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據大公網引述多維新聞網報道，可以說，中共依靠歷次群眾運動贏得了政權，在最為關鍵的時刻，大多數民眾都站在中共一邊。而隨著物質的高速增加，群眾似乎一度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面。習近平上台執政，堅定地佈置他的群眾路線運動，力圖讓群眾回到政治的主體中，劉雲山則被選定為踐行此項運動的操刀人。
在這場運動開始之初，不僅西方媒體抱著懷疑態度，在中國輿論場中，許多人也不看好，如有觀點擔憂其淪為「形式主義」，浮於表面，草草了事。或認為它仍然擺脫不了「運動」屬性，如一陣風吹過，治標難治本。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中國政治教授克裡·布朗(Kerry Brown) 2013年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就認為，中共領導人「嘗試群眾運動，可能會自找麻煩。」
令絕大多數人沒有想到的是，在強力推行一年半後，中共的黨風和官風悄然發生著深刻變化。香港和台灣的商人，對大陸開始變得有些「陌生」，他們曾經習慣了十多年間與官員們觥籌交錯、迎來送往的熟悉節奏忽然間消失了。一位香港商人曾向多維新聞感歎，以往自己每次赴京，都要張羅大小飯局，所宴賓客也多是「達官貴人」，但是現在，自己「已經根本請不到人了」。而中國的民眾感受應比商人們更直接，圍繞他們身邊的各類「辦事難」問題得到了明顯的改變。一家西方媒體都認為，「中共的群眾路線與整風運動給群眾省了錢」。中國網民則將其稱為中共歷次「整風運動」中「最見效」的一次。
「自我開刀」式的運動
即便如此，劉雲山似乎並不敢鬆口氣，對群眾路線的繼續推行並不罷休。他近期曾聲稱，教育實踐活動正處在關鍵階段，越往後越需要持續用勁。這不難理解，劉雲山相當清楚習近平對此項任務的迫切度和實現最終目的的路徑。今年5月，習近平格外強調群眾路線運動「制度化」。劉雲山隨即具體佈置，誓言對官員違反制度零容忍，尤其提出群眾運動防止短期效應，「確保活動不虛不空不偏、不走過場。做到真改、實改、徹底改，努力根除作風頑瘴痼疾」。更多的官員終於開始明白，至少在習近平任內，他們不能再幻想回到過去的日子。其實早在去年年底，劉雲山就提出「用機制規範權力運作，以制度機制固化成果」，只是那時大部分官員並沒有意識到「狼會真的來」。
當山西省的官場發生巨大震動時，習近平派出劉雲山代表中共赴太原「坐鎮」。當時外界猜測紛紛，解讀其中政治含義，因為上一次政治局常委坐鎮地方大員任免的案例還是發生在2010年的新疆，當時正是時任黨校校長、書記處書記的習近平出席。對此有觀察人士認為，對於習近平來說，類似山西的事情，不會因打掉幾隻「老虎」就罷手，如此也難向民眾交差，而是更需要黨建與幹部治理適時的跟進，更需要建立一個良好的「政治生態」。中共治黨，亟須借此走向「制度化」，這才是劉雲山趕赴山西「訓話」的主要原因。
海外觀察者認為，劉雲山扮演著「農藥噴灑機」的角色，他需要大面積噴灑不同農藥，從整體上消除中共黨內的各種「病蟲害」。加上王岐山的「打虎拍蠅」，劉雲山與王岐山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在習近平的統領下形成了「治黨鐵三角」。在近兩年的群眾運動與反腐中，官方公開宣稱有7萬多黨政官員受到不同處理。中國民眾切實感受到了這種變化，他們唯一擔憂的是這種變化是否長久，能否真的形成制度化。而在分析家眼裡，他們更關注透過群眾路線運動是否能夠實現這個國家綜合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劉雲山所肩負的這項正是實現於此的核心路徑。
如何治黨，如何借助群眾的力量實現「革命」的目的被中共譽為賴以生存的法寶，從延安時期開始，就一直是擺在中共領導人面前的「老問題」。十八大過後，上任之初的習近平，懷著「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政治勇氣，開始直面這個老問題，喊出「我們要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來一次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之言，展示出要讓中共八千萬黨員「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決心。劉雲山在具體佈置此項工作時也在告誡官員們「對人民群眾要有敬畏之心」，「群眾的意見就是我們的鏡子」，他甚至還聲稱，中共要有「自己拿起手術刀」的自覺。改革是自覺的，割除藩籬和痼疾。
群眾路線所展示的改革挑戰不僅不輕鬆，更需抱著自我開刀、自我革命的勇氣方能完成。劉雲山在接手後每一次的講話與推出的實施辦法，背後都有習近平的影子。從頗感棘手，到效果顯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劉雲山和他執刀的群眾路線走向了正常軌道，中共一種新的政治氣象終於初現。
