完全開放。然而，隨着經濟發展，內地不僅在貿易領域，在金融領域同樣需要跟國際更好地結合，於是香港在這方面又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香港對內地的發展作了貢獻，當然內地的發展也給香港的發展提供了條件。比如，上世紀80年代香港的工資水平升上來了，香港把勞動密集型加工業轉移到內地，而公司的總部還是留在香港，如此把GDP變成GNP對香港的發展有好處。
記者：您前些年在香港演講時有過一個觀點：「內地實體經濟是香港金融業必要基礎」，然而目前我們也看到內地實體經濟發展略顯疲軟。另外很多人講隨着內地的發展，香港對國家的作用越來越小。您認為當前形勢下，香港發展的可挖掘動力還有哪些？
林毅夫：上世紀80年代香港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到內地後，才慢慢往金融業發展。金融業是高附加價值的，是服務於實體經濟的，如果沒有實體經濟，金融業發展不起來。這些年香港可以發展成為全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離不開內地實體經濟的支持。當然有香港這麽一個全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對內地來講也很有幫助，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要往前看的話，我想香港越來越融入國家經濟發展大局，將是香港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現在國家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大灣區需要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可以繼續扮演這樣的角色。
另外由於大灣區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高，它的產業和技術要走在前沿，這方面香港也有優勢。香港有7所大學在全世界的排名很靠前，科學技術研發能力很強，再加上香港有相當好的金融支持，如果能夠使兩者比較好地結合，可以快速地把香港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
我認為，香港的經濟也會隨着大灣區乃至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更高發展階段。其實現在已經有例子了，比如深圳的無人機企業——大疆，最初就是源於香港科技大學的幾個教授和學生的想法，而大疆現在之所以能夠佔據全球無人機市場70%的份額，最主要是因為有深圳那麽好的工業配套能力。
當中國內地整個經濟發展水平升上來，與香港生產生活水平的差距會逐漸縮小，但同時也會為香港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加強大的產業配套與支撐。香港如果可以繼續利用它的領先地位，在金融、科技領域跟內地做更好地結合，我想香港的發展就會再上一個台階。
（來源：2019年1月號《紫荊》雜誌）
責任編輯：于岄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