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改30年：居者有其屋的夢想與現實

放大圖片

2005年6月12日下午，為了購買天通苑的經濟適用房，數千名購房者連續兩天在天通苑排隊等號。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仍是最樸素的凡人夢想。

【文匯專訊】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裡，楊希鴻似乎已經忘記30年前的日子。

　30年前，楊希鴻的家是上海「鴿子籠」似的閣樓中的一間，13平方米的狹小空間裡，擠著三口人。

　30年來，曲折前行的中國住房改革，帶給人們居住空間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遷。這些變化，快得讓楊希鴻難以想像。

1978年的起跑線

　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裡，哄著外孫，楊希鴻似乎已經忘記30年前的日子。

　30年前，如果站在錦江飯店的最高層向外眺望，上海的房子只不過是一片片鴿子籠似的小閣樓，上海華光儀器儀表廠會計楊希鴻的家，是這些「鴿子籠」中的一間，13平方米，擠著三口人。

　3.6平方米，在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個數字就是上海一個普通職工的生活空間。在狹小的空間裡，人們騰挪搬移，費力經營著自己侷促的生活。在一個不到1.2米高的閣樓上，楊希鴻的女兒上上下下了十幾年。

　不僅在上海，在1978年前的中國，擁擠是每一個城鎮居民最真實的居住體驗。

　可查的統計數字表明，在具有改革標桿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近30年間，中國累計用在住宅的投資僅為374億元，年人均住房投資不足10元。到1978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平均住宅面積不僅沒有增長，反而比剛剛建國時少了0.9平方米，全中國的城鎮人口中，近一半是缺房戶。

　在「重生產，輕消費」的新中國經濟觀念中，普通職工的住房需求，被認為是次要的和可以忽視的，本應用於住房建設的資金，被用來發展重工業。

　「文革」結束後的知青返城高峰，和上世紀50年代生育高峰帶來的結婚高峰，讓城鎮居民的住房矛盾，在1978年前後更加尖銳。經常有要結婚的年輕人，跑到有關部門要求分房子。

　然而，面對全國869萬城鎮缺房戶，疲弱的國家財政早已無力承擔。名義上用於房屋維修、管理、建造之用的由職工繳納的房租，在低工資的背景下，也少得可憐。楊希鴻記得，在她每個月工資是40元的時候，她只需要交納每平方米0.2元的房租，而且這個數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增長過。

　「這些房租，連舊房子的維護都不夠，更不用說建新房了。」住房制度改革研究專家、曾任國務院住房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張元端說。

　一邊是亟需改善的住房條件，一邊是捉襟見肘的財政難題，站在1978年的起跑線上，關係民生的房子問題，成為決策者不得不面對的棘手問題。

解除思想羈絆

　錢從哪兒來？

　鄧小平的兩次談話，為尚沒有方向感的具體操作者，指明了方向。

　1978年9月，城市住宅建設會議在京召開，會議傳達了復出一年多的鄧小平的一次談話。鄧小平說，「解決住房問題能不能路子寬些，譬如允許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私人手中的錢動員出來，國家解決材料，這方面潛力不小。」此時，距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還有3個月時間。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針對住房問題，鄧小平再一次說，「城鎮居民個人可以購買房屋，也可以自己蓋，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後，房租恐怕要調整，要聯繫房價調整房租，使人們考慮到買房合算，對低工資的職工要給予補貼。」

　然而，在計劃經濟已經實行了近30年的中國，城鎮職工自己建房、購房向來被認為是發展私有制，「首先要解決的，是觀念問題。」張元端說，在整個國家的經濟航向逐步轉向商品經濟甚至市場經濟的時候，要讓人們接受住房也是一種商品的觀念，要讓老百姓習慣自己掏錢租房，自己掏錢買房。

　已故著名經濟學家蘇星發表在《紅旗》雜誌的一篇文章，為即將進行的改革，找到了理論依據。

　1980年1月，重新回到雜誌社經濟部主任崗位上的蘇星，在《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了《怎樣使住宅問題解決得快些》的文章。從上世紀50年代末就開始對中國城鎮住房制度進行研究的他，在這篇文章中解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證出住宅是個人消費品，而且依然是商品，私人購房與社會主義公有制並不矛盾。

試點的探索

　突破了理論困境，住房改革的實踐，便在鄧小平劃定的「提高租金，出售公房」的圈子裡，開始試點。

　最初的試點，於1982年在四平、常州、鄭州、沙市四地起步，並以點狀逐步向全國分散，到1985年底，全國已有1604個城市和300個縣鎮在進行住房改革的試點，共向個人出售了1095.8萬平方米的住宅。在各地自主改革的基礎上，1986年，國務院住房改革領導小組又啟動了煙台、唐山、蚌埠三個城市的綜合配套改革。

