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對於這座城市的居民來說，這是輛再普通不過的公交車。車裡朝九晚五的普通乘客，不會在意車廂裡的那些特殊面孔，更不願意聽完他們手提袋裡的那些冗長故事。
據南方人物周刊報道，他們被稱為訪民——這座城市突兀的闖入者。對於他們來說，從北京站到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再到北京南站東莊的「上訪村」——北京的20路公交，他們的進京上訪之路——意味著通向希望或是通向絕望。
在這條路上，有人走過一次，也有人走了幾十年。吉林人吳桂華就是這樣一個上訪者。2013年5月，北京火車站，當又一輛20路公交車啟動，她突然意識到：上訪這條路上，自己已無法回頭。
幾十年裡，這輛公交車上每天都運載著吳桂華這樣的「闖入者」。他們不斷從這個國家的村莊、城鎮裡湧向北京。他們中的一個人曾在網絡上寫道：這是一段「朝聖之路」。
正義路
嘈雜的北京站每天都會過往幾萬旅客。剛下火車的上訪者就隨著這些人流向公交車站聚集。20路最開始的行駛軌跡，一路向西，開向天安門廣場——從劉伯溫設計這座城市，那裡便是王朝的中心，如今它依然是外來者嚮往的地方。
前門東之前那一站，名為「正義路」。過去是高柳垂陰的「御河東堤」。歷史上，這條路上發生過很多事，五四運動、審判「四人幫」……每一件都關乎這個國家的命運。
對於上訪者來說，這也是一條通向正義之路——當然你很難說清他們心中「正義」的定義：有時候它意味著沉冤得雪;有時候它意味著懲奸除惡;有時候，它意味著法不容情;但有時候，它也意味著上訪得毫無道理。
吳桂華坐上20路的兩個月後，一個名叫龍和的63歲湖南土家族老人第三次來到這座城市。沒有錢，怕被打，那天他沒敢登上這輛公交，而是按照20路的線路走了5個小時。
他住不起15塊錢一天的床鋪，每天睡在路邊。這幾天北京大雨滂沱，他只好躲在信訪局來訪接待司外的高牆簷下。吳桂華也在最拮据的那幾日，與其他上訪者一起睡過橋洞。直到某一夜她猛然驚醒，發現有個年輕的流浪漢在摸她的腿。
離開湖南的時候，龍和身上只有70塊錢，他花50塊換了一張北上的車票。這張票無法完成全部的旅行——剩下的里程，聽天由命。這一次進京，龍和決定「不解決問題就不回去了」。幾年前，他的兩個兒子因盜竊入獄，留下4個年幼的孫兒給他照顧。他成為家中惟一的勞動力，而精神病發作的老伴在他下地幹活時，將孩子扔進了池塘。
龍和不懂法律也請不起律師，他只知道一個名詞叫「監外執行」，一個名詞叫「改判」。他執意要求政府能「改判」，至少能還他一個兒子回來「監外執行」。在家鄉，他聽說有人上訪贏得改判——這是他兩次進京上訪無果仍未動搖的「信心」。
吳桂華同樣對翻案充滿信心。她本在吉林開著一家美容院，直到一位客人刮痧後因肝硬化死亡。法院認定那次刮痧與死亡相關。經過牢獄之災、事業全毀，她開始期待通過上訪還自己一個公道。
似乎不是一個好兆頭：這一天，吳桂華乘坐的20路並沒駛向那條叫作「正義」的馬路，而是在正陽門前轉彎向南開去。
天安門
汽車轉彎的時候，吳桂華遠遠望見毛澤東紀念堂和那座紅色的天安門城樓。「承天啟運」、「受命於天」，六百年前，天安門成為皇權的象徵，是新皇登基、詔令頒發之地。
打那時起，自認為含冤的中國人就開始背井離鄉千里跋涉，冒著杖責、「滾鐵釘」的風險上京告御狀。在清代，這被稱為叩閽、京控，如申訴不實可能被殺頭。
共和國時代，這條進京上訪之路仍然延續，只是人們已不用擔心遭受皮肉之苦。
