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財安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的好日子，也是中國紀念改革開放的重要日子。從1979年到2000年這21年間，我一直都斷斷續續地在香港邊界警區擔任不同性質的崗位，因此有機會在邊境禁區近距離目睹深圳如何從一個小農村蛻變成為超級城市，當中有些經歷鮮為人知。
1979年3月，從英國大學剛畢業不久的我加入了當時的皇家香港警察。11月初，我從黃竹坑員警訓練學校畢業，適值偷渡潮開始，因是新界的客家原居民，可能也有英國讀書這個背景，就被派到了邊境打鼓嶺警署，直接當上了副署長。在這個位置上，我的其中一個最重要職務就是按英國人所訂立的訓令，在凌晨時段突擊檢查在邊界線上的警崗。
不像現在深圳河兩邊都是自己人，當時此河可是一條戒備森嚴的中英國際邊界線。那時的英國人對內地的態度是既怕更防，在邊境上除了布置不少警署及警崗外，更有大量的英軍及尼泊爾兵在制高點駐防，主要監視對面的解放軍及民兵的一舉一動，但也關注着主要是內地警方的執勤活動。
12月中的一天下午約六點，我回到了打鼓嶺警署，準備當晚的查崗工作。六點半，我在警署的飯堂看電視，剛巧新聞節目報道鄧小平宣布中國將會進行改革開放。飯堂窗外不過幾百公尺遠就是6米高的反偷渡網，另一邊就是深圳的農村，我想這下子可能會少點人偷渡來香港，這應該是好事。凌晨時分，室外的氣溫約為攝氏零度左右，我穿上了制服，坐了一台員警吉普車去到位於文錦渡橋頭的警崗。在檢查完警崗裏兩位當值警員的工作記錄後，我一個人走上了文錦渡橋頭。
那時的文錦渡(舊)橋不長，記憶中就一百米不到，相當殘舊，正中有一條明顯的中英分界線，這邊稱英界，深圳那邊叫華界。我走到貼近分界線前便警覺地停了步，因為只要踏前那怕只是一步，就會成為突入他國的國際事件，最終需要交由北京及倫敦政府協商如何解決，由此可見當時的關係是相當的繃緊。在這個貼邊的位置上，我舉目四望，北邊深圳那邊全都是漆黑一片的農田，香港這邊也是差不多，只多了一排東西走向，看不見盡頭的橙色反偷渡網燈。不知為何，那時我突然想：「中國從此會不一樣了!」今天，國家何止是不一樣，簡直是翻天覆地，震驚世界，更引來美國的嫉妒與打壓。
在繼後的大半年，在打鼓嶺的鄉郊野外每天都有數量龐大的偷渡者被員警與英軍抓獲，全部都是鄰近香港縣鄉的廣東人。所有被抓的人的狀況都非常糟糕，衣服破舊不算，有些根本已經衣不蔽體，氣味黴臭不堪。因為多天在山野草叢間潛行以避開公安及民兵，他們全身被蚊蟲叮咬發腫，而且往往因為多天沒有進食而身體羸弱不堪。看到他們的情況，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他們為了來香港會付出那麼大的代價?有時心裏面又覺得很矛盾，同是中國人，他們實在可憐，但職責在身，又不能不抓。鄧小平不是說改革開放嗎?情況應該是會越來越好的呀!為什麼偷渡來香港的人卻好像是越來越多?那時，年輕的我根本不知道國家所面對的局面有多艱難，西方列強對我國的封鎖有多狠毒。
猶記得在一個大熱天的晚上，我在警署內的拘留倉看見兩個男偷渡者蹲在一角直哆嗦，就問他們是否生病。他們其中一個說，長官，我們已經幾天沒有吃飯，被送進來時已錯過了犯人餐派發的時間，說要等到明早才有東西吃，實在是餓得厲害，因而發抖，請行行好，給點東西我們吃。就算是現在的打鼓嶺也是郊區，在晚上要找點東西吃也不是太方便，何況是在1980年時?警署裏的飯堂已鎖上，打理的廚師警員也早已下班，一時間無計可施。
就在這時，我突然想起，在離警署不太遠的一條村子裡有一間麵包鋪，裏面有師傅留宿，他們那裏可能有麵包賣，可以救救急。於是，我就叫司機送我到那間麵包鋪，然後拍門，說是員警。這一叫著實嚇了他們一跳，因為村民普遍敦厚淳樸，最怕就是員警找上門。他們在獲知我們想買麵包後表情尷尬，因為舊的早已賣光，新的還在製造中，要差不多天亮時才烤好。
不過，當得知是給偷渡者吃時，他們立馬變得很熱心，說他們有一些昨晚烤糊了一點的麵包，本想留作自己早餐，如果我覺得可以的話，可以拿去。他們很快便把麵包包好給我，而且堅持不收錢。其中一個師傅說，我也是移民到來香港的內地人，都是自己同胞，不收錢!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到，就算是在殖民地年代，香港人都會自然而然地認同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無分彼此。但到了同屬「一國」的今天，卻有少數香港人無理地歧視內地人，英國人在離開前的13年過渡期中，究竟幹了些什麼值得我們深思!
下次會介紹從香港邊境禁區這邊所看到的深圳變化及一些相關的小故事。
（大公文匯全媒體新聞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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