　「這些試點大同小異，總的思路就是找錢，想什麼辦法，才能弄來建房的錢。當時能考慮到的就是賣房子和提高租金這兩條路，把新建住宅出售給職工個人，提高房租，把拿到的錢再投入到新的住房建設上。」社科院財貿研究所研究員、房改制度研究專家汪莉娜說，無論是哪一種辦法，都有一個問題迴避不了，老百姓是否有購房的意願和能力。

　此時，中國的改革剛剛推進到城市，企業正在進行擴權讓利的探索，職工工資的改革尚未全面啟動。

　煙台市民宮建華當時每個月工資只有52元，根據煙台的試點方案，即使在給了各種優惠後，買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仍然需要2萬元，相當於她不吃不喝30餘年的工資。

　不僅沒有能力買，她還有很多顧慮。

　「買房就是有私產，誰還敢買房子。再說，住公家的房子，不僅房租低，水管壞了有人修，燈泡壞了有人換，幹嗎要買房子。」

　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上世紀80年代，這是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的想法。

　提租的改革，也阻力重重。根據煙台的方案，考慮到職工的承受能力，房租提高後，由企業按照職工工資的29%給職工發放住房券，這部分房租上漲的壓力，實際由企業承擔，成為正在放權讓利的企業的一個大包袱。這個包袱，在1988年的通貨膨脹壓力下，而越發顯得沉重。

　最終，在企業的反對和各地出現的賤賣公房的風潮中，這些在各地進行的試點被叫停或不了了之。

　「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於這個時候的改革，並沒有進行制度設計和全盤的考慮。在政府財力不足，企業面臨轉制的情況下，『甩包袱』是政府政策選擇的初衷，企業改革、金融改革都滯後於住房改革，不能提供很好的支持。」汪莉娜說。

上海的突破

　在全國的房改陷入困境時，1991年，上海建立的住房公積金製度，為解決房改中的資金難題，提供了一條可行的出路。

　1985年研究生畢業分配到上海計委研究所後，戴曉波的第一個課題，就是研究住房制度改革，6年後，他是《上海住房改革方案》的方案組組長、執筆者。

　此時，「提租售房」的改革正在全國各地試點，提租派和售房派的爭論之聲此起彼伏。在這個圈子裡兜兜轉轉了幾年後，戴曉波意識到，必須尋找到第三條道路。

　1990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剛剛過了春節，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朱鎔基就帶著幾個人到了新加坡等地，他此行的目的，是為上海的住房改革尋到一條破題之道。此前，他剛剛接受了人大代表的質詢，「為什麼你當了市長，上海的住宅竣工面積少了100萬平方米？」

　「朱鎔基回來後說，上海的住房制度改革，他一直放在心上，核心問題就是資金問題。新加坡的公積金製度，可以借鑒。」戴曉波說。

　1991年5月，作為5個重要內容之一，公積金製度被寫入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根據這個方案，上海市要為職工建立「住房基金」，錢由職工和企業共同負擔，數額為職工工資總額的5%，這些錢，由公積金中心統一管理，用於向企業建房和個人購房發放貸款。

　建設銀行上海分行，承擔了上海全市公積金賬戶的設立工作。房地產信貸部主任顧浩鍾說，賬戶設立工作啟動僅僅兩個月，建行就為全市40多萬個職工開設了賬戶，到1995年底，已經歸集資金77.18億元。

　1992年5月8日，上海普通職工楊希鴻，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裡。穿著灰色毛衣，燙著卷髮的楊希鴻，在一份油印的、略顯粗糙的借款合同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成為全上海，乃至全國首批通過公積金貸款買房的個人。

　楊希鴻至今仍保存著這份編號為001號的借款合同書。合同書上寫明，楊希鴻向住房公積金中心貸了8萬元分期償還的貸款。這8萬元，幫助楊希鴻圓了多年的住房夢。

　很多朋友來向楊希鴻祝賀，「恭喜你啊，有了自己的不動產了。」楊希鴻說，這個祝賀，「比我自己理解的還要深」。

　由成思危牽頭的全國住房改革研究小組的調查數字，證明了公積金對提高公民購房能力確有作用。在被調查者中，1980年到1990年間，購買公房的居民只有8.6%；1994年到1997年推廣公積金的階段，有一半以上的人購置了公房。

1998年的轉身

　著名房地產商王石在他的回憶錄《光榮與夢想》一書裡，記錄了1997年11月，他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的一次有趣談話。

　1997年，朱鎔基到深圳調研，萬科董事長王石受邀向他匯報工作。

　王石對朱鎔基說，「我不認為2到3年內，住宅行業能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王石說這句話的背景，是當時正在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和中國啟動內需的經濟政策，學術界很多專家認為，在鋼鐵和汽車均不可行的情況下，應該把住宅當作啟動內需的支柱產業來發展。王石並不贊同這種觀點，他的一個重要理由是，雖然中國的房改已經進行了近20年，但房地產市場並不完善，住宅中商品房的比例僅佔30%多，60%以上是各級政府的福利房，這會成為房地產業發展的一個障礙。

