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網訊】剛剛過去的國慶黃金周，幾乎成為全國各大城市的「限購周」，到昨天為止，起碼有二十個城市推出了五花八門的調控政策，但是，效果會如何，卻讓人心有餘悸。在這一點上，任大炮之前有一句話倒是說得實在：在老百姓心裡，凡是限購的，都是緊俏的。
也正是因為這一條常識，在過去的十多年裡，「限購限貸」這貼藥膏，從來只讓疼痛稍稍緩解片刻，卻從來沒有藥到病除過。
在公共政策上，再粗的胳膊也擰不過「預期」兩字。
也有人給出了長效藥。在本周上街的《財新週刊》，胡舒立撰文《何為房市治本之舉》，提出「解決房價暴漲的扭曲狀態，說難亦難，說易亦易。關鍵還是下決心改革。只要從解決高房價賴以存在的土地財政入手，並改善宏觀調控手法，中國的房地產業就有希望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胡舒立的這貼藥貌似可以「一勞永逸」，可是，要從藥房裡熬出來，卻不知是猴年馬月。土地財政已成為地方政府的速效救心丸，特別是在營改增之後，地方預算內收入日漸減少，債務水平卻在持續抬高，摁下一個瓢，浮起來的卻可能是一塊更大的爛木頭。
去年以來的中心城市房價普漲，其實是建立在一些有目共睹的事實前提下。
首先是貨幣的超發。宏觀分析師萬由山在《上海證券報》上算過一筆賬，在過去的一年裡，泛影子銀行體系的增量已膨脹到傳統銀行體系增量的2.3倍。據他的計算，截至今年上半年，M2的真實增速約為20%。
其次，是產業轉型的困難，受增長乏力和消費不足的雙重困擾，從中央到地方，不得不再次回到加大固定資產投資的老路上去。
在這樣的宏觀形勢下，我們不得不有三個清醒的承認——
其一，承認政府是一個大地主，土地是市長們手裡最後、也是最有效的資產，對他們而言，不是要不要靠土地吃飯的問題，而是如何吃好、吃長久的問題;
其二，承認不動產的投資屬性，今天在各大城市搶購房子的同學，絕大多數不是沒有房子的人，而是被貨幣泡沫嚇壞了的中產階層，他們無一不是走投無路地被逼到那裡去的;
其三，承認房地產對中國產業經濟的拉動效應，它的復甦直接帶動了五十多個相關行業，今年以來，低迷許久的煤炭、鋼鐵等能源價格的上揚，毫無疑問是拜此次房產狂熱之賜。
如果對以上的兩點事實和三個承認還有爭議，那麼，中國的房價難題就真的缺乏討論的前提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達成共識之後，有沒有人摸出了一條新路子。
這個人是有的，他叫黃奇帆。
黃奇帆在重慶干了15年，市長當了6年，從2013年到2015年，重慶的GDP增長「三連冠」，領跑全國，可是重慶的房價卻波瀾不驚。在過去的五年裡，重慶GDP增長了98%，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55%，而房價卻只增長了12%。
就在最為瘋狂的這一年時間裡，從去年6月迄今，重慶房價只漲了0.4%，而且，既不限購，也不限貸。現今，重慶的房價不但低於成都、西安，甚至還比不上蘭州和南寧。
重慶的事實告訴我們，即便在當前的土地政策下，也有人可以讓經濟增長與房價上漲「脫鉤」。
黃奇帆的「武林秘籍」有兩條。
第一條，他當好了大地主的角色。重慶有一個獨步全國的地票政策，政府通過市場化的交易方式，在相對保障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前提下，牢牢控制了土地的供給和配置權。同時，黃奇帆是金融高手，被稱為「金融市長」，重慶的金融市場長期處在政府的強勢管制之下。地管住了，錢管住了，蛾子就飛不出來了。
第二條，黃奇帆治理房市，發明了幾個原則。
他規定，重慶每年房地產投資不能超過全市固定資產投資的25%;
他規定，政府出讓的土地價格不能高於房價的三分之一。
他還規定，住宅建設每平方公里要容納一萬人，工業園區用地，每平方公里不得少於100億元產值。
黃奇帆的這些原則，「簡單粗暴」，而且在任何一本中外經濟學或城市治理的教科書上都找不到，但卻非常有效。依我看來，在這幾條黃氏原則之外，可以再增加一項：一個城市的房價漲幅不得高於當年度居民人均收入的漲幅。
有了這幾個條條框框，沒有一座城市的房價是不可能被遏制住的。
在中國這個政府權力「無限」大、土地配置完全行政化的非典型環境中，再響亮的口號或自由主義主張都不管用，唯一可靠的是市長大人自己的初心和理性。
中國有句古話，叫「螺螄殼裡做道場」。
要把房市治理好，限購限貸是涼快一時的狗皮膏藥，土地財政改革遙遙無期，唯一可靠的，恐怕正是，全國的市長們像黃奇帆那樣，把自己關進「螺螄殼」裡，在那裡做好自己的道場。
責任編輯：千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