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當前盛行的一個主流觀點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實現具體目標方面確實能力非凡，但是，中國能否在更長時間內保持這種能力是一個謎，中國的政治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
曾給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作過講解的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原主任嚴書翰分析認為，中共未來的執政能力不是一個謎，因為中共已經充分認識到，必須著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將其作為黨的建設的主線，經受住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以鞏固執政地位，完成執政使命，實現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共同發展的三大歷史任務。
「無疑，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體制的優勢，並隨著經濟社會的改革發展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之不斷完善。」他說。
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既致力保障人民的權利與自由，為現代化提供製度動員機制，同時，最大限度集中有限的資源力量，在短時間內，改變落後面貌，實現跨越式發展。
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有利於形成代表中國人民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方針政策。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是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代表，它努力實現全社會、全民族利益的最大化。
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有利於統籌協調各方利益。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構成的政治制度框架，在運行中既能夠反映人民群眾中不同群體的意見和呼聲，同時又能夠從全局出發將人民群眾中各種意見集中綜合，使政策和法律能夠兼顧各方利益，妥善化解人民內部矛盾，使人民內部的局部利益、個別利益與整體利益、根本利益最大程度地協調。
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有利於政治的穩定、社會的安定，保證國家能夠長期穩定發展。中國的政治制度和體制有利於形成及時應對各種危機和挑戰的高效率。
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中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直隨著經濟社會改革發展而不斷深化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領導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的實行、終身制的廢除，集體領導體制的確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制定，這些都是中共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標誌。
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把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突出強調「人民民主要制度化和法律化」，這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又一次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2007年召開的中共十七大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作為中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
今年中國宣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這是這個國家徹底告別漫長的人治歷史、堅定走向法治國家的明證。作為執政黨，中共也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並支持人大、政府、政協、司法機關等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獨立負責、協調一致開展工作。
另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的建立健全，保證著黨和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權力，腐敗現象也正在得到預防和懲治。
中國共產黨領導層認為，政治體制改革也需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借鑒世界各國包括西方發達國家政治發展的有益經驗，但不會照搬照抄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特別強調，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各地差異極大、發展極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必須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間的關係，並將「發展」視為「硬道理」、「穩定」視為「硬任務」，堅持將改善民生作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的結合點，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在政治和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並通過推進改革和發展實現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可以預料，未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將越來越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適應、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嚴書翰說，「在世界上，民主是沒有一個固定模式的，民主必須適合國情。」
中國道路不是「挑戰」西方模式
胡錦濤在慶祝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將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原則的基礎上，同各國各地區政黨和政治組織發展交流合作，相互學習借鑒治國理政經驗，促進國家關係發展。
西方的主流社會正日益擔憂，中國道路或者說中國模式，是對西方模式的挑戰，甚至是對西方價值的挑戰。西方曾有兩大衝突理論，一是「社會制度衝突論」，二是「文明衝突論」。值得警惕的是，西方正在形成第三種衝突理論——「發展模式衝突論」。
改革開放初期，西方社會曾對中國擊掌歡迎，認為中國將很快會演變為一個西方式的國家，加入它們的陣營，但是，當他們的期待「受挫」後，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掀起一輪接一輪的「中國威脅論」，並進行了以「圍堵」和「接觸」為代表的種種兩手策略。
中共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研究中心博士後王萬征分析指出，中國在解決發展問題的過程中，通過不斷深化改革開放，逐漸摸索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但是，中國的發展道路不是挑戰西方模式，不是要向全球輸出。
中國對發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和實踐，其外溢價值主要在於，「獨立自主的探索」是最重要的，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選擇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樹立了榜樣、提供了成功的先例。中國並不主張別國機械照搬和原樣套用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經驗。中國認為，根據自身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是各國人民擁有的自主權利，是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法則。
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中國提出「不同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和諧共存」，正是不挑戰西方模式、不將自己的發展道路強加於任何國家的真實流露。2010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多次在不同的外交場合提出：創造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制度、不同發展模式和諧共處的典範。
胡錦濤主席向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建議：使中歐關係成為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模式相互尊重、友好相處、合作雙贏、共同發展的典範。
中國認識到，不顧國情移植、照搬發展模式，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因此，中國絕不會像某些西方國家那樣在世界範圍內將自己的發展模式強加於人。
西方的一大擔憂來源於在目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還能取得巨大的成功，這使得西方一些國家民眾的價值自信心、道德自信心和歷史自信心有所下降。同時，世界上一些欠發達的地區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國，這也讓西方一些人產生了自我動搖和生存憂慮。
「在西方主流社會，甚至產生了歷史可能已經不在他們那邊的悲觀情緒，自身發生了審視性的懷疑，這是西方一些人由之前的優越感走向另一個極端的表現。」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說。
中國對外交往並非奉行「自私的孤立主義」
胡錦濤在慶祝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我們將繼續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維護髮展中國家正當要求和共同利益，積極參與多邊事務，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