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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王岐山相交好 曾合蓋被子


http://news.wenweipo.com   [2013-09-08]    我要評論

1984 年莫干山會議在杭州召開,與會人員是從全國各地提交的論文作者中選拔出來的青年才俊,會議就國民經濟的熱點進行了激烈討論。但在當時,這種討論與集會,帶有一定風險。據柳紅所著《八零年代: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黃江南這樣談風險應對:「政府是由人和部門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還有國務院總理的秘書李湘魯、張勁夫的秘書孔丹,以及王岐山。他們來,我們心裡踏實了很多。當時不像現在,沒幾桿大旗不行。沒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間。」

20世紀的最後20年,中國歷史又一次呈現出劇烈與複雜的局面,全國上下依舊在探索。1982年,王岐山進入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次年入黨,6年間成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所長、正局級研究員。1988年起,歷任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併力主建行改制、中金公司的組建等中國金融界大事。從此兼備對中國根本問題(農業)的認知和對國際潮流(金融)的把握。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王岐山被委任為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協助省委書記李長春處理廣信、粵海等國有企業資不抵債事件。為消除消極影響,他曾接受「聯辦」旗下《財經》雜誌的對話專訪,闡釋「窗口公司」歷史使命的結束,強調「誰的孩子誰抱」的市場邏輯在中國確立。

王岐山更為人熟知的危機處理是在2003年非典期間。他從海南任上被急召入京,上任第10天召開中外記者見面會,次日接受中央電視台《面對面》專訪,向百姓呈現、解釋當下抗疫局勢。一句口頭禪「說實在的」廣為人知。2004年,南方傳媒集團原駐京辦事處主任、原駐京首席記者方進玉曾在面訪王岐山時提出:「去年(2003)抗擊非典的記者會,面對全北京、全中國的大恐慌,面對國內外記者那麼多刁鑽問題,你的應對太精彩了……只有一個地方,你公開讚揚美國的《紐約時報》『不愧為《紐約時報》',還讚揚美國記者『提的問題就是尖銳',容易讓人產生聯想,以為你在暗諷國內記者提的問題不尖銳。電視直播一出來,我就擔心你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回答,受到中央領導的批評呢?」

王岐山回答說:「沒有啊。去年舉行的新聞發佈會後,中央領導都表揚了啊,說我是放得開、收得住。」

據方進玉所知,「王岐山為那次新聞發佈會做準備時,他的那些發言提綱--特別是針對外國記者必然會提出張文康、孟學農被免職的問題,其答覆的核心內容,應該已經得到了當時市委書記劉淇,甚至是中央高層的認可。」

王岐山的張弛有度、應對得當也曾讓世界衛生組織的媒體專家印象深刻。2003年勞動節這天,時任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鄧小虹在參加世衛組織培訓時碰到代市長王岐山。據當時媒體報道,鄧小虹說,在模擬發言環節,王岐山主動要求第一個來,回答法國老師模擬的外國記者提問。重放錄像時,「王市長的錄像幾乎成了講解的樣本。」法國專家對王的評價是:「一個非常有主見、有見地和有決心的領導,他不會讓記者牽著鼻子走,而是用自己的思想引導記者從政府工作和政府努力的角度去問問題。」

王的話語能力由此可見。吸納民情,講解官方,直面輿論監督,對老百姓說市井之語,對外國友人講述人情故事,穿梭在各種不同的話語體系之中,不迴避問題,致力於解決問題。

美國前財長保爾森在自傳《峭壁邊緣》中記述了自己親歷的2008年金融危機,多次提到他跟王岐山打電話。當時王岐山是主管外貿和金融的副總理,多次與保爾森在中美經濟戰略對話中打交道。保爾森稱,自己視王為值得信賴的老朋友。保爾森曾這樣評價王岐山:「我所認識的王岐山行事果斷,好學好問。他是一個執著的歷史學家,喜歡哲學辯論,還有著略顯頑皮的幽默感。」

跟保爾森類似,美國第24任(2001至2009年)勞工部部長、同時也是第一位美國華裔部長的趙小蘭女士,對王岐山的外事交往能力和風格,同樣印象深刻。

趙與王第一次真正接觸,是在2008年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期間。趙對王的第一印象是「開朗、有風度、健談,讓每個人都覺得舒服」。

「王先生的自信、坦誠,與來自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夠輕鬆地交流。他不懼怕承認,甚至是非常開誠佈公:中國面臨著許許多多挑戰。他把這看作是幫助別人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積極途徑。」趙在回復本刊的電郵採訪時說。