這種政治氣象的改變，在中國官僚內部引起的震動不再是虛無縹緲，越是高層的官員對這場運動的切身感受越直接。與北京高官接觸頗多的商人向多維新聞感歎，「現在即便請熟知的副部長級以上官員吃飯敘舊也是難上難」。據瞭解，由於黨內整風與群眾路線相互結合形成的多重氛圍與壓力，現在級別越高的官員，更傾向於在辦公場所會見來訪者，而不會選擇在家中或會所性質的地方。這種轉變的好處讓高官夫人感受最深切。她們發現自己的丈夫不再整日晚上醉醺醺，或者夜不歸宿。當然，他們跟子女在一起的時間也在增多。
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民間就「酒風就是黨風」傳出過很多詼諧的橋段。亦有很多官員與官員之間，官員與商人之間，通過「酒桌的腐敗」結成了所謂的小圈子政治與政商關係。這些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結成的集團、派別，多為爭奪權利、排斥異己，在中國政治史上被稱為「朋黨」。中國古代官場，士大夫結黨是常事，發生朋黨之爭也是常事。東漢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黨爭、宋代的元祐黨案、明代的東林黨案便是其犖犖大者。如今中國的官場，隨著改革開放所產生的重大利益訴求，實際上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朋黨，如周永康案件實際就是規模龐大的朋黨窩案。大大小小的朋黨，大都是在酒桌上逐步結盟，也是在酒桌上商討、分割自己的利益，這就是「餐桌政治」。中共最高層實際上亦瞄準了「朋黨」現象，無論是整風、群眾路線還是反腐，徹底整治「朋黨現象」是他們不方便公開的核心目的之一。
的確，這種醉生夢死的酒桌文化弊害之大對中共而言或許是致命的。但如今，最起碼高官林立的北京發生了較為根本性的政治風向轉變。就如負責官員監察的人士所講，酒場少了，實際上是對幹部的保護，不僅保護了他們的身體，也讓他們與「灰色地帶」絕緣，營黨結私的機會就會減少，投入工作的時間就會更多。「酒場的變局不應只看給高檔酒店與會所帶來了衝擊，更應該看到藉此給整個官僚風氣帶來的積極變化」。
「接地氣」才能有底氣
其他國家絕無僅有的群眾運動，正在地球上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轟轟烈烈地開展著。而群眾路線的實質則是中共這個政黨在新時期的重新建設。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中，排名第五的劉雲山同時擔任中央書記處的常務書記，這意味著他是主管所有黨務工作的「黨務大管家」。
而群眾路線運動實際上是一場中共七常委都投入的運動。他們都有稱之為「聯繫點」的固定地區。經過兩輪這樣的集中運動，常委們從省級躍到了縣級。如第二輪運動習近平的聯繫點是河南蘭考縣，而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的固定聯繫點分別是內蒙古翁牛特旗委、福建上杭縣、雲南武定縣、陝西禮泉縣、山東蒙陰縣和吉林農安縣。其中的絕大部分縣並不為人所知。
對於中國政治的觀察，一個很重要的角度就是觀察中共領導人的講話。他們最近在說什麼，在強調什麼?通過措辭和頻率，就可以預判下一階段政壇發展走向。對於習和劉的「雙重觀察」，是洞悉中共治黨思路的關鍵步驟。習近平作為「喚醒中國」的國家領袖，曾經的中央黨校校長，自然對黨建擔負統領全局的作用。劉雲山如今的黨務大管家身份亦非同一般。中共治國，向來講究「筆桿子、官帽子、槍桿子」三者並舉。「筆桿子」自然指宣傳系統，「官帽子」則被代指組織人事架構，而「槍桿子」就是軍隊等國家機器。在中共的概念中，中共政權的穩定，就需要這三者保持穩定。
頗令外界意外，在這三者中，劉雲山主管其中的二個。作為曾經的中宣部長，現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從高層分工上，劉雲山手中緊握「筆桿子」和「官帽子」，主抓宣傳、組織人事兩大權力要害領域。從劉雲山的講話、行動中，亦不難發現他是習近平忠實的支持者、追隨者。劉雲山不僅擔任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起草小組副組長的職務，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即深改組)位列第二的副組長，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即網安組)的副組長，亦主管著中共的組織部門，擔任著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副主任。手握如此多的權杖，劉雲山有充足的底氣去實施群眾路線。