「毛澤東是黨的信訪工作的偉大奠基者。」——這句話出現在1994年出版的《中共黨史》裡。1951年，毛澤東對於如何處理群眾來信進行了批示。這一批示直接影響了當時政務院頒布的《關於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工作的決定》。《決定》要求縣級以上政府專門設立接待室接待群眾，並要求「保護信訪人，嚴禁打擊報復」。後來「三反、五反」直到「肅清林彪、『四人幫』流毒」的第二屆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信訪都成為政治鬥爭無法擺脫的一部分。
與國家的命運相比，上訪者的命運似乎不值一提。他們卻在卑微中學會如何把握國家的脈搏。每逢「兩會」，來訪接待司門口都會坐上更多的上訪戶。有人打上條幅，只要有公交車駛來，就迎上去展示。
停下的大巴裡，坐的也可能都是新人。這些新來的申冤者先找到月壇南街的國家信訪局。在那裡，他們會領到一張紙條，被打發到這裡來，人多時還會有大巴接送。
當下中國，很難再有如此熱衷於自發學習「中央精神」的群體。最近，印著「反腐」、「打虎」、「捕蠅」消息的報紙，成了他們的流行品。
對於一座城市，有多少故事發生在大街上，就有多少故事被埋藏在地底下。在信訪局來訪接待司旁的地下通道，你會發現這裡彙集著世間的各種苦難。天熱的時候，這裡會睡上幾十個衣衫襤褸的上訪者，他們拖家帶口、披著白布、擺著殘疾的腿，甚至賣起草蓆。
有時穿安保制服的人會來轟他們離開;有時清潔工會來地下通道打藥。那藥水嗆得人直流眼淚，他們只能出去躲上四五個小時。
即便如此，老胡也不願離去，「這可是北京，皇帝的地方。」
東莊
5月，在20路公交上，吳桂華遇到了另一群上訪者。他們能從眼神中看到彼此的遭遇，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聊到一起。她說這是「人與群分」的默契。吳桂華第一次知道，上訪者有自己的聚集地——北京南站以北的東莊。
那是上訪者的世界。因為緊鄰多家信訪接待機構、北京南站、永定門長途汽車站，幾十年前，上訪者就開始聚集於此。那時南站多為慢車，票價低廉，是他們的首選。後來，這裡改建為奢侈的高鐵站。
吳桂華跟著他們一起在永定門西下車。這裡是距離東莊只有一站的國家信訪局來訪接待司——他們心中20路的終點。
在這一站，上訪者手中的竹蓆、馬扎就是通行證。看到上訪者湧上前門，司機會默契地喊一句「後門!」
吳桂華後來才知道，「只要說是上訪的，坐公車不用買票」。其實，從沒有哪家公交公司有這規定，這是上訪者賦予自己的「權利」。
如果在其他的公交線路，這免不了引發一場爭吵。20路的售票員有時也會抱怨，「沒錢上訪不買票，有錢上訪也不買票!上訪光榮!」
當然，也有上訪老人背著滿袋子廢舊塑料瓶，買票上車。他們往往一邊上訪，一邊拾荒維生。
2009年，另一輛公交車上的一起逃票事件，引發了備受爭議的「一元勞教案」——因未購買價格一元錢的公交車票，3名常州市民在事發一年後被勞教。那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於建嶸將100例因上訪而被勞教的案例集結成《中國勞動教養制度批判》，他說「這僅僅是冰山一角」。
2004年，於建嶸像吳桂華這樣的上訪戶一樣，住進東莊15塊錢一晚的私人旅店。2002年，東莊拆遷整治被列為北京市政府要做的「60件實事」之一，但上訪者的世界依然沒有太多改變。
於建嶸是廢除勞教的堅定支持者，也是最早呼籲逐漸廢除信訪制度的學者。他覺得應該改革司法本身，而非緣木求魚，「信訪制度是以權力自上往下施壓解決民眾訴求的制度，程序性嚴重缺失，無法應對當前問題多發和糾紛複雜的局面。它實際上是執政者『青天意識』的制度表現。」
