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多細節顯示，孫振的落馬並非平地起驚雷，除了馬建堂和盛來運在孫振接受調查時發表「敲邊鼓」的言論，其實相應的調查在一年之前就已經啟動。
去年5月份經濟數據洩密事件發生後，迅速在市場上引起軒然大波。
2010年7月13日，盛來運對媒體表示，國家統計局正在配合有關部門調查此事，「國家統計局也是數據洩密事件的受害者，領導對於這次事件很重視，調查絕不會不了了之。」
不過，國家統計局只是宏觀經濟數據洩密的一個出口，此番深陷數據洩密而被查的，還有央行研究局宏觀經濟研究處的人士，其中之一是身為研究處副研究員的伍超明。
個人簡歷顯示，伍超明畢業於南開大學，獲博士學位，在北京做博士後研究工作。此後曾供職於央行金融研究所、央行研究局。他在央行主管的《中國金融》雜誌網站上的博客，最近一次更新已是2010年12月2日。
數據生產鏈
來自北京市檢察院的通報稱，捲入宏觀經濟數據洩密案的五人來自不同部門，因此立案為五件。顯然，這超出了市場猜測與媒體報道。不過，檢方並未通報上述五人的身份，有知情人士稱，孫振與伍超明即在其中。
關鍵部委紛紛捲入，已將數據洩密事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接近調查機構的人士向記者透露，該案涉密很深，而與此關聯的經濟數據生產鏈條亦已引人注目。
以CPI數據為例，生產CPI的過程歷經三個流程：第一步，調查市縣自主選定價格調查點。第二步，各省(區、市)固定的價格調查人員和臨時調查員按統一規定進行價格收集工作。第三步，數據上報。調查市縣每月將調查的價格資料通過網絡上報給省(區、市)調查總隊，經過審核後由調查總隊在規定的時間內將數據上報到國家統計局。
這三個流程由各省(區、市)調查總隊完成，調查總隊要在當地抽選調查市縣和價格調查點。目前中國調查地區樣本總數有550多個市縣，采價點樣本近3萬個，約4000名價格採集員從事價格收集工作。
而在這三個環節，數據不可能被洩露出去，因為最終的統計結果尚未生成。
知情人士透露，在數據公佈之前一周左右，上一月度的CPI數據真正生成。國家統計局的國民經濟核算司和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正是專門負責每月發佈的統計數據。國民經濟核算司和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分別由兩位統計局副局長分管，雙方統計數據齊全後，上報國家統計局局長。
此後，再經局長辦公會討論並最終確認當期的統計數據，隨即上報國務院分管副總理以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並抄送國家發改委。
「中國的經濟數據在正式發佈前，會提前提供給相關的宏觀經濟部門。從數據的生產到發佈環節，數據傳遞鏈條上的各個部門都可能是數據的洩密點。事實上，很多部門在數據正式發佈之前就已經看到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透露，經濟數據從生成到發佈，整個鏈條的內部周轉時間比較長，有的數據大約間隔一周左右，有的兩三天，容易出現洩密。
比如，國家發改委相關宏觀分析部門預先拿到各部門匯總的數據，進行趨勢分析，供決策層參考。而據《財經》記者瞭解，國家發改委的下屬機構，即有人員捲入此次洩密事件中。
如此多的環節以及寬鬆的監管制度，使得宏觀經濟數據在發佈前已成「公開的秘密」。消息人士告訴《財經》記者，「不排除私下交易的存在。不過花錢買信息的獲益者只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靠關係網，一些是無意識在公開演講或者作報告時洩露的。」
這位消息人士還透露，「有個公開秘密，在券商、債市交易員之間，經濟數據可以小範圍共享，通過MSN或者電子郵件等。」
在今年前四個月，一些媒體與機構預測數據都很準；但近一個月或者即將公佈的數據，或因此次洩密調查，突然失准。
數據獲利者
實際上，一些國外機構提前拿到數據，但並不公佈，而作為媒體的路透社是一個例外。
在近兩年中，路透社曾七次精確「預測」到中國CPI數據。這七次報道中，路透社均使用了「消息人士」「官方消息人士」「官員」或「一位關鍵部門的中國政府官員」等語言來顯示其數據來源，而6月8日的CPI數據報道中，首次使用「路透最新調查顯示」的消息來源。
外資機構「精準的預測能力」同樣令市場側目。2007年5月下旬，有關提高印花稅的傳聞由外國投資機構提前透露，精確到「證券交易印花稅率由1‰提高到3‰」。5月30日，財政部公佈的印花稅調整信息證實了這一傳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