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李克強處理案件積極活躍，還有電影製片廠以他們班的實習為背景、以李克強為原型拍了一部電影———《見習律師》。
據南方人物週刊報道，「看，他跟你爺爺是一起長大的。」62歲的李皋蘭興起時，會站起來，指著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畫面裡的一個人對只有幾歲的孫子這樣說。
李皋蘭指的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那些畫面總能把李皋蘭的思緒帶回他們曾一起玩耍的那個大院———安徽文史館大院。如今，這裡被另一個地名所代替———合肥市紅星路80號。
這是一棟三層樓房。二樓以上為居住房，一樓為4個鋪面。李皋蘭說，這4個鋪面，原是李克強一家住的平房。
1997年5月17日，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的李克強在《安徽日報》上發表題為《追憶李誠先生》的文章，提到了這所大院：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這所院落的惟一神聖之處是擁有一座圖書室，藏有近萬冊書。李先生便是這圖書室惟一的管理人員，兼做出納與采編。
「李先生」是李皋蘭的父親李誠。1953年，李來到文史館上班。同一年，李奉三也來到合肥，入住文史館大院。第二年，李奉三與曹氏生下李克強。彼時，李誠的兒子李皋蘭已4歲。5年後，李誠把李皋蘭從老家接到了文史館大院。
「院子裡年齡相仿的孩子就我們倆，我們就成了最好的夥伴。」李皋蘭說。
再大一點，李皋蘭和李克強前後進入南門小學。「學校離家只有200米遠，」李皋蘭說，「我比克強大4歲，去學校都是我帶著他一起。」
上小學的李克強顯現出過人的聰慧，「看書基本過目不忘，每次考試，成績都是班上最好的幾名之一。」
也是從那時開始，李克強對大院裡的圖書室充滿好奇。在《追憶李誠先生》一文中，李克強寫道：
當我是學童的時候，大約出於好奇，放學歸來，曾有幾次悄悄地溜進室內，李先生發現後，總是用嚴肅的表情和禮貌的手勢將我趕出圖書室。後來，又有幾次，李先生發現我只是在書櫥邊翻翻看看，並無越軌的舉動，便允許我留在室內，但不得打破安靜的氣氛……好景不長，這樣美好的時光很快就被打斷：一個動亂的年代開始了，首遭厄運的當然是這樣的圖書室。作為一個「四舊」或者說「封、資、修」書籍聚集的場所，自然是在被查封之列，李先生也就失去了辦公的地方，回到家中。在那個動亂年代開始的時候，我還是個學童，但停課鬧革命的浪潮卻波及小學。我突然和李先生一樣，也「賦閒」了。
「此子日後必當大任」
同樣被「賦閒」的，還有李皋蘭。李誠便在家中設課堂，傳授兒子。李克強常跑到李誠家中旁聽，遇到不懂的，也主動發問。久而久之，李誠覺得李克強反應很快，領悟力也強，很高興，逢鄰居就說，在他晚年之時，能遇到這麼一個聰慧的孩子，很欣慰。
此後，李誠讓李克強每天到家裡聽課。在《追憶李誠先生》文中，李克強回憶這段時光：就在這段時間裡，李先生用平和的語調，時斷時續地向我講中國的國學，講治學的方法，講古今軼事……這種每天近一小時的講解、談論夾雜著議論，持續了近五年之久。
李誠時常欣慰地對李克強講，他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帶了3個得意門生，分別是馬茂元(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教授)，舒蕪(中國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以及吳孟復(當代古籍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
每每此時，李克強都默不作聲。在文史館大院外面，只要別人問起，他都稱自己是李誠的第4個得意門生。