「(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閉幕會上)他把準備好的講稿放在一邊,這是前所未有的場面。他坦承,在這樣重要的場合,這麼做是冒有風險的,但他的脫稿講演『來自真心 '。」趙小蘭說,「這一點尤其為美國為政者們所賞識,他們更喜歡這種非正式的交流,有助於建立一對一的合作關係。這樣一來,領導人之間的交談會非常坦率,難點突出。」

一個典型例證是,「他以他的絲綢領帶來解釋中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看法。他說,對於中國人來說,知識產權是個比較新鮮的問題,人們第一次知道它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而現如今,全球的人們都戴著中國絲綢製作的領帶,因為中國人把自己的發明與世界分享了。」這個故事盡力消除美國人對中國知識產權意識淡漠的批評甚至憤怒,讓趙小蘭記憶深刻。

「他講故事,甚至講笑話,我們以前從未想過中國的高層領導人會運用這樣的交流方式。在美國,為政者用故事或者笑話作為他們演講的開始,以便讓受眾放鬆,是很常見的。所以大家非常喜歡王副總理的方式!……他的演講直率、有趣、見解深邃--這真是讓觀眾難忘!」

2009年赴美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其不意,贈予王岐山一隻籃球作為禮物。王年輕時確是籃球愛好者,還在記者面前秀了轉球技法。王平平曾開著玩笑問過王岐山,奧巴馬送你那個籃球要不要交公?王登時表現得像個孩子:憑什麼?

同樣在這次赴美談判期間,王岐山和美國財長蓋特納接受PBS(美國公共電視網)《查理·羅斯秀》的聯合專訪。時政訪談資深主播查理·羅斯問王岐山:有人說美國要遏制中國發展,你相信嗎?王回答:「美國政府包括奧巴馬總統多次說,希望中國繁榮發展……我相信你們總統說的話。」

老到的主持人又問:你覺得中美之間最大的誤解是什麼?

王直接說:「美國人對中國不是誤解,關鍵是不瞭解。」

在訪談即將結束的時候,查理告訴王岐山,他最近拜訪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他說你是他最愛打交道的中國人。他對你好一通表揚,說希望你永遠履職,永不退休。」接著播放了一段查理與李光耀的對話。

李:我願意跟王岐山做生意。

查理:……有人說他會繼續供職於政府,儘管他已經65歲了(此處有誤,2011年王岐山63歲--編者注)。

李:是的,如果我是中國人,我會讓他一直留任。沒有人(在一些特定方面)能勝過他。務實、強硬、幽默、機敏,做正確的決定--就中國的立場而言。

鏡頭轉回演播室現場,王岐山自然地接過話頭,問查理:「你和他見面的時候,他桌子上是不是還有一個孔子的像?」在場3人一起大笑起來。

「我在90年代到他辦公室和他談話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個談話桌子上擺了一個中國的孔子像。李光耀先生應該說是,走出了一個很獨特的『城市國家'的發展之路。他既用了東方的文化,也用到西方的文化。應該說在某種意義上,文化上用東方的多,而在制度上用英國的多。」

扭轉了劍拔弩張,訪談在輕鬆愉快中接近尾聲,王岐山指指自己的耳麥翻譯器,一語雙關:「我現在才習慣這種談話方式。」節目在查理「希望我們下次談談歷史」的邀約中結束。

該嚴肅時強勢、威嚴,該放鬆時大聲說話、大聲笑罵,王岐山分寸感極強,公職與私人領域界限分明,上得廟堂,下得田間,中間理順得各樣關係,強硬與妥協並濟,以求問題解決。

2004 年面訪時,王岐山曾和方進玉聊起中央電視台新址規劃問題。王說:央視新址建在北京CBD的核心區,這裡本來就很擁堵了,但央視和廣電部報送給北京市的規劃圖,仍然希望把央視新址整體圍成一個封閉大院子,我只好不斷與他們協商,請央視一定要對新址的規劃作些修改,給市政留出兩條路。

「我聽他說,儘管當年的央視台長和廣電部負責人反覆說,央視的安全警衛很特殊,留出公共道路不方便,希望把央視新址及其附屬設施全部封閉起來,但王岐山一直堅持說:不行。不能因為你們的新大樓,就把CBD本已擁堵的交通,搞得堵上加堵。還好,經由王岐山的一番勸說和堅持,央視和廣電部的領導終於同意修改規劃了。」方進玉說。

新的歷史使命

十八大七常委亮相後,王平平接到電話:岐山怎麼分管中紀委了?