那一年，突然增加的上訪數量引起一場關於信訪「應該加強還是減弱」的大討論。在那次討論中，於建嶸是最為孤獨的一個。左派學者說他「廢除信訪削弱國家權力」，右派學者則質問他「為什麼連老百姓最後的救命稻草也要奪去?」
在東莊，信訪是大多數人惟一的救命稻草。路旁的白柵欄上，不知被誰寫上了一句，「沒有群眾上訪糾正，那就更亂套了，更無法無天。」一直未被擦掉。
那次大爭論的最終結果是：於建嶸主張的弱化信訪司法救濟功能、通過完善司法來解決問題的思路遭到否定。一年後，新修訂的《信訪條例》頒布，信訪的功能被加強。《信訪條例》第七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健全信訪工作責任制，對信訪工作中的失職、瀆職行為……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責任，並在一定範圍內予以通報;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信訪工作績效納入公務員考核體系。」
從此，各地訪民進京上訪次數開始與官員政績直接掛鉤，更大規模的信訪攻防戰開始了。
馬家樓
材料在信訪局石沉大海，吳桂華跟著上訪者反向坐20路前往中南海。他們有時打著標語，有時只是一起站著，等警察來問。他們只要回答「上訪」，便會被登記，然後被送進馬家樓或久敬莊的接濟服務中心。「這就是為了給他們施加壓力」——只要上訪者在馬家樓登記一次，地方政府就要派人來接。
馬家樓的日子並不好過。房間裡沒床鋪，電視整晚大音量循環播放信訪條例。還有讓他們更提心吊膽的事：去年5月1日，一名江西籍女性上訪者在久敬莊接濟服務中心被「工作人員」強姦。
信訪彷彿一根繩索，一頭繫著上訪者，另一頭則繫著基層政府。一位基層官員抱怨：從2007年開始，他們發現這根繩索被拴得越來越緊——上訪登記數量超過指標，相關領導將被處以「不提拔不調動」的「一票否決」。
「那時大部分老百姓不知道上訪是怎麼回事，現在大家慢慢都知道：事情通過上訪可以解決快一點。」
當吳桂華們在馬家樓登記，信訪部門就會一級一級通知到最基層來京領人。此前幾年裡，這位基層官員多次進京勸訪、接訪，千方百計說服上訪者返鄉——有時好言相勸，有時連哄帶騙。在當地，他們還要隨時掌握上訪者動向，「以防他們再去上訪」，只是「法院一判決就生效不管了，很多問題我們也沒法給解決」。廣東人大的一次調研顯示，基層幹部要把60%的精力花在信訪維穩之上。
吳桂華有時也會為這些接訪者著想。她的案件發生在吉林，每次勸她回去的人，卻總是來自戶口所在地的河南。她覺得這足夠荒唐，為了給吉林方面施壓，她不得不回老家再補辦一張暫住證。
對立情緒開始在繩索兩端蔓延，一方視對方為惡霸，一方視對方為刁民。這種緊張到「十八大」期間達到頂點。那段時間，某縣的政務要聞上一篇自我表揚稿的標題是：《××縣多舉措實現了十八大期間上訪「零目標」》;而北方某省甚至制定了有一人進京上訪相關幹部先行免職的「規矩」。
「基層政府想到辦法也沒用，政策是上面制定的，指標是上級政府下達的。上面不知道你如何截訪、如何做思想工作、如何維穩。」那位基層官員說。
為了政績，基層政府對策隨之產生。2007年，河南一位縣政法委書記在全縣信訪穩定工作會議上說：「上級這樣考核，我們只能與時俱進，適者生存嘛!今後，發生上訪必須銷號。銷號只是經濟上的付出，不銷號就是政治前途上的損失……」
他所說的「銷號」，是指花錢買通省、市甚至北京負責信訪登記的工作人員。他說這話那年的頭3個月裡，這個縣的25起進京上訪案例，只有1起被登記在案。
吳桂華們只好選擇更加「沒有辦法的辦法」。她性格外向，很快就融入了上訪者的圈子，便跟著大家去攔前總理朱鎔基的汽車。另一些上訪戶甚至跑到外交部上訪，「你說到底哪個部門說話管用呢?」