此話經人傳到李誠耳朵裡後，他大喜，「此子日後必當大任，無人能及也。」
八中的青春
後來，李克強進入合肥八中讀書，度過了5年的青春。
合肥市第八中學退休老師吳天華曾是李克強的生物老師，她在接受鳳凰網採訪時笑稱：「他成績很好，是學生會宣傳幹部，人很優秀。我教他(高二)生物，他好像也不太愛發問，有點小調皮，上課會跟同學說說話。」
從初一開始教李克強的退休老師劉世民和李更是感情深厚，他是李高二班的班主任兼政治科老師。他透露，李克強讀書時成績很好，很勤奮，尤其尊師重道，任河南省委副書記時每次回合肥探親，必拜訪中學老師。
1974年，李克強從合肥八中畢業。不久後，便去鳳陽縣插隊。
「你有什麼權力改我的發言稿?」
孫啟超，李克強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如今85歲了，脊背有些佝僂，記憶也有些模糊。但他記得29年前那幅畫面：一位年輕人坐在田埂上「看青」，黑瘦的身軀上掛一件白汗衫，鼻樑上的眼鏡與土地並不搭調，倒是與手裡翻的書頁渾然天成。烈日炙烤，他抱起手裡的《三國演義》，爬上田間高聳的明皇陵，在陵墓上一片陰翳的小樹林裡繼續安靜地翻書。傳說陵墓是朱元璋為母親所建。多年後，這裡成了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以外的旅遊景點，導遊在講解時總不忘加一句：當年李克強在這裡插過隊。
那些年到大廟的知青有七八個，來自上海、蚌埠和鳳陽縣城等不同地方。紀鴻冠是負責知青管理工作的老師，「知青小組住在姜橋一帶，剛來時，他們相互看不起，關係並不好，既不學習也不勞動，到最後飯也沒人做，生活都成了問題。」
李克強是後來者。紀鴻冠發現這位青年與先前幾位有些不同：「話不多，愛讀書。」但是，「在個人生活細節和個人衛生上，就沒那麼講究了。」這是紀鴻冠能說出的李克強惟一的缺點。
不凡的工作能力，讓李克強下鄉一年後就升任大廟公社黨支部書記。是年，李克強僅20歲。「這在大廟是史無前例的。」
大廟村民生活儘管普遍困難，但逢紅白喜事，流行請幹部吃飯，「李克強上任後，是從來不去的。」
有一年，李克強到鳳陽縣城參加知青代表大會，原定要發言，並提前將發言稿寫好交到了大會組織部門。大會當天，紀鴻冠陪李克強到會，在油印室，李克強發現自己的發言稿被改了，「增加了他父親曾任鳳陽縣縣長的內容，他看到氣死了。一百多張稿子是要分發到參會人員的，他一張張把這些內容全部塗黑掉，弄得滿手油墨。」大會主任看到責問他，他反問：「你有什麼權力改我的發言稿?」
心裡裝著另一個世界
「他每週要去縣城圖書館找書讀。」紀鴻冠感覺到，李克強心裡裝著另一個世界。20世紀70年代，有一群北京大學的教授在大廟明皇陵考古。一日在鳳陽縣文化館，遇見在鳳陽考古的「北大明史專家」，李克強瞥見他手上拿的一本書，上前故作探問：你這書是從那家圖書館借的吧?「他讀書太多，哪本書在哪裡清楚得很。專家被震住了，和他交談起來，漸漸發現李克強對歷史很精通，於是結為忘年交。」
這位考古專家是北大明史教授王健英。「王私底下是想拉他去做考古研究助手的，但是李克強不願意。」王又向鳳陽縣委提建議，讓李克強到文化館做管理人員，縣委同意了，找李克強談話徵求意見。豈料李克強不答應，他回復縣委領導說：「我不願做幹部，我還要學習。」紀鴻冠此後聽李克強說起要參加高考，「其實他拒絕的時候已經知道了要恢復高考的消息。」
1977年，紀鴻冠帶著李克強等一批知青參加「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其他幾個知青出考場都喊難，只有他覺得簡單。」張傳林記得李克強走出考場時說：「這題目，以後大學門檻就要被踢破了!」
新時代
在中國法學會的辦公室裡，當年的黨支部書記林中梁把回憶慢慢聚焦到李克強身上。李是法律系團委書記、黨支部委員，「他思想解放活躍，又不走極端，他很贊成打破陳舊的東西，但冷靜成熟」。
對政治問題「不輕易表達觀點」。這中庸形象停留在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何勤華的印象中。35年前，他第一次注意到這位同班同學，是因為他們同為「學習毛選先進個人」。只是，何勤華的先進是地市級的，李克強則為安徽省級。
