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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仲勳 【文匯網訊】他歷來是「左」的路線的批判者，並為此受過不少苦，一度被他參與建設的體制踢出，成為一個改造者，卻從不肯為少受些皮肉之苦而違心逢迎。後來，他多次面對動盪，都遵從內心。這些吉光片羽讓人反覆惦念，無異於成為他最值得重視的財富。
據中國新聞週刊報道，大約是胡耀邦去職後的一個晚上，正在中南海散步的習仲勳突然轉過頭來對同伴秦川說：「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整過人，一輩子沒犯『左』的錯誤。」這是關於習仲勳的一個被反覆記起的場景。
5月24日，這名抗戰功臣、文革中的受害者、卓有建樹的廣東省前省委書記以及敢作敢為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辭世已整整10年，人們仍然會念及他的人格和政治遺產。
在文革前後經歷了16年人生低潮後，他東山再起，成了主持改革的風頭人物。他是一名尊重事物複雜性的政治家，一位自稱從沒向「左」的錯誤低頭的領袖人物。他耿直，關鍵時刻不肯委曲求全，留下過幾次發火或拍桌子的記錄;他不乏幽默感，曾要求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出現「撒尿」這種俗話;他有主見，也願意承認犯過的錯誤。總之，他具有不凡的個人魅力。在去世10年後人們想起他，會想起一個面對跌宕環境仍保持人格一致的人，一個以超乎尋常的勇氣影響中國進程的中共元老。
當然，人們也會想起一個愛好麻將，和高齡民主人士、老戰友打牌時眼疾手快，常在已經打出的牌裡偷摸出一張然後大聲喊道「和了」的老頑童。
他歷來是「左」的路線的批判者，並為此受過不少苦，一度被他參與建設的體制踢出，成為一個改造者，卻從不肯為少受些皮肉之苦而違心逢迎。後來，他多次面對動盪，都遵從內心。這些吉光片羽讓人反覆惦念，無異於成為他最值得重視的財富。
人們翻檢他留給這個世界的遺產時，免不了記起許多這樣的例子。文革開始時，他的身份已經變成洛陽礦山機器廠副廠長。紅衛兵前來揪鬥，為防止維護他的工人與對方發生衝突，這名飽受委屈的昔日高官轉過身對工人說：「你們保護我，是好意。但你們如果打傷了紅衛兵是我的責任，紅衛兵打傷了你們也是我的責任。」
然後，他對紅衛兵說：「你們要揪鬥我，好，我跟你們走，要走就快走。」然後被推上卡車，帶到西安批鬥。被批鬥完，要離開西安時，他說：既然我已經來了，就讓我吃碗臊子面吧。
某種程度上，這正是他經常要面對的困境:在堅守原則與體諒他人之間掙扎。當人們時隔多年重新談論他時，這都是首先會被想起的事情。
有一些經常被引用的評價，能部分概括習仲勳留下的這類正能量。
「像他這樣的人，一輩子經歷了那麼多事，其中有不少時候黨內生活不正常，他心裡不知道埋藏著多少鬱結和感慨。」曾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總編輯的秦川說。
這段話被記錄進《秦川談習仲勳二三事》一文中。這是他遺產的一種留存方式。
對於上綱上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治運動，習仲勳並不缺少直接碰撞的體驗。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他極力避免製造或介入此類悲劇。
接近習仲勳的人士差不多有一個共同感受，在數次政治運動中，習仲勳保護過很多人，但除了極少數情況，並未聽說他跟誰過不去。
在習仲勳手下工作多年的國務院信訪室原主任馬永順清楚這些。1959年，馬永順和另外兩位同志受習仲勳委託到甘肅解決缺糧問題。回來後，政治風向大變，反「右」傾運動席捲而來。甘肅省委的一個負責人借此向習仲勳告狀，說馬永順等人去甘肅調查是搜集「陰暗面」，是嚴重「右傾」思想，指名要求送他到甘肅接受批判。
這件事被習仲勳悄悄壓了下來，直到1963年西北局開會時，他才將此事告訴馬永順。
不僅不整人，他對整過自己的人也不記仇、不報復。一件由長子習正寧講述的往事是，習仲勳獲得平反後，有一個在文革期間揭發他「反黨」罪行的人寫信向他求助。習仲勳不計前嫌，盡最大努力給予幫助。
「他自己能夠鼓起勇氣寫這樣的信，就是最深刻的檢討。他悔恨了他的過去之後，恢復了對我的尊重和信任，不然這封信是寫不出來的。」這是習仲勳對自己行為的解釋。
習仲勳性格裡有綿軟、寬厚的一面，但並不缺少執著、硬朗。當他在1942年寫給中央的信中，斥責當時由康生主持的「挽救失足者」運動荒唐可笑時，他終又變成了那個在炮火中成長起來的熱血戰士。
擔任全黨整風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宣稱：「現在敵人向邊區和延安派了特務，延安成了特務市場……我們的頭在特務的刀子底下滾來滾去。」但習仲勳很快就看到了這場運動的不堪—起初，運動只是發動群眾坦白、檢舉，後來乾脆搞起了「逼、供、信」，只要女同志長得漂亮一點，就被臆斷成特務，搞得到處人心惶惶。
習仲勳當時是綏德地委書記，他抵制了運動。這場運動最終被中央停止。
