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從耀邦同志論黨內兩種矛盾說起
據新京報報道，耀邦同志認為，「必須明確那些嚴重違法亂紀，嚴重以權謀私，為了個人利益和本單位、本部門的小集團而嚴重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黨員，他們同黨的矛盾是屬於對抗的性質」。
當前的反腐鬥爭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解決黨內兩種矛盾的有效途徑。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反腐鬥爭具體佈置和運作上有戰略與戰役，長期與階段之分，但最終還是要看，依憲執政、依法行政，公民的公民權的目標實現沒有;防腐廉政的制度、體制、機制建立起來沒有。
大好形勢下
黨內滋生的消極現象
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黨風工作座談會」上講道：「我們現在有些黨組織，包括某些高級黨委，談不上有什麼健康的政治生活，關係學盛行，政治空氣淡薄。或者說，低級的庸俗的氣味太多，政治的原則的空氣太少。」
今天我國不管是肯定、擁護改革事業的人，還是否定、反對改革的人，都會對1978年改革的源頭、改革初期取得的成就，達成相當程度的共識。因為那時結束了動亂的「文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打破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對人們思想上的束縛;平反昭雪了「文革」及「文革」以前絕大多數中國共產黨內和人民內部的冤假錯案;並為社會主義改造以後，大量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摘了帽子。那時的農村改革和初期的城市改革，號召人們不吃國家的大鍋飯，不端政府的鐵飯碗，打破平均主義，鼓勵人們在傳統的一大二公的體制外，發展多種經濟成分，都是極得人心的開明創新之舉。人們第一次感受到在新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自己還可以自謀生路，自己創業，並為祖國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1954年，劉少奇同志在解釋我國第一部《憲法》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每個公民只要認識到，只要他沒有做過違法的事，他就不用害怕夜晚有人來敲他的門，憲法就會保護他的安全和自由。但很快《憲法》就失去了它的作用。1979年開始，我黨把法律、法制建設提到全國人民的政治、社會生活之中，我國的社會秩序、治安迅速好轉，人們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耀邦同志當時作為黨中央集體領導的一員，他當然會為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人民事業欣欣向榮的發展深受鼓舞。但外人不知的一種惆悵、憂慮、擔心卻從他心中慢慢升起。1986年4月9日，他在「端正黨風工作座談會」上做了題為《關於正確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的矛盾的問題》的講話。
耀邦同志在這次講話中毫不客氣地說：「我們現在有些黨組織，包括某些高級黨委，談不上有什麼健康的政治生活，關係學盛行，政治空氣淡薄。或者說，低級的庸俗的氣味太多，政治的原則的空氣太少。」他把這些消極現象說得很嚴重，又是在我國形勢全面轉好的情況下，他說的這些話，是否有些不合時宜呢?是否會得罪很多人，影響大家的工作積極性呢?
那時他說的「關係學盛行」，「低級的庸俗的氣味太多」，我們今天也不陌生!我記得整黨期間，我和父親有次談話。我說：現在改革的形勢很好，但一些人不願意改。改革方要說一萬條理由才能允許改，反對改革方只要說一個「不」字，就不能改。但能否對整黨中消極現象的處理也有節有度呀!未想到父親大光其火，嚴厲訓斥我：別人這麼說，你也這麼說!改革和整黨有什麼矛盾，怎麼不能統一!他這樣的態度，是我生平所未見。
1988年他已從總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那年我國物價飛漲，公款吃喝愈演愈烈，茅台酒價每瓶從35元飛漲到140元。父親提倡的四菜一湯的內部招待標準，早被某些生活「時尚」方式，在揶揄搞笑中取消了。為此，他在煙台根據李白的《月下獨酌》即興作詩一首：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
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
酒價年年漲，酒癮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滾他媽的蛋，為政在清廉。
暑期我帶著兩個孩子看他時，他拿出詩給我看，詩雖然寫得通暢幽默，行雲流水，我卻怎麼也笑不起來，因為他的詩還反映一種直抒胸臆的憂慮和憤懣。若干年後，我才慢慢醒悟過來，他在我黨的一個特殊的年代，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不管是否扮演的是一幕悲劇角色，但他扮演得有始有終，心口如一，我認為值得!他的言行沒有擬好的台詞，沒有固定的導演，不能算盡善盡美，卻一直在盡量追逐著一個人民公僕的真善美。2010年11月20日，胡啟立同志在紀念父親誕辰會上回憶父親對他的談話：「啟立，你一定要記住，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我們共產黨人決不可以魚肉人民!」
耀邦同志對黨內
兩類矛盾的梳理
耀邦同志將當時黨內的矛盾清晰梳理出兩類：一種是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另一種是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的矛盾。他把黨內的消極因素區分為這樣兩種，並提出了黨內對抗性矛盾的看法。
耀邦同志是如何認識分析黨內那時存在的各種矛盾呢?他清晰梳理出兩類矛盾。他認為：「一種是工作上認識上不同意見的矛盾;另一種是個人利益同黨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第一類矛盾，他認為有其經常性，只要工作、做事，就會有工作上、認識上的不同意見。這類矛盾絕不會因為我黨的方針、路線的正確，就消弭具體工作上的失誤、失策，但相關的經驗教訓可以總結，這就需要在黨的會議上，自由地發表個人意見，批評任何人，同時也應允許犯有工作上錯誤的人改正錯誤，只要在工作中努力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也允許保留意見。耀邦同志認為，這類矛盾在黨內一般不具備對抗性。