比起中文系和哲學系對當下政治的熱烈討論，何勤華覺得，77級法律系的同學並不張揚。這是一個82人的大班級，有黨員30多名，年齡參差，從17歲到30多歲;出身各異，從農家孩子到高幹子弟。但在林中梁看來，團結勤奮是他們的共同點。
就像所有關於77級大學生的敘述那樣，他們珍惜時光，求知若渴。食堂排隊背英語的李克強、坐公交車背英語的李克強、隨身攜帶單詞卡片的李克強被反覆宣揚，幾乎成了他的大學生涯標準像。
往後回憶起來，同學陶景洲又為這標準像加上一個樸素的挎包，一身軍裝、一身中山裝和僅有的兩條褲子，瘦弱，書卷氣，幾乎不大聲叫喊。
這樣一名學生，「一來就自學西方經濟學」。何勤華在看完一部敘述資本家之間競爭的電影後，激動難抑，結合《資本論》寫下一篇兩萬多字長文。同學都建議他給李克強看看。李克強花兩三晚的時間讀完何勤華的文章，給出了直接建議：「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第一，你文字太囉嗦，至少可以刪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須補充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本運作的新情況以及經濟學理論的新成果。」
年輕人
看起來，李克強謙卑內斂而積極主動。有一年，法律系和經濟系的學生在通往課室的過道裡，因為擁擠產生矛盾，扭打起來。結果，法律系一名同學被打斷了鼻樑骨，群情激憤，要求校領導從嚴處理。林中梁記得，李克強主動介入，協助溝通談判，最終將同學情緒安撫下去。這讓李得到了校領導的賞識。
李克強漸漸在學校的活動中嶄露頭角，承擔起北大學生會常務代表會議的工作。很快，李克強被推舉為常代會主任。常代會是當時北大新創立的專門監督和制約學生會的機構，由每個系、每個年級推選一名代表組成，討論和決定與學生有關的大事，被譽為「學生人大」。
1980年10月6日，北大開始選舉海澱區人大代表，北大學生被單獨劃為一個選區。作為常代會主任，李克強也被建議參加選舉。
那時，李克強和他的同學們正在南京實習。何勤華說，很多同學都去參加選舉，後來聽回來的同學說，演講最後變成了發牢騷。林中梁對此並不感興趣，也勸李安心實習。最終，李克強只是參與聯署，推薦了一位人大代表候選人，自己並沒有參加競選，「這大概是他政治敏感的體現」，何勤華說。
而此時，李克強在南京某區法院的實習表現優秀。如今已是著名律師的陶景洲見證了李克強在法庭上的辯護。那是一個4人共同犯罪的刑事案子，法院指定了4個辯護人，李克強是首席辯護。他認真查閱卷宗，開庭的前一天組織幾個人討論至深夜。法庭上，他表情嚴肅，緩慢的語速中帶點合肥口音。
何勤華回憶，李克強處理案件積極活躍，還有電影製片廠以他們班的實習為背景、以李克強為原型拍了一部電影———《見習律師》。這部1982年面世的電影，由孫淳主演，講述了北大法律系見習生言文剛的辦案故事。
人生的路口
李克強更為投入的似乎是專業上的探索。何勤華說，法律系的學生普遍崇拜一些治學和治國的偶像，厲以寧和胡耀邦是其中著名的兩位，「李克強則比較親近龔祥瑞和張國華兩位老師的思想」。
張國華當時是法律系主任，頗受學生歡迎。李克強和張國華聊得投機，倆人常一起下圍棋，受張老師影響，李克強一度想從事中國法律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
後來，李克強上龔祥瑞老師的憲法課程，「又對西方憲政產生興趣」。他大量閱讀外國法律書籍，參與翻譯《法律的正當程序》，還在龔祥瑞的指導下發表論文。
「他很欣賞李克強!」陶景洲舉了一個例子：在校期間，龔祥瑞出過一本《比較憲法與行政法》，他和李克強等幾位同學都是助手，但序言中提到的第一位助手是李克強。
不過，陶景洲認為，李真正的興趣在於經濟法。「大二時開了一門選修課叫經濟法，我感覺李克強從那個時候起開始對經濟發生興趣了。我想他肯定有一個更加注重市場經濟的想法。」