　片刻沉默後，朱鎔基反問，「如果取消福利房分配製度，房地產行業能成為支柱產業嗎？」

　不到一年，朱鎔基的假設，變成了事實。

　為刺激內需，推動住房制度改革，1998年7月，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在這份中國房改的標誌性文件中，明確提出要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在中國沿襲了約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壽終正寢，中國房改向著市場化的方向邁進。

　一紙文件，結束了很多人福利分房的指望。

　當時正在《南方都市報》做攝影記者的何龍盛，覺得很失落，「我三年前剛到報社的時候，有人曾指著報社旁邊的一個水溝說，三年後，這裡就是你們的房子。當時很高興，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買房子。」

　更多的人在趕著搭福利分房的末班車。聽說國家要取消福利分房，很多單位開始突擊建房分房。調查顯示，1998年是城鎮居民購買公房比例最高的一年，近一半的居民因為擔心以後會買不到房改房而急於購進，二季度，突擊購房使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異常火爆。

　直到2000年2月，時任建設部部長的俞正聲，終於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住房實物分配在全國已經停止。

　20年的積累探索後，中國的住房改革，終於在制度層面完成了徹底的轉身。

轉身以後

　原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長、78歲的駱錦星知道，如今，在熱鬧的深圳，已經很少有人像他一樣瞭解這座城市每棟房子背後的故事。

　比如被一棟棟高樓淹沒的羅湖麗苑小區，要不是小區門口明黃色外牆上的「深圳物業管理第一村」的牌匾，人們幾乎已經忘記，這個水泥外牆、最高樓層不過7層、如今居住者主要是深圳中低收入者和老年人的普通小區，曾創造了中國首個商品房樓盤的歷史。

　當深圳的房價已經成為全國的排頭兵時，「商品房」早已是人們司空見慣的名詞。統計數字顯示，僅在1999年，商品房的市場佔有率就達到了85%，商品房從面向少數群體的奢侈消費轉向普通人的大眾消費。

　然而，在告別了擁擠的居住記憶後，普通中國人又迎來了高房價的痛苦。

　北京市民老孫一家三口，住在北五環外一套面積不到57平方米的房子中，房子沒有客廳，老孫和老伴的臥室充當了客廳，30歲的兒子住在10平方米的小間。為了這套房子，老孫花光了大半輩子的積蓄。如今，兒子結婚住房又讓他開始發愁，他留意著周邊房子的價格，眼看著房價往上漲，「我們隔壁小區的房子，2005年賣4300元一平方米，現在漲到一萬三了！」說到一路高漲的房價，老孫直咂舌。

　雖然政府調控房價的政策不停出台，房價依舊像脫韁的野馬，飛速上漲，中國的住房制度改革，需要在新的節點上尋找思路的突破。

　2007年，是中國房改編年史上又一個關鍵年份。

　11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新加坡，他此行的目的，是向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取經。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表演講後回答提問時，溫家寶說，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居民的住房條件有了很大改善，人均住房面積超過了20平方米，但是分佈不均，特別是近些年來房價上漲較快，人們有很大的意見。

　同樣在這個場合，溫家寶透露了中國新的房改思路。

　溫家寶說，在住房上，政府的職責最重要的是要搞好保障住房，讓那些買不起房或者進城打工的農民工能夠租得起房、住得上房。而高檔住房，則主要靠市場調節。

　此後，一系列構建中國保障性住房體系的文件相繼出台。僅在北京，十一五期間，就將建設3000萬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目前，已經至少有萬餘人獲得了購買保障性住房的資格，他們將以低於市場價千餘元的價格，買到屬於自己的房子。

生活方式的變遷

　生活，就像《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裡那棵發人深思的樹，幸福和不幸，都因為一套房子。

　30年曲折前行的中國住房改革，留給人們一個不敢想像的居住空間和生活方式的變遷。

　如今，在中國，房子已經不再只是一個遮風避雨的場所，還是一種生活方式。

　當初，在上海擁擠的弄堂裡，透過薄薄的隔板，楊希鴻小聲說的話，也能被鄰居聽到，房子是公家的，即使鄰居干擾了自己的生活，她也不好意思開口說「不」。如今，在自己2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裡，她可以自由安排個人的生活。她的女兒還參加了小區的業委會，年輕人經常通過互聯網上的社區論壇，組織週末郊遊，號召公益活動，針對房屋質量、小區管理的問題，聯合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要求民主管理。

　這些變化，快得讓楊希鴻難以想像。(來源：京華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