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文/鄭赤琰
把政治帶進校園是個很不幸的悲劇，全世界所發生的學運，很少不是以悲劇收場的。試舉幾例來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青年因拒絕服兵投而演變成全國學運，罷課不在話下，示威更是家常便飯，但越戰、柬埔寨內戰需要軍人打仗，徵兵停不下來，政府只好強硬執行，不當兵的便抓去坐牢，在校園示威的，便用軍警鎮壓，像1970年肯特州立大學便有四名學生被國民警衛隊槍殺，數以十萬計年輕男女為逃避兵役遠走加拿大，後來當上總統的克林頓越戰時為了逃兵役而逃到英國。法國、新加坡、泰國曼谷亦曾有學生罷課，部分學生領袖鋃鐺入獄!在非洲的情況更驚人，這裏且帶過，集中來談亂港派發動九月中學罷課的事。
學生對政治轉為「亢奮」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表示，會爭取到校內與教師及學生溝通，希望透過溝通及了解，為香港找一條出路、再次出發。筆者作為一個在新加坡和香港從事教育事業近半世紀的學者，親身經歷馬來西亞「火炬運動」與新加坡學運，對於近幾年來香港中、大學生從政治「冷感」轉為「亢奮」的現象，以本人的觀察，這個轉變不是事出無因，到了今天的局面，如果處理失當，便會變成悲劇收場。
要不失當，還得用兩手處理，一手用西方慣用的「Defusion」(去熱化)辦法，另一手用盡各種現成的溝通管道進行協商。根據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哈羅德.涅堡的理論與經驗，任何政治暴力都源於溝通機制不完善或被忽視，否則都可用溝通機制將各方請來協商，結果可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本港學生對政治由「冷感」轉為「亢奮」，有其遠因，也有其近因。遠因包括：
第一，港英時期香港長時間只有一間大學，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文大學成立後，全港亦只有兩間大學而已，其他私立專上院校學歷全不被政府承認，憑地位，兩大就讀的只是3%尖子，是社會的天之驕子，因此他們珍惜自己的地位，不會去冒犯港英政府。但衛奕信推行擴展專上教育，短短的十年間將大學由兩間增至十間，中學生升讀大學的比率亦由3%增到現在逾40%，大學生不再是難能可貴，因此他們對自己的社會身份也無所珍惜，加上部分大學畢業生投身社會後的薪酬竟不如廚師侍應;再加上樓價過去二十年不斷上升，令部分大學生在求學時期已形成對社會不滿的氣氛。
第二，現時不少大學生小時因為父母均需外出工作，一直由外傭照顧，只有雙親放假時才有心情與孩子好好度過周末的，這些兒童升讀中學後，碰上的同學大部分都是「同命世代」，這時peer group的影響力特別大，十二歲前沒法建立家長的「權威」，十二歲後的怨世心態一旦形成，也就變成美國六十年代盛傳的「異鄉人」(意指舉目無親)，變成「異鄉人」之後的同時卻又渴望自己變成「海鷗」，這兩本書是六、七十年代最紅的青年讀物。
非法「佔中」把政治帶入校園
除了這兩大遠因外，接着要談的是近因，2014年的非法「佔中」把「公民抗命」從社會帶入校園是其一;社運活動不斷白熱化，組織與招羅青年學生的辦法也趨老到，是其二;打擊暴力沒分別對待，是其三。此外，不少學者也歸咎通識教育是把學生政治化的要素，但學生要把通識所學到的東西變成他們的政治行動，也得要有上述第一項所指的校外政治組織提供平台，因此可將這點歸併到第一點看待。
討論過了遠因與近因後，最後要談如何應對九月的罷課，總體應對辦法要用涅堡教授建議的把所有現成的協商機制，一個也不能錯過，這包括董事會;學校捐款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校長、訓導主任、教務主任等所有教職員;在校所有教師;全校班長。
除了個別學校的協商機制外，還可上升到地區的聯校機制，例如同區的校董、校長、教師與家長代表等都可組成聯合協商的平台，有了這些協商機制後，便可針對「罷課」的問題進行討論。包括：罷課有否經過全班表決，有否完整的表決紀錄;不參加罷課的同學要否繼續上課?參加罷課有多久?要不要補課?罷課有無取得家長認可?校董會有無過問罷課的權力?若校董有人不滿罷課或罷教，可否以抗議辭去校董職責?各校熱心捐款人有無機制可表陳他們對罷課的意見?若有人以罷捐表達對罷課罷教不滿，又將如何處理?校長與校務主任有無有關罷課罷教的會議與其紀錄;如果罷課超過所損失的時間，有無一個限度?超過限度要如何補課?若罷課太長，家長與學生可否要求轉校?太多轉校生會否導致關閉學校?
所有這些議題經由各方協商後，把各種後果擺在枱面上，各方的理性會恢復，罷課的「去熱化」(defusion)也會浮出來!教局不妨一試!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原刊載於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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