畢業那一年，李克強還組織20位同學翻譯《牛津法律詞典》。作為一名全優生，他擁有許多選擇，他一度考慮過留學，但黨委書記和副校長都希望他留校。
在這人生的路口，他向老師和同學咨詢。林中梁告訴他，這是一個好機會，「他很適合，而且一畢業就是正處級」，何勤華說，同學們的普遍意見是強烈建議他從政。「大家都認為，我們這一屆裡從政前途最大的就是他了。我們中有的年齡太大，有的太小，能力和志向也不同。」
最終，他選擇在北大經濟法教研室當老師，兼北大團委書記。
八十年代
在北大任團委書記期間，李克強組織了北大首屆文藝周、創建團校，被宣傳為典型人物。但校友回憶說，李克強的獨立氣質招致了一些團幹部的非議，在1982年共青團北京七大選舉共青團全國十一大代表時，他落選了。兩個月後，共青團全國十一大召開，李克強仍位列其中。《中華兒女》的報道稱，這是得到了「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王照華點將干預」。之後在團十一屆一中全會上，他還當選為團中央常委，由此進入了「政壇快車道」。
不久，李克強調到團中央工作，出任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全國學聯秘書長。他所面對的青年，有銳氣也有迷茫，有熱切期盼也有傷痕纍纍。1980年，《中青報》一則潘曉來信就引發長達半年的討論，「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一面是揭示青年問題，一面是樹立青年典型。號召學生學習張海迪，一時成為李克強的工作重點。兩年後，李克強當選為團中央書記，分管學校部。
思維的軌跡
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電視和報紙像是換了面目。青年中，「頹廢」似乎是新的審美，「一無所有」正在變成時尚，一貫刻苦奮鬥的孩子們，則紛紛考起了托福。那時，李克強專注於「希望工程」。
1990年3月的寒風中，李克強帶隊到安徽金寨縣考察，為第一所希望小學選址。兩個月後，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在金寨誕生。這項工作頗受好評，1991年，江澤民為其題辭：支持「希望工程」，關心孩子成長。1993年，李克強當選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彼時，「南巡」之後的中國春風再次刮起，團中央推出系列「適應市場經濟」的措施，兩大跨世紀青年工程———跨世紀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紀青年人才工程成為第十三屆團中央的工作重點。之後，全國青年科技工作者協會、「中國青年志願者」活動、「青年文明號」等相繼出現。「希望工程」也快速發展起來。
在外界的觀察中，李克強形象穩定，縝密地度過了16年團干生涯，1998年，他調往河南任省委副書記，開始主政一方，獲取新的政治經驗。離京後的李克強不常參加同學聚會了。畢業20週年聚會上，大家再次見到了他。何勤華感到他從未改變，總是很隨和的樣子。
早年一次聚會上，有同學聽說李克強帶團參觀朝鮮，便開誠佈公地問他對朝鮮的印象，他也直率表達了觀點。何勤華轉述：朝鮮的落後導致他在聯合國發言沒有人聽，甚至中國在聯合國發言也沒有太多人聽。聽得最多的還是美國、英國、法國等歐洲強國的發言。李克強還感慨，國家要強大，不能總是內部階級鬥爭，不發展生產。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思維的軌跡。他一旦執政，經濟肯定是他的工作重點。他從那時就意識到，經濟不好，在國際上是沒有地位的。」何勤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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