因為工作上、認識上的不同意見，而導致同志關係之間的裂隙、成見，一味上綱上線，必欲除之而後快，實在是一件令親者痛、仇者快的傻事。比如說，在思想領域中，有人強調反封建意識多一點，有人強調反資本主義意識多一點，難道不可以耐心多討論幾次嗎?耀邦同志在1986年4月11日一個座談會上說：「周揚同志是馬克思主義者。……即使有『自由化』的觀點，也不能說是自由化……社會主義生氣勃勃的創造，沒有氣氛不行……」
第二類矛盾，他認為大部分也屬於一種非對抗性的矛盾，如對黨和人民利益不關心、淡漠，而對個人利益斤斤計較。「但是必須明確那些嚴重違法亂紀，嚴重以權謀私，為了個人利益和本單位、本部門的小集團而嚴重損害黨和人民利益的黨員，他們同黨的矛盾是屬於對抗的性質」。他把黨內的消極因素區分為這樣兩種，並提出了黨內對抗性矛盾的看法。
他認為把黨內對抗性的矛盾與非對抗性的矛盾分清楚，關係極為重要。他說：「這是一個大界限。抓住這個大界限，才能把這種謀私的問題同工作上、認識上的不同意見和失誤區別開來。」當他說到一些黨員和黨產生了對抗性的矛盾，其中觸犯國法的，還要依法處理時，他又說出了一個新的法學觀點：「當然不是說，這種對抗性的矛盾就是敵我矛盾，這些人就是敵人。」
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過：「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這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作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耀邦同志說的黨內產生的對抗性矛盾並非就是敵我矛盾，這些人就是敵人。我認為他的想法和毛澤東同志的論斷，十分接近。看來他的這一觀點，也並非是什麼新的法學觀點，而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就應直接面對的，如何執政、如何依憲執政、如何治國理政最迫切的問題。
我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過：「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這是我黨轉移工作中心，又未忘卻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經過三十多年，我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出現了若干新的社會階層，我國憲法反映了這種深刻的社會變化。如何應對處理這些矛盾和問題呢?現在更多的是用法治理念和方法處理階級鬥爭問題。這是我黨執政以後，適應時代、歷史、社會進步的必然轉變。而毛澤東當年的思想即反映了這一歷史觀。我國切不能再以他的「文革」思維為指導，而拋棄了他光輝思想的一面、經過實踐檢驗正確的一面。否則豈不幼稚?
前些日子，有的同志說，現在強調階級鬥爭、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承認並堅持階級鬥爭觀點的人，不但是馬克思主義者，連法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政治家梯也爾等人也不反對。不過有些同志的認識並未分清我黨在執政前後，在階級鬥爭中所處的地位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的現實。說到專政，也需指明，我國的專政機器向哪個階級專政?又如何保障人民中的這一部分，不向另一部分實行專政?我認為毛澤東對於人民內部的犯罪，對專政的解釋更為占理，他這種理論、實踐工作沒有做完，沒有做徹底，就改變了初衷，現在正是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的必然趨勢，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做出個名堂，昭大信於天下的時候。
如何處理
黨內兩類矛盾
教育活動、反腐鬥爭具體佈置和運作上有戰略與戰役，長期與階段之分，但最終還是要看，依憲執政、依法行政，公民的公民權的目標實現沒有;防腐廉政的制度、體制、機制建立起來沒有。
兩類矛盾同時存在於黨內，那麼究竟如何分清輕重，妥善處理呢?耀邦同志認為：「現在我們黨內的主要偏向，不是對第二種矛盾搞過了、搞重了。」接著又說：「主要偏向是對這種矛盾認識不足，缺乏鮮明的立場，不敢理直氣壯地下手解決其中那些已經帶有對抗性質，甚至已經尖銳對抗的矛盾。這也就是鄧小平同志指出的：軟弱。我們應當努力克服這種軟弱狀態。」
我黨幾次下決心要解決這類對抗性的矛盾，解決那些把個人利益，小集體利益凌駕於黨和人民利益之上的，嚴重違法亂紀，嚴重以權謀私的黨內腐敗分子。這些人為了維護個人或小集團的既得利益，就公然踐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目前暴露出來的重大案件，無一不和權力和金錢聯姻有關。不需別人定性，廣大群眾早已對這類惡劣現象有了最鮮明、最生動的概括，那就是權錢交易、官商勾結、壟斷利益固化、輸送國家利益、既得利益集團、權貴市場經濟……但多次教育活動效果都不明顯。這屆黨中央，通過黨內群眾路線教育，制定了端正黨風廉政的八項規定，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多次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要遵守憲法，要依法治國;要進行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設。大的貪腐老虎固需打，成群的蒼蠅也不能讓它亂飛。有些大貪腐的高官，和黨的矛盾當然是對抗性的。
這場黨內教育活動、反腐活動，對中國共產黨的再生建設意義十分重大。當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貧富差距超過世上公認的警戒線;甚至出現了一些受某些公權部門保護的既得利益固化集團。這些弊症都已是不爭的事實。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竟然損害了人民利益，危害了共產黨機體的健康。當前的反腐鬥爭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解決黨內兩種矛盾的有效途徑。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反腐鬥爭具體佈置和運作上有戰略與戰役，長期與階段之分，但最終還是要看，依憲執政、依法行政，公民的公民權的目標實現沒有;防腐廉政的制度、體制、機制建立起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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