後來他們又去中紀委門前舉橫幅、唱自編「反腐歌」。因為「擾亂社會治安」，她被治安拘留5天——她有些慶幸，在勞教未暫停的那些年，她甚至可能因此被勞教。
此前數年，基層維穩壓力曾催生過一個全新行業。2010年，一家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浮出水面。在被查處之前，這家以關押、押送進京上訪者為主業的公司，在北京設立多處「黑監獄」，並與地方政府簽協議，以暴力押解他們返鄉。
直到2013年初，全國多地才開始終止信訪考核排名——這恰恰是於建嶸多年前提出的建議之一。
長途車站
上訪無果的訪民，會在永定門長途汽車站登上駛向北京站的20路公交，那意味著他們踏上歸途。8月這一天，車站的人群中不知誰說了句，「上訪3年，問題解決不了，就回不去了。」吳桂華說，誰也不願白白葬送自己申冤的那些時間。
72歲這年，黑龍江人郝太生沒意識到自己「回不去了」。那天，他正蹲在路邊點燃垃圾，準備煮上一鍋撿來的晚餐。這晚他撿到了肉，心情不錯。二十幾年前，他坐著20路來到這裡。1995年，因為不滿交通事故賠償，他開始上訪，又因為過於執著幾次被勞教。
後來他獲得了賠償，但他還想要因上訪被勞教的賠償，每年都要再跑回北京。這樣的上訪者，在附近賓館拉客的年輕人見過很多：「很多人的上訪，最初都是因為小事，最終問題越滾越大。」
這些被主流世界拋棄的上訪者屬於另一個隱秘的世界。幾十年裡，在北京南站的東莊一帶，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者，組建起一個五臟俱全的小社會。
20路經過永定門長途汽車站，就有這樣一個打扮怪異的上訪者：他把頭髮盤得像個道士，在路邊為人刮痧祛病，一次10元，讓他能吃上盒飯。他的攤子上寫著「刮痧」，也寫著「代寫訴狀」——久病成醫。
坐在他旁邊的殘疾女孩，上訪之餘幫其他訪民寫信封餬口。更遠處，有訪民在賣打印成冊的「中央領導人通訊錄」和「上訪地圖」。5塊錢一本，往往印著總書記習近平、總理李克強的照片。這種資料老上訪戶不會去買，他們自己就是一張上訪的活地圖。
在這裡，你最好不要去打擾他們。因為如果有一個上訪者向你訴說冤情，立刻會引來更多人把「材料」塞給你——儘管你說你根本無法幫他們反映問題。
來訪接待司旁的那一站，有人賣「記者」名片，上面寫著「新聞與廉政監督網張德坤」、「中國維權網、中國權益保護網宋元武」……
山東上訪者袁湯彩給「記者」張德坤送去了5000塊錢(開始對方要價1萬)，最終只換來一張打印在A4紙上的「報道」。張德坤還騙她：可以幫她給地方政府發函解決問題。
為了吸引更多生意上門，這伙打著「新聞與廉政監督網」旗號的「記者」，以20萬一年的價格買下內蒙古一家名為《商務時報》的報紙的周二版，少量印刷，只在信訪局旁的門口針對上訪戶售賣。
那筆錢袁湯彩去討要了兩次，沒要回來。這筆錢夠她在15塊錢一晚的私人旅店裡住一年，如今卻只換來一個毫無盼頭的「希望」。
其他的角落
其實每個人在絕望前都曾懷揣希望。
20路車上還有這樣一位老人，她不斷自言自語，講述自己一雙兒女被地方官員害死的故事。那天的公交車上，人們更關心擁堵的路況和霧霾的天氣。老人繼續對著空氣講述，繼而開始念叨，再解決不了問題就要戳瞎那位官員的眼睛。車上沒有人知道，老太太是因「瘋」而上訪，還是因上訪而「瘋」。
2008年，北大教授孫東東因「老上訪專業戶99%精神都有問題」的言論成為眾矢之的。一些情緒激動的上訪者聚到北大門口抗議。輿論漩渦中，兩個原本可以被討論的名詞定義被忽略——「老上訪專業戶」、「精神問題」。
