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衞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1月31日在新聞發佈會上
文 /周德武
1月31日凌晨，世界衞生組織將新型肺炎列為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這既是對中國疫情形勢持續緊繃的自然反應，也是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華集體焦慮的疊加結果和法律回應。
有學者認為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利用武漢疫情打擊中國的一個極端手段。前幾天，有關美國來華「投毒」的文章也頻頻見諸於社交媒體，並得到不少人的呼應。筆者認為，中國雖被定義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但美當下還不至於下此狠手。
正像特朗普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序言中所言，競爭並不意味着必然發生衝突。中國政府也多次表明，中國並不害怕競爭，關鍵是讓競爭回到良性軌道，在雙方遇到分歧的時候能夠管控競爭。建議有關美對華發動生物戰的說法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姑且擱到一邊。
畢竟，這種無端猜忌只會進一步毒化中美之間剛剛有所緩和的關係。更何況，中美兩國人員交往頻密，貨物貿易數量龐大，每天往來航班上百架。初步情況顯示，這種病毒在沒有癥狀的情況下具有傳染性，美國也是防不勝防。
從人種學的角度看，也不存在着黃種人和白種人基因圖譜的根本差異，或哪種膚色的人更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
美國洛杉磯LAX機場
1月29號，特朗普總統在白宮戰情室主持中國新型肺炎緊急會議，儘管會後白宮新聞秘書發表聲明稱，「美國人感染的風險仍然很低，所有機構都在積極監測不斷演變的形勢，並讓公眾了解情況」。在白宮戰情室舉行這樣的會議非同尋常，只有在「涉及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潛在威脅」的情況下，才會舉行類似協調會。從中可以看出，在疫情面前，美國人並非我們想像的那樣氣定神閑。
自世界衞生組織於2005年實施《國際衞生條例》以來，共宣布過五次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此次把新型肺炎列為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中國是首發地，自然成為關注的焦點。但「天沒有塌下來」，更談不上國際社會對華的聯合制裁與封鎖。更何況，疫情每三個月評估一次，隨時都可以解除警告。
2009年3月，始於墨西哥的豬流感（H1N1）病毒迅速在北美傳播，且第一次在人群中傳播，引起國際社會的極大恐慌。需要指出的是，豬流感在北美暴發，但從來沒有人懷疑這是亞洲人「投毒」。
美國4月15號發現第一例樣本，三天後報告給世界衞生組織，4月25號，世界衞生組織就宣布H1N1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美國政府也順勢宣布全國進入公共衞生緊急狀態。時任總統奧巴馬多次發表電視講話並動用戰略物資，但這一切並沒有能夠擋住H1N1疫情的蔓延，至2009年的7月16日，大約有9．4萬個確診病例和429個死亡案例。
中國5月11日出現首例輸入性病例，在半年時間裏，共有近6．3萬人被感染。2011年美國CDC應用模型估計，全球約有6080萬人感染了H1N1病毒，死亡人數達1、2萬多人，死亡率約為4.5%。可見美國在應對H1N1疫情方面也算不上成功。好在這個病毒的致死率不高，死亡人數還趕不上常年的流感死亡人數。據CNN 最新報導，2019至2020年度，美國流感的死亡人數超過8000多人，與新型肺炎的死亡人數完全不在一個量級。
網絡時代的最大特點是，在信息快速傳播的同時，也會放大某一事件的情緒，強化人類的恐懼。除了H1NI事件之外，巴西的寨卡病毒也曾引起國際社會的躁動。
2016年2月1日，世界衞生組織宣布寨卡病毒構成國際關注的公共衞生突發事件，當時巴西一國已有30多萬人感染。而此前的7個月，其實巴西已經確認寨卡的傳染性。起初，他們認為這個病毒的感染是輕微的，幾天之後便可以恢復正常。時任巴西衞生部長還表示，「我們並不擔心寨卡，它只是一種溫和的疾病」。
對疫情的誤判造成錯誤的應對，使得感染者越來越多，到2016年5月16日，感染者高達13.8萬人。當時的巴西內外交困，由於大宗商品的價格急劇下跌，經濟增長達到了-3.8%，而里約奧運會即將舉行，羅塞芙總統還面臨彈劾的政治困境。政治危機、經濟危機與公共衞生危機相互交織在一起，讓巴西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2016年裡約熱內盧奧運會前，巴西人減滅寨卡病毒宿主蚊子
在世界衞生組織宣布成為緊急公共突發事件的三天以後，美國奧委會向運動員建議不要參加里約奧運會。但巴西在找到了「伊蚊」宿主之後，羅塞芙領導了一場滅蚊大戰，甚至向伊蚊的DNA中置入可自我毀滅基因。
在2016年6月的奧運會測試賽中，數千名運動員無一感染。這場歷經10個月的寨卡危機就此宣告結束。在寨卡面前，巴西政府靠着強力手段迅速遏制了這場疫情，讓巴西渡過了危機。但令人遺憾的是，羅本人卻沒有躲過被彈劾的危機。墮胎在天主教國家本是一個禁忌，但是「小頭娃娃」的大量出現，讓教皇的立場也出現鬆動，強調「避孕並非絕對的罪惡」。
意大利羅馬機場工作人員上機為乘客測體溫
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說過，「如果有什麼東西在未來幾十年裡可以殺掉上千萬人，那更可能是個高度傳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戰爭。不是導彈，而是微生物」，「因為我們還沒有準備好下一場大疫情的發生」。
其實，自2003年非典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對國內與國際問題互溢效應的認知也邁上了新台階。據一些媒體曝料，其實武漢口岸去年9月19日也進行過有關疫情暴發的模擬演練。一些網友諷刺道，「武漢早就做過模擬試卷，但進入考場後還是得了低分」。美國紐約去年10月也就應對突發疫情進行過沙盤推演。
但殘酷的現實再一次說明，當危機真正來臨的時候，整個社會的準備還是嚴重不足。疫情開始出現時，整個社會大眾的反應不當一回事，但事態急劇惡化的時候，整個社會又完全被恐懼所籠罩，情緒在兩極之中大幅度波動。現如今，內地人對湖北人特別是武漢人的恐懼達到了非理性的地步，而國際社會在自媒體的渲染之下，變成了對中國人的集體恐懼和歧視。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大聲疾呼，不畏恐懼信事實；不信謠言信科學。
疫情是提升社會治理水平的最好教科書。此次事件給我們的教訓同樣深刻，相信中國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會得益於此疫的警示。疫情防控的最佳辦法無疑是透明和知情。
知名學者鄭永年近日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文稱，「政府應當把應對危機的優勢轉變為預防危機的優勢，這樣才能減少或避免社會危機及其代價」。在筆者看來，過去15年間五次國際公共衞生緊急事件的應對，沒有哪一個制度擁有絕對的優勢。
西方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集中如此多的資源、集中打一場防疫戰是難以想像的，而武漢「封城」被指責為侵犯人權，那隻是西方教科書中對中國制度的慣性醜化，不必過於當真。但另一方面，當風起於青萍之末的時候，如何增加信號反饋的靈敏度，進一步完善和強化社會各種危機的預警能力，則是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
（來源：微信公眾號「公評世界」)
責任編輯：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