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潤良
【文匯網訊】(香港文匯網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過去70年，中國不僅在政制建設、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文化領域，中國文學也不斷走向世界，莫言獲諾獎、曹文軒獲國際安徒生獎、劉慈欣獲雨果獎等均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在邁向新時代的重要路口，中國文學又將如何發展演進？在重現改革波瀾與書寫中國故事方面，中國文學又應有哪些作為？9日，本網記者就上述話題獨家對話著名文藝評論家鄭潤良。
建國70年中國文學可分兩階段
記者：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您如何概括和評價70 來中國文學的演進與發展？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前景，您有何建言和預判？
鄭潤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文學可以80年代為界分為前30年和後40文學。前30年，由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國文學處於相對封閉的狀態。後40年，中國文學則是在與西方文學的對話中發展起來的，總體上整體呈現良好的態勢。可以說，今天的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在新的歷史節點上站到了同一條起跑線上。未來中國文學的影響力，有賴於中國文學聚焦獨特的「中國經驗」——獨特的前現代、現代、後現代雜糅交互的特殊經驗，有賴於中國作家從自身這一古老而龐大的文明體中汲取與現代世界、未來世界對接的智慧，以及理解世界的獨特方式，有賴於中國作家擁抱未來世界的想像力、格局和勇氣。
香港文學應繼續發揮融合中西之優勢
記者：2018年，香港文壇相繼送走了饒宗頤、劉以鬯、金庸等文學大家。對於香港文壇的未來，您作何期許？有何建言？
鄭潤良：我對香港文學一直抱著一種朦朧的美好期許。我覺得香港是一個獨特的文學飛地，是中西文學的關鍵樞紐。一方面，香港接受西方文學極為便利深入，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在香港依然很強大。香港文學的未來有賴於繼續發揮它融合中西文化的優勢。在年青一代香港作家身上，比如70後作家葛亮、90後作家程皎暘等人身上，我看到了這種希望。此外，《香港文學》在周潔茹女士的主持下所做的推介香港本土作家的努力也卓有成效。
書寫當代現實 期待偉大作品
記者：自2014年10月舉行文藝座談會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所提的文藝創作「有高原缺高峰」現象，一直是人們熱議的話題。對此您怎麼看？
鄭潤良：新時期以來，經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歷史主義小說等創作潮流，當代作家在對八十年代以前的歷史書寫方面已經取得了較為輝煌的成就，這種成就也得到了世界文壇的認可，比如莫言獲獎等。但在對於八十年代以來的當代現實的正面「強攻」方面，我們的作家雖然取得了較大的突破，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難。對於改革開放40年的當代現實和「中國經驗」，並沒有誕生與之相稱的偉大作品。現在每年都有大幾千部長篇小說，其中當然有很多精品力作，但可以說「高原」不少，「高峰」未現。
「中國經驗」複雜性為寫作提供豐富可能
記者：您如何評價當代中國文學創作的總體水平？
鄭潤良：經歷了80年代以來對西方各種創作潮流的學習後，中國作家已經較好地解決了「怎麼寫」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作家已經和西方作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莫言、閻連科、曹文軒、劉慈欣、郝景芳等作家獲獎也說明了這一點。而且，中國作家在「寫什麼」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西方發達國家因為現代性機制的成熟而進入了某種意義上的「停滯」狀態，這對於文學而言其實是不太好的。而「中國經驗」的複雜性與開放性給中國作家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可能。
文學新生代需先寫好「同代人」
記者：您認為，文學新生代在通向文學之路的過程中，需要做哪些準備？
鄭潤良：對於文學新生代比如90後小說家而言，寫作之路依然任重道遠。一部分作家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敘述和語言風格，另一部分作家則依然徘徊在寫作的初級階段，比如為寫故事而寫故事、忽略人心與時代的互動關聯，或者寫底層流於跟風、過於生硬，又或者寫現代主義題材表述晦澀不清。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他們進一步積累生活經驗和敘述經驗。此外，對於文學新生代來說，最迫切的任務仍然是寫好自己的同代人，書寫他們的生存處境與精神境遇，而後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生活與人群，書寫屬於他們的中國故事。在各種準備之中，我覺得個人的文字天分和基本的閱讀規模是必須的，同時還要做好各種案頭工作和「田野調查」，因為寫作不是閉門造車。
鄭潤良簡介：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篇小說選刊》特約評論員，博客中國專欄評論家。汪曾祺文學獎評委，《青年文學》90後專欄主持，《名作欣賞》90後作家學術顧問，《貴州民族報》中國文壇精英盤點專欄主持、原鄉書院90後作家專欄主持。主編「中國當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在場叢書、「銳勢力」中國當代作家小說集叢書等。
責任編輯：滅白