在那以後，常接觸老上訪專業戶的記者和律師，有時也會談起那次爭議。人們開始發現;有一些執著的上訪者其實並非被社會，而是被自己逼上了絕路。
齊連芳就是如此。他85歲，租住在地下室裡，那間幾平米的「房間」讓人絕望：一張鐵架床、一個破書桌，房頂上穿插著發霉的金屬管道。
此前四十多年裡，「討清白」是他生命的主線：他本是總參某招待所的售貨員，1970年代，在「一打三反」中被認定為「貪污犯」。他坐了5年牢，卻始終堅信自己清白。出獄後幾十年裡，從信訪部門到法院系統，他每個禮拜都要跑上幾次，始終無法翻案。更重要的是，當年那些證人早已不在人世。
「這麼多年過去了，當年這些還重要麼?」
齊連芳似乎並沒聽懂這個問題。他仍然來回講著自己的申冤故事——他曾一遍一遍地講給「青天」們聽——這已經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因為不斷申訴，他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很多記者的郵箱、微博私信裡，都存著一兩個這樣的故事。主人公們有的也曾坐上20路公交，義憤填膺地把一份份材料寄給報社、送給領導。他們掙扎、上訪，期待拯救，生活像被打上死結。記者們往往不會回復，因為不知該告訴他們現實，還是繼續為他們編織「希望」。
曲華強就是一個生命被打上死結的人。2012年9月3日，因到鎮政府上訪受阻，這位高位截癱上訪者在鎮政府大院內引爆炸藥身亡。
馬家樓裡，吳桂華見過另一個坐著輪椅的山東男人。後來，她聽其他上訪者說：那人是製造首都機場爆炸案的冀中星。實際上他們搞錯了，冀中星並未來過馬家樓，而是直接坐上了前往機場的出租車。可謠言依然在上訪戶間流傳。
兩個月前，廈門一輛公交車上，一個叫陳水總的上訪者引燃汽油。那時，一條微博廣為流傳：「從某種意義上說，那輛被炸毀的公交車，很像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大家都在同一輛車裡，如果一個人絕望，那麼所有的人都不安全……」
十字路口
當夜幕慢慢降臨，北京南站，上訪者的聚集處開始變成一個不用擔心截訪者的世界。
在20路車站旁的十字路口，他們打開湊錢買的音響，揮舞國旗跳起舞蹈。圍觀者也都是上訪者，邊看邊在地上攤開自己的「冤情」。
那天第三首歌，叫《傷不起》。
人群中，吳桂華最為顯眼。她穿起綠色花裙，絲毫不像上訪者。她堅持穿漂亮裙子，因為「這是對別人的尊重，也是對自己的尊重」。
舞者情緒被攝影師鏡頭掀起，一個神神叨叨的男人湊過來擋住鏡頭，吳桂華生氣地把他趕開。對她來說，漂亮的花裙子還意味著，她要提醒自己，她跟他們不一樣，不能像那個男人那樣「無法回去」。
舞隊的另一側，兩個上訪者在護欄上纏滿小國旗。一個女人插上另一隻音箱，對著話筒試了兩句：「演唱會現在開始。」
這場演唱會，觀眾只有路旁兩排白色的隔離欄杆。女人說，今天她「帶來第一首歌，《江山》」。
無人理會她那沙啞、業餘的嗓音。夕陽和音樂裡，幾位上訪者等待著公交——或許通往回家的路，也可能代表另一場「抗爭」的開始。
公交進站，人群的嘈雜沒能蓋住女人的歌聲，劣質喇叭夾雜著噪音，使得「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的歌詞略顯怪異，在空氣中流蕩。
20路公交的玻璃窗，被最後一縷陽光染成金色。當太陽再次升起，並無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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