這是執政黨新班子上台後被輿論熱議的話題。中紀委書記一職,跟王岐山副總理任上的職責無直接相關,他的工作履歷中也沒有類似情況。惟有「救火隊長」的「稱號」一脈相承。腐敗問題是當前中國政治的最緊要問題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我們要警醒啊!」

王岐山履新,雷厲風行的行事方式也一起到任。中共中央貫徹「八項規定」,改進文風、作風、會風的新氣象,對王來說,這是多年來一直的行政方式。

據農研所時的同事回憶,王在聯絡室主事期間,「不說廢話」。到杜老(杜潤生)那裡開會,瞭解完情況,交代下去待辦事宜,就散會,「簡短」,「辦事風格非常明快」。

通報紀委系統自行清退會員卡的會議,只用了20分鐘。中央紀委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為防止秘書代筆,王岐山現場給大家佈置作業,結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實際寫一篇學習黨章體會。他在見外國友人時笑稱:以前就怕念稿子,現在得了濟了(編者註:得濟,北方方言,指有益、得利)。他在與相關專家座談時,也要求學者們不要念稿,簡短、直接表達觀點,去掉「尊敬的王書記」之類的寒暄。座談末了,還推薦大家看《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引發一場中紀委內外、全國讀史熱。

據中紀委工作人員說,他在中紀委辦公的時間遠遠超過在中南海。

2013年1月,王在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發言中說,治腐「當前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顯示其現階段的工作思路。

綜合媒體已有報道、接近中紀委人士的介紹以及《紀委監察幹部工作手冊》等方面的信息,中紀委原來設置8個紀檢監察室,1室管國有企業,2室管金融機構,3室管教科文衛,前三室不涉的其他中央機構及國企由4室監管。5-8室分管各省、市、自治區。王上任後,新成立9室、10室,將5、6室拆分,新的對應方式為:5室對西南,6室對華北,7室對華東,8室對中南,9室對西北,10室對東北。

「(比如)原來一個室下面三個處,一個處要管兩個省,現在可能一個處只管一個省了。(查處)力度肯定大了。三四個人只盯一個省,一個省能有幾個省部級幹部?……這幾個省的官員肯定都睡不好覺。」上述知情人士說。

在這次中紀委監察部內設構架的調整中,原黨風廉政建設室與原糾風室合併為「黨風政風監督室」,原執法監察室和原績效管理監察室合併為「執法和效能監督室」。所以機構總數保持不變。

「……績效室原來就是做行政審批、效能監察、行政問責。(王認為)效能這個應該(多)是國家公務員局的事情。這個科室是2011年才成立的,他來了立刻就撤了。」接近中紀委的人士說。

除了立竿見影的查辦案件力度和富有效率的網絡反腐舉報反饋,學界和坊間更期待反腐領域的頂層設計和制度改革上的穩步推進,諸如官員財產公示、反腐敗立法等正在試點或籌謀的長效機制能夠逐步確立起來。在改革推行過程中,在面臨複雜局面時,極高的政治智慧、果敢的決斷力和中央高層的同心聯動都甚為重要。

廉政專家任建明說今後十年為「反腐成功的機遇期」,「這十年我們一定要跳出過去的怪圈,越反越嚴重的怪圈,要讓人民看到希望,要找到出路」。

王岐山的老朋友們也對他的新使命抱有很高期待。

農研所的老同事評價王是個「非常尊重紀律,遵守紀律的人」。

有一例證。王岐山任北京市長期間,一次周末私人駕車外出時,在某停車場停駐時間較長,出場時被收費師傅認出,後者執意不肯收取停車費。王岐山跟他糾纏了幾個回合,後車已經開始不耐煩地按喇叭,王只好駕車離開,周一便讓身邊的工作人員順道去把停車費補交上了。

方進玉曾聽一位知情者說,「王岐山到北京工作後(2003-2007),市政府給過他一套房,但王調離北京、到國務院做副總理後,就把那套房交回去了。」

2004 年,王岐山對方進玉說:「許多人說我是臨危受命、抗擊SARS--挽狂瀾於既倒,其實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這是一種歷史機遇。在廣東做副省長也罷,到北京做市長也罷,都是歷史機遇。……我是學歷史出身,站在歷史長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調你來了,既然歷史給了你這樣一個機會,那麼你只能盡力去做。從1980 年代開始,我調來調去,工作經歷確實很雜,但我從事的工作門類越多,參加工作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業各個領域,有學問、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麼?因此,每到一個新單位,我總是希望低頭拉車,多做實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學習。」

王岐山的這番自述,在今日更艱巨、被寄予厚望的歷史使命面前,或許仍然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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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ShelleyP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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