既然稱之為「群眾路線運動」，如何「接地氣」，讓這個運動能夠「落地」，回到群眾中去，是中共高層思之再三的問題。如果不能讓群眾感受到群眾路線運動，即便再有底氣，再多的高層講話也是隔靴搔癢。通過群眾路線運動鞏固中共執政合法性，有底氣帶領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的也就如空中樓閣，難以達成。這也是為何習近平一再強調群眾路線運動不能淪為「形式主義」的原因。甚至直接促使了在今年第二批群眾路線運動中，中共七常委罕見地直接進入縣級政府參加民主生活會情況的發生。對此有接近中共高層的人士解讀認為，在中共決策層眼中，「接地氣」才能更有底氣成為他們共識。
海外在看待習近平發起群眾路線運動的動機，解讀這種講話「接地氣」的轉變時，更願意從他們青年時期的人生經歷談起。在觀察家眼中，領導人曾經的人生遭遇，將深刻影響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甚至治國觀，從而直接左右當下的治國方略。翻看執行官劉雲山的官方介紹，劉出生在內蒙古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中，學習、成長都在內蒙古這個邊疆省份。參加工作之初，他在農村學校做過教師，在農村參加勞動鍛煉。1975年至1982年，劉雲山在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當了7年的「農牧口」記者。此後又從地方的宣傳部幹事起步進入仕途，從赤峰市委書記任上調入北京。他是常委七人中最早進入核心政治局的委員。這些曾經的地方經歷，都能幫助劉雲山在推動群眾路線時明白「地氣」在什麼地方。
或許正是這種對地方上的瞭解以及調研，在此次運動中，對底層官僚機構與官員的衝擊最大，以至於很多只存在於底層的「潛規則」很難再有生存空間。有調研報告顯示，到最底層的鄉鎮，飯局減少了80%以上，自助餐和食堂就餐明顯增多;地方官員都曾經享用過的高級月餅、大閘蟹、名煙名酒名表等，在商店中呈現了滯銷的現狀，就連很多地方上參軍入伍需要送禮品卡的規則也一夜間化解掉。但地方上的官員由於自身的局限性，他們不會有太強的政治高度和抱負。一批數量龐大的地方官員，很多僅僅是害怕被舉報。他們明白，只要被舉報，上面就會嚴查，這跟過去是截然不一樣的。
其實，劉雲山主管的「官帽子」，也為群眾路線真正能見成效奠定了基礎，至少能讓那些官員們心存敬畏。「領導幹部要心中有桿秤，手中有戒尺」;「權也好，錢也好，名也好，都是一把雙刃劍，既會帶來鮮花也會帶來罪惡，既會帶來榮譽也會帶來鐐銬」。這種與以往不同的非官方式的表述，對公眾傳達了清晰的信號，又帶著強烈感情，向官員們直接表達了應有的態度。而劉雲山也依仗著多個領域的權力貫通，能順暢地推動這樣的大型運動。
整風事關中共歷史週期
中共十八大已至兩年，四中之後十九大在望。中共的治黨運動依舊處於發力期。「反腐、整風會否引來官員反彈?下一步將走向何方?」中共治黨在「接地氣」上還會再有怎樣的表述和舉動，常態性如何用更為清晰的制度確立?在群眾路線運動取得中共歷史上「最見效」效果的同時，這些問題也浮於海外觀察家們的心頭。對於這些問題的解答，後續還需要看習近平再有怎樣的動作和表態，劉雲山如何把握好這個方向盤，這始終會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當然，更需要看「群眾路線」的發展，是否對惠及普通民眾的利益繼續發生著深刻改變。
按照中共的說法，目前的群眾路線還沒有到治本的階段，只能是先治標才能再治本。這樣的群眾路線與整風運動畢竟才進行了兩年不到，靠這樣的一次整風就奢望根治多年的積弊顯然是不現實的。就比如劉雲山曾提及過的彈簧門與玻璃門現象，法律與政策是看得見了，但「慢作為」代替了「不作為」;政府的態度好了，但事仍不好辦，或者不真辦，問題又被拖了下來，彈了回去。這樣的「彈簧門」、「玻璃門」，把整風變成了「作風秀」。
很多人也持有一種中共「為了整風而整風」的觀點，擔憂其沒有系統性和連續性。此次整風設置了各級官員的辦公室必須遵循的面積，也的確清退出大量的辦公場所，但這些場所只是被清退而已，很多並沒有排上其他用場，閒置起來。各級政府在整風中節約出大量的財政資金，但這些資金如何安排，又流向了哪裡，也將會成為關注點。很多地方官員僅是怕被舉報才告收斂，監察機制弱化下去，這些官員又會我行我素，因此如何把包括群眾路線運動的整風抽像成中共新時期的強硬制度就相當關鍵。當然，在中國的官場上還有「整風過頭論」、「整風鬥爭論」等聲音，這些都需要中共及時盤點當前的整風方向與效果。
近期也注意到劉雲山在強調群眾路線運動「到了盤點交賬的關鍵時刻」，可如何盤點，如何交賬並非是簡單的事情，關鍵是盤點交賬後未來要如何做。有觀察人士就稱，這樣的整風肯定要持續下去，持續到什麼程度很難講。通過觀察習近平和劉雲山一系列有關於此的講話與行動，他們肯定是在考慮徹底革新當前的官僚體制與規則，建立一種全新的官場模式。但要建立這種顛覆性的新模式，就必須讓這種整風效果融入到後備幹部中去，卓有成效地傳導下去，才能形成一種新的官場文化。對中共本身而言，也只有這樣才可能跳出中國歷史上的政治週期律，找到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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