習仲勳是那種害怕黨的政策被一隻「左手」強力壟斷的人。1947年冬天，這只強大的「左手」讓解放區廣泛進行的土地改革激進過了頭，一些農村不加區別地把一切土地平分了，財產較多、生活較好的農民也成了土改對象，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主富農又被拉出來鬥爭。這只「左手」甚至將在新政權中任職、家中缺乏勞力的公教人員也定成地主、富農。
習仲勳在一個月內三次給中央致電，直言不諱地提出反對「左」傾行為，最終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而這不過是他與「左」傾路線對抗的一生中的一個小例子。
這樣的片段還有很多。1958年秋，習仲勳率領工作組到西北考察(他是受周恩來委派前往的)，在甘肅看到敦煌縣大辦人民公社，實行一縣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學「十包全供」。他忍不住又批評起這種當時大行其道的分配製度:「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縣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體所有制一下變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從社會主義一下跳到共產主義……」
他說出這番尖刻批評的時候，人民公社與總路線、大躍進一道，正被奉為「三面紅旗」，「左」的思想在全國正佔著統治地位。這股直面權威的勇氣，他囫圇地堅持到政治生涯最後一刻。
儘管時隔多年，但他為官時遵循的一些理念仍然極富現實意義。
在習仲勳原本的人生軌跡裡，做官似乎不是上上之選。「我的父親是個心地非常善良的農民」，跟子女追憶過往時，習仲勳常常這麼說，然後轉述他父親的金玉良言：「長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經商。當官的欺壓老百姓;商人唯利是圖，為人狡詐。如果有了學問，就做一名教書先生，用自己的本事傳書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種莊稼，做個本分的農民。」
他知恩圖報，不管對象是誰。1930年，為了徵兵，他寄身在一家飯館做幫工，結果這份恩情被他記到了1950年，他給老闆寫信，問對方有什麼困難，然後匯錢幫著建了座四合院。到1979年，又托人給他治病。
與此相仿，他留下的形象也因坐在水庫邊和工人聊天這種小細節而更加豐滿。
他常年身處最高層政治，但並沒有離開地面—他不怕在給最高領導人的報告中出現什麼粗俗字眼兒。1954年底，西北地區來信來訪反映，當地統購統銷中食油供應緊張，棉花、棉布購銷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大吃大喝、干群關係緊張等。習仲勳決定專題向黨中央匯報，讓秘書起草報告，特意指示一定要把農村的真實情況反映出來。
不過，在看了秘書起草的報告後，他卻皺起了眉頭，因為有一些生動的例子並沒有寫上去。秘書對此也很為難，覺得「這樣的例子有些粗俗，不宜列舉」。
讓秘書感到尷尬的事例包括:食油比舊社會還緊張，於是有人講怪話說，「食油四兩，想起老蔣」;有人反映，一位農民趕著木轱轆大車跑運輸，車軸因沒有潤滑油而發出吱吱響聲，氣得這位趕車的農民叫罵道：「我都沒油吃，你還想吃油!」說完向車轱轆撒了一泡尿，發洩對食油供應政策的不滿。
習仲勳承認這兩個例子有欠妥之處，但他堅持詼諧的故事既能反映現實，又有說服力。最終，這份帶著「老蔣」和「尿」等內容的報告被上交給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批示相關部門加以解決。
習仲勳少年時期就參加革命，搞過學運，拉過隊伍，深知普通人和底層生活的活力。他交代下屬要時常到大街上去傾聽群眾的呼聲。上世紀80年代，他主政廣東，能接到不少要求平反的信件和電話，但他對此並不滿足，常讓秘書賈延巖外出收集、抄寫平反冤假錯案的大字報。
一天，賈延巖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憤不已的人貼出的大字報吸引，理由是其中描述了事關數百條人命的血案。出於同情和義憤，這位秘書私下出主意叫他們到省委門口信訪室直接申訴，結果招來同事的非議，說他感情用事，「一個領導的秘書不該叫百姓到省委鬧事，影響多不好」。
反倒是習仲勳鼓勵他：「你沒有做錯，共產黨的機關，共產黨的幹部怎麼能怕老百姓，對老百姓沒有感情，那能叫共產黨的幹部嗎?這樣的幹部在封建社會都不算好官。」
很多年過去後，習仲勳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也留存在他的此類引語中。又一次，群眾來信反映，有的農民因沒錢完成儲蓄任務，跪在幹部面前苦苦求情，還有人無力完成購買國債的任務而投井自殺。他拍案說:「我們共產黨的幹部如果站到了群眾的對立面，小心群眾用扁擔抽你。國民黨政權垮台教訓正在於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