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香港國安法的生效,為「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處於執法一線的香港警隊如何履行職責是外界普遍關心的話題,作為警隊最高負責人的警務處處長也為各界所矚目。近日,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接受《環球時報》專訪表示,香港國安法的訂立,清楚闡述香港警隊的責任,也堵住了過往法律上的缺口。至於美國方面強加干涉,對參與執行香港國安法的個人或實體實施「制裁」,他說,作為中國人,維護國家的安全是應有之義,也是自己的職責和光榮。
談國安法實施——公開喊「擦邊球」口號會被檢控嗎?
7月上旬,香港特區國安委在首次會議上依法制定通過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外界有人產生「警方擴權」的疑慮。鄧炳強向記者表示,香港國安法第43條細則授予警方的七項權力中,有四項是現有法例已有的規定,只是使其適用於香港國安法所列罪行,包括:「搜查處所」「要求受調查的人交出旅行證件」「凍結、限制、沒收及充公與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相關財產」「要求有關人士回答問題和提交資料或物料」。因此,只是將相關權力延伸至香港國安法之下針對四種罪行,是現有權力的延伸。
至於另外兩項措施——「截取通訊及秘密監察」和「要求外國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提交資料」,鄧炳強解釋說,這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作出適當的修訂。「在七項權力中,移除危害國家安全的網絡信息是『新』的權力」,鄧炳強告訴記者,不少國家都有類似條例及權力,如德國、澳大利亞和新加坡都有法例賦予執法部門移除信息的權力,「這並非香港首創」。
國安法生效後,警方執法「邊界在哪」?如公開喊一些「擦邊球」口號會不會被警方檢控?這為不少港媒及外媒所關注。對此,鄧炳強說,由於每宗案件性質不同,執法時要考慮「一籃子」因素,視乎每宗案件的實際情況,不能一概而論。他表示,警方會審視相關人士的整體行為,看其是否有煽動或教唆分裂國家或顛覆國家等意圖,包括當事人的行動、身上藏有的物件、對公眾的影響等。鄧炳強表示,這與其他刑事案件一樣,警方需要查看事發時的現場情況、環境證供以及案發時候的佐證,倘若有足夠的證據證明相關人士違反法例,警方便會嚴正執法。
過去一段時間,美國爆發的反種族歧視遊行示威中,當地警方執法手段之嚴厲,與香港警察處理暴力事件時的剋制形成鮮明對比。在被記者問到該話題時,鄧炳強回應道,世界上不同國家都會因應其實際情況、公共安全的威脅而採取相應的策略和措施,執行相關的法律以確保公共安全及秩序,他不會評論個別國家的處理方式,「但我相信,每個國家和地區的警隊都有共同目標,就是維持治安、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盡責的警務人員都會竭盡所能去維護法紀、嚴格執行法律」。「面對暴徒的暴力,香港警察有責任專業執法,使用最低所需的武力,維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這都是奉公守法的市民對警隊的期望。」鄧炳強說。
此前,輿論普遍認為,應對「顏色革命」風險、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對香港乃至香港警方來說相對陌生,不過鄧炳強並不這麼看。他對記者表示,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其實一直在進行,相關條文存在於香港現有法例中,而香港警隊也一直按現行法律執法,如《公安條例》《社團條例》等。現在,香港國安法的訂立清楚闡述香港警隊的責任,令執法工作更清晰,而條例的覆蓋內容也堵住了過往法律存在的缺口。
談美方制裁——警隊去年9月已停止派員赴美培訓交流
近日,美國通過「香港自治法」及其他涉港決議,宣布對香港採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將在國防及軍民兩用技術上對香港施加與內地相同的限制,同時威脅對中方有關人員、實體和金融機構實施經濟制裁。這樣的「制裁」對香港警隊有哪些影響?
鄧炳強在採訪中告訴記者,在培訓及採購裝備方面,香港警隊一直與世界各地進行交流及招標工作,而非集中於單一國家;警隊會按警政需要,不斷檢視及研究不同國家的裝備,採購警隊需要的器材。「所以,上述制裁措施對我們的影響其實非常輕微。美國單方面提出中斷交流,最後損失的是他們自己。事實上,自去年9月起,因應複雜的國際形勢,香港警隊已停止派員到美國的執法機關進行培訓交流。」
據鄧炳強透露,與內地及海外警務人員進行交流是香港警務處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的關鍵要素。「一直以來,香港警務處與內地及海外多個執法機關及學術機構建立夥伴關係。我們會繼續尋求培訓機會,並與世界各地的警務人員合作,以提高警務人員的專業效率和服務素質。」鄧炳強說。
鄧炳強還表示,從個人角度看,能夠維護國家安全是職責和光榮,「作為中國人,維護自己國家的安全,也是應有之義。作為警務處處長,執法對我而言絕對是合法、合理、合情,任何國家基於政治原因的制裁措施,對我個人而言,絕對沒有影響,更遑論害怕。」
自回歸以來,香港警隊一向被視為世界上最專業、優秀的警察機構之一,市民普遍有良好評價。然而,近年來在香港反對派不斷煽動和炒作下,一些抹黑香港警察的論調漸漸蔓延,尤其是經歷去年一連串暴力事件後,一些大學與民間機構操縱的民調稱「香港警隊的市民滿意度急劇下跌」。對此,鄧炳強表示,香港警隊一向重視民調,也會認真理解民調的結果,不過,警隊會認真考量、了解不同民調背後是否有既定立場或政治取向,這樣才能衡量相關民調的價值有多大,可信度有多高。
「民調結果往往會因社會事件、氛圍和問卷設計而受到影響,例如有個別民調集中訪問暴徒,或者有政治目的,甚至同情罪犯,他們肯定不同意警察執法,難道我們就因此不執法嗎?」鄧炳強對記者說,香港警隊絕對歡迎任何善意或具建設性的批評和意見,但絕不會容忍任何刻意針對警隊的惡意抹黑和中傷。
談內地經歷——天安門廣場看升旗,作為中國人很驕傲
香港國安法已經生效,警隊是否會擴大規模?對於這個問題,鄧炳強表示,為確保警隊國安處的行動效能,相關部門會有足夠的人手來應對、調查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他提到香港警隊和內地公安機關在香港國安法訂立前後一直保持密切溝通,共同研究未來的合作和協調安排,「我非常感謝公安部過去一直對香港警隊的大力支持及作出指導性意見,我們會一如既往,繼續緊密合作,共同維護國家安全」。
作為香港警隊「一哥」,鄧炳強的職業經歷非常豐富,跟內地更是頗有淵源。根據公開信息,1987年他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加入警隊,之後曾在多個部門工作。2012年,鄧炳強晉陞為總警司,2014年出任港島總區副指揮官,2018年11月獲特區政府委任為警務處副處長(行動),接替退休的劉業成。鄧炳強的職業經歷中最被外界關注的是曾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及國家行政學院接受培訓。
與記者談起這段經歷時,鄧炳強說,他第一次到內地學習大概是十多年以前,在內地的培訓開闊了他的眼界,「這對我當警務處處長來說是很好的經歷。在課堂外,我有機會到不同的地方看看,當時我就對祖國在科技方面的進步感受最強烈,真是一日千里的發展,如果沒到內地培訓,我肯定不知道我們國家進步這麼快」。
「這些地方都是咱們國家培養高級人才的地方,通過這些培訓交流,我對國家的國情國策以及經濟、政治、百姓生活、文化等方面增進很多了解。」鄧炳強對記者感慨道,「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國家的認同感加強了很多,終身受用。」
去年12月7日,在北京出差的鄧炳強率香港警務處代表團到天安門廣場觀看升國旗儀式,他莊嚴肅立、向國旗行注目禮的照片一度成為當時的「爆款」。鄧炳強告訴記者,其實那並不是他第一次去看升旗,「每次到北京,有機會就會去看升旗儀式,多少次都記不清了。每當看到國旗在空中飄揚,心情都特別激動,因為我能感受到我們國家的偉大,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感到驕傲。」